靚坤問道：“老左，香島中學的事情解決了嗎？”
左長旺不太確定地回答道：“解決了吧。學校的課程修改了一部分，英國人就讓那些人封住校門的人散了。”
靚坤說道：“華新社這是步步退讓啊！”
左長旺沒有說話，只是嘆了一口氣。
靚坤說道：“華新社里有內鬼。”
聽了靚坤的話，左長旺大驚，脫口而出：“你也這么想？”
華新香港分社成立于1947年，與華新社并不存在隸屬關系，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機構，香港分社實際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新世紀之后，正式更名為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
華新社香港分社有內鬼，這在香港的黨員中并不是秘密，而且懷疑對象就在主席臺前三排里面。英國人稍微施加一點壓力，就把碩果僅存的幾所左派學校的課程修改了，沒有內鬼，說出去都沒人相信。
靚坤說道：“老左，我知道你心向祖國，是一個有原則的黨員，而且你身手還挺厲害的，精通爆破技術，所以我想和你合作，把那些出賣中國人、出賣香港的漢奸內鬼揪出來，通通干掉。”
左長旺不可置信地指著靚坤說道：“你？”
靚坤說道：“怎么？懷疑我的能力？我知道你‘大圣劈掛’的高手。八極加劈掛，鬼神也害怕；劈掛加八極，神仙也難敵。但是，我靚坤也不是吃素的。”
左長旺說道：“我倒不是懷疑你的身手，只是你的身份…”
靚坤說道：“我是洪門中人。所謂洪字，就是漢人失其土。過去，滿洲狗入侵，我們就反清復明；現在，香港淪陷，我們就為香港回歸出力。誰擋在我們前面，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殺誰，神擋殺神，佛擋殺佛，不管他是漢奸國賊，還是英女王。”
左長旺說道：“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呢？”
靚坤說道：“我其實一直在經營一些生意，幫助解放軍減輕負擔，解決軍費來源。你不是從來沒去過天安門，沒瞻仰過嗎？下次我做生意的北上時候，帶上你，讓你見識一下我在大陸的人脈，順便幫你圓夢。”
左長旺說道：“我要看過之后再說。”
靚坤點點頭，說道：“沒問題。下個月，我就要去廣州了，你到時候請好假，跟我一起去。你有回鄉證的吧？”
走出廣州火車站，靚坤擦了擦頭上的汗，對左長旺說道：“老左，你這個人就是太死板了，我本來想說，讓你以‘陪同投資客商’的名義出公差，幫我省點錢的。你非要自己掏錢。到頭來還不是我出錢？”
左長旺說道：“你有錢，無所謂的，國家的錢都是要留下來建設社會主義的。”
靚坤搖搖頭說道：“你本來就是陪我到廣州談生意的嘛，你不是還帶著銀都機構開出來的介紹信嗎？”
靚坤回頭對蘇小妹和花塔餅說道：“你們兩個先在廣州玩兩天，我事情辦完了，就帶你們去音像公司，聯系你們出磁帶的事情。”
蘇小妹當然是很乖地點頭答應了。
花塔餅則說道：“坤哥，我們現在在香港也算是小有名氣的歌星，我們的唱片得過‘黃金唱片獎’、‘白金唱片獎’，還是雜志上說的‘金童玉女’。在大陸出磁帶而已，用不著專程跑過來一趟吧？”
靚坤給花塔餅吃了一顆板栗，說道：“你們不親自過來，怎么能體現我們公司的誠意？再說了，你們在香港那點名氣算什么？我是來給你們找一個能登上大舞臺、讓全世界數量最大的觀眾群體認識你們的機會。”
花塔餅問道：“什么大舞臺？”
靚坤眉毛一抖，說道：“天機不可泄露。”
左長旺罵道：“你特么真笨。全世界哪個國家人口最多？”
花塔餅搖搖頭。
左長旺痛心疾首地說道：“那就是中國啊。中國觀眾就是全世界數量最大的觀眾群體。你老大是想讓你上中央電視臺的‘迎新春文藝晚會’。”
靚坤點了點頭，說道：“確實是這樣。前年我在廣州就看過這臺節目，春節晚上全國播放，那個影響力，你想想。”
蘇小妹擔心地說道：“我們是香港人，能上大陸的電視臺節目嗎？”
靚坤說道：“所以，我要你們跟著一起過來，向大陸的電視臺和觀眾展現我們的誠意。發磁帶，只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帶著左長旺，結算完上半年的軍火交易款項之后，靚坤立即又馬不停蹄地帶著蘇小妹和花塔餅拜訪了太平洋影音公司。
此時的太平洋影音公司還在它的上級單位廣東人民廣播電臺的大院里辦公。深諳內地辦事之道的靚坤，如果不是死皮賴臉地拉了廣州軍區一個后勤參謀同行，還真進不去，院子門口居然還有士兵站崗。
聽了靚坤帶來的幾盤蘇小妹和花塔餅在香港發行的磁帶，太平洋影音公司負責接待的人員說道：“林先生，這幾盤粵語歌不能發，因為根據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這些方言歌曲的發行是要上級單位批準的。而且，目前并沒有香港歌手在國內發行磁帶的先例。”
聽到對方的拒絕之意，靚坤并沒有氣餒，而是繼續爭取，“現在國家不是正在搞改革開放嗎，怎么還能用過去的政策來限制這些事情呢？來抽支煙。”
靚坤把一包三五香煙拆開，給接待人員散了一支煙，然后把剩下的這包煙放在辦公桌上。
接待人員看了看辦公桌上的三五香煙，說道：“我剛才跟你說的就是實話。而且，你們是從香港來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我們國內有國內的政策。前段時間，中國音樂協會在北京西苑飯店開會，就研究過了要不要傳播港臺音樂。當時，鄧麗君就被反對者當作反面典型，不少專家認為像鄧麗君的歌曲綿軟，像極了，并且稱之為‘靡靡之音’。”
靚坤說道：“我不是不了解。據我了解，鄧麗君的歌早就進入國內了，并且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非常流行，否則那些專家怎么知道鄧麗君的？這是什么？這就是人民的選擇。說，人民喜聞樂見，你不喜歡，你算老幾？那些狗屁專家、草包領導，腦袋一拍，就跳出來搞事、秀存在，真特么惡心！”
接待人員可能也是飽受官僚主義之苦，也贊同道：“專家就是要標新立異，說人話、不放狗屁，誰捧他？不是草包，怎么能讓領導放心提拔？萬一你太能干了，把領導的位子頂掉了，那怎么辦？”
靚坤見事不可為，只好轉換方向，說道：“如果我能夠讓他們上‘春晚’，是不是就能夠拿到出版發行的通行證了？”
看著接待人員一臉懵逼的樣子，靚坤解釋道：“我說的就是中央電視臺的‘迎新春文藝晚會’。”
接待人員想了想，說道：“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話，那等于是國家政策，那當然沒問題了。”
靚坤說道：“好，那我就先往春晚的方向努力一下吧，等他們的歌上了春晚，我再來拜訪您。”
在很多人眼里，1983年的央視春晚是第一屆。但其實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臺春節聯歡晚會。
除了“文革”期間停播，從1958年央視成立，一直有春節晚會。1978年，中央臺復播當年就恢復了春晚。
1979年，中央電視臺就錄制、播出了這種“茶座式”晚會，名為“迎新春文藝晚會”，執導晚會的是鄧在軍以及后來《西游記》的導演楊潔。
——所以，后來楊潔導演搞《西游記春晚》也是有淵源的。
這臺晚會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屆“春晚”，不過，因為1979年全國的電視機不過485萬臺，沒有產生什么大的社會影響。
這臺晚會將香檳、交誼舞、斗牛舞等多個“洋氣”的創意融合在一起，達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晚會引用了芭蕾舞《天鵝湖》中節奏比較明快的一段音樂，男女演員換上緊身服裝，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為沒有考慮到大家是通過黑白電視看到這段表演，觀眾誤以為男演員沒穿衣服，女演員袒胸露背、穿著暴露，遭到不少投訴。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臺表演則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視春晚導演黃一鶴籌備節目的時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車上聽到《我的中國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問司機這首歌的來頭。司機說，在中英街可以買到這盤磁帶。黃一鶴趕緊去把《我的中國心》磁帶買回來，有幾經周折聯系到演唱者張敏明，一邊打報告，一邊準備排練節目。
就在節目基本成型時，黃一鶴接到電話：“不許用港臺演員，否則撤了你的春晚導演！”
黃一鶴一邊準備節目，一邊想方設法爭取上面同意。
直到臘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領導的干預下，拍板決定采用香港歌手張明敏現場獻唱。
靚坤本來想得挺好，先在內地發行磁帶，省得讓黃導演四處踅摸，誰知道出師未捷身先死。
其實，靚坤也沒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張明敏一起從香港來參加的春晚的還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蘭，出生安徽，小學四年級到香港和父母團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國》，獲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獎”。1984年參加春節聯歡晚會，成功地演唱了《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國》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蘭再次應中央電視臺的邀請，參加春節聯歡晚會演唱《故鄉情》，同年在上海發行《大地回春》磁帶，這是香港歌手在內地發行的第一盤原聲帶。
看來只能另辟蹊徑、曲線救國了！
靚坤又帶著一群人北上北京。
適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天安門廣場走起，看日出，升國旗，讓左長旺圓夢，讓蘇小妹和花塔餅補上愛國教育這一課。
此時的升旗儀式由北京軍區衛戍部隊的兩名戰士負責，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經過長安街時，還得給機動車讓行。升旗的場面也不夠莊嚴，國旗桿周圍都是封閉的，升降國旗時，戰士們需要跳進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觀。
寒酸的升旗場面，讓靚坤略微有些尷尬，左長旺卻是熱淚盈眶。
靚坤對港澳辦的陪同人員建議道：“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天安門廣場是印在國徽上的國家標志和標志，天安門廣場上的升旗儀式是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國家儀式。國家應該給天安門廣場專門配置一個國旗護衛隊，擔負升降國旗和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金水橋、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迎賓儀式的現場警衛光榮任務。”
經過港澳辦、宣傳部、文化部、音樂協會、出版署一圈打太極拳、踢足球、扯皮下來，出版磁帶這個事，還是沒戲。
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或者說張公吃酒李公醉，領導說了，看在他們的拳拳愛國心的份上，可以讓蘇小妹和花塔餅上中央電視臺春晚，作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國心》、《我是中國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國之情的歌曲。
走出中央電視臺的大門，花塔餅擔憂地說道：“坤哥，我們參加大陸的電視節目，會不會讓我們的唱片在臺灣被封殺？”
靚坤說道：“現在臺灣的經濟好，是唱片的重要銷售市場，這并不假。但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也只能舍魚而取熊掌。”
花塔餅說道：“坤哥，你這么看好大陸的發展？讓我哥在深圳辦廠，又讓我到大陸的電視臺演出。”
靚坤說道：“我們是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自信，我們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厲害，而大陸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不可能永遠這樣窮下去。”
覺得光是畫餅還不夠，靚坤接著又說道：“臺灣的政策也不可能永遠緊繃下去，遲早繃不住。”
1950年，銀都機構推出了一部叫做《說謊世界》的電影，一經推出就引發了萬人空巷。電影連放28場，場場爆滿，一票難求，被譽為“1950年香港電影代表作”。
蔣介石看了這部電影后大為光火，國民黨廣東黨部也大罵在香港的同事：“你們干什么吃的？讓共產黨出風頭，讓我們丟臉！”
因為這部電影通過描寫舊上海買辦、交際花、軍警之間勾心斗角的故事，揭露了國民黨曾經在上海橫征暴斂的事實。
片子大賣后，激起了各地華人的共鳴，反對國民黨的呼聲是一浪高過一浪。
整個5070年代，香港影壇就是兩黨斗法的第二戰場。雙方為了爭取香港的民心，都紛紛砸錢在香港拍電影。
早在1947年，國民黨在香港扶持的電影公司，拍了一部《國魂》，講的是南宋抗元的故事，把蔣委員長比作忠貞不屈的文天祥。
為了激勵軍心，淮海戰役時，蔣介石還特別派人把電影放給前線的士兵看，讓他們要戰斗到底。
這應該是文丞相被黑得最慘的一次。
1950年，銀都機構成立，《說謊世界》初出茅廬，就打到了國民黨的痛處。
因為有大陸的支持，銀都機構的取景特別方便。他們拍《蘇小小》，劇組直接飛來杭州西湖；他們拍《董小宛》，故宮專門為他們閉館。
不甘示弱的臺灣當局，馬上成立了“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并向香港各界宣布：沒有“自由總會”的批準，電影不能進臺灣！
港英政府明面上制止雙方的斗法，暗地里篇幫傾向臺灣的那票電影人，抵制大陸勢力。
在臺灣，不僅電影這種“大魚”要站立場，歌曲這種“小蝦米”也不能幸免。
被臺灣當局禁掉歌曲最多的，當屬最當紅的鄧麗君。
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被禁有幾種說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為期待八路軍來，是“為匪宣傳的左傾歌曲”。
臺灣民眾多能哼唱的閩南語歌曲都曾被列為禁歌。《燒肉粽》、《補破網》、《天黑黑》等因為當局認為歌詞暗指政府無能，導致民眾生活困苦而遭禁。
還有一首民歌《捉泥鰍》，原本歌詞是“小毛的哥哥，帶他去捉泥鰍”，因為“小毛”被聯想到，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可憐鄧麗君，在大陸被指責為“靡靡之音”，在臺灣又被懷疑為帶路黨，可以說是里外不是人。
——不過，這也可能是臺灣當局逼迫鄧麗君加入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套路。
真正讓雙方消停下來的是時間。1975年4月5日，老蔣去見了上帝；1976年9月9日，逝世。
小蔣雖然繼承了老蔣的“遺志”，但是為了維持政權，就沒有辦法再在意識形態上繼續采取高壓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