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震終于在黃大文的努力運作之下，得以保釋出來。
回到粉嶺別墅之后，蔣震就一個電話打到了臺灣，“曾大哥，你好，我是梅縣訓練班的蔣震。”
蔣震口中的“曾大哥”曾憲尹，此時已經病入膏肓，躺在臺北榮軍總醫院等死而已。但是，作為臺灣有數的國學大師，曾憲尹的病房里還是有電話的。
“小蔣，打電話到我這里來，有什么事情嗎？”曾憲尹有氣無力地問道。
曾憲尹雖然沒有責怪蔣震“無事不登三寶殿”，但是蔣震心里還是心存愧疚。
蔣震壓下心里的波瀾，說道：“曾大哥，英國人要拿我當做討好大陸的禮物，我在香港是待不下去了，希望國府能夠協助我到臺灣去。”
曾憲尹喘了一口氣，說道：“小蔣，這事你應該打給王局長，他現在是軍情局長，專門管這一類事情。”
蔣震聽到曾憲尹的拒絕之意，連忙說道：“王局長御前侍衛出身，我哪里高攀得起？還請曾大哥看在我們當年都打過日本人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兄弟感激不盡！”
曾憲尹嘆了一口氣，說道：“小蔣，你盤踞香港也有三十年了，這點事情還要打電話到臺灣來求助嗎？”
蔣震羞惱地說道：“我本來想求助于船王鄭浩云，想著以他和國府的密切聯系，作為中國航運的老總，陸軍總司令的兒女親家，總該賣這個面子，誰知道…唉，不提也罷。現在求到曾大哥面前，我已經是山窮水盡了。”
曾憲尹休息了一分多鐘才再次開口，說道：“我會王局長打電話的。你是抗戰有功之臣，不應該落得這樣的下場。”
說完，曾憲尹就掛掉了電話。
運作保釋了蔣震之后，黃大文又不得不投入到拯救程安的工作當中。
在了解的程安的案件情況之后，黃大文是有苦難言，只好勸說程安認罪，“蔣震得以保釋的前提就是認罪認罰，法官有可能據此認定那個紅包就可以證明你是三合會成員。根據《社團條例》，任何人，如為三合會會員或充當三合會會員，或冒稱或自稱為三合會會員，或參加三合會會議，或發現擁有或負責保管三合會或其分會之簿冊、賬目、字據、會員名表、印鑒、旗幟或者徽章，不論該三合會或分會是否在香港成立，即屬違法。一經公訴定罪，如屬初犯，可判罰款5萬港元及監禁三年；如屬再犯，可判罰款10萬港元及監禁七年。你只是初犯，法定刑為罰款5萬元港紙，監禁三年。如果認罪，我可以幫你爭取到只監禁兩年，不罰款。雖然出來之后，會有從業限制，但是總好過硬頂，然后被判處更嚴厲的刑罰。至于藏毒罪，經過辯訴交易，倒是可以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程安還有些不服氣，“文叔，我是冤枉的。你最了解我，我不是黑社會。我也不會藏毒。如果我認罪，那張耀祖對我刑訊逼供的這些毒打，我不就是白挨了嗎？”
黃大文安撫程安道：“小安，你不要激動。你也經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應該知道，法律是不講信任，只講證據的。現在形勢對你很不利，認罪是損失最小的辦法。”
程安說道：“那包毒品上面沒有我的指紋，是張耀祖那個混蛋砌生豬肉。”
黃大文繼續勸說道：“但是在前罪成立的環境下，陪審團很容易認定你藏毒也是成立的。要是你不認罪，難道要讓你老媽或者弟弟來認罪嗎？”
程安仍然沒有放棄希望，懇求道：“文叔，你打過不知道多少這種官司，幫幫我，我出來之后，做牛做馬報答你。”
“張耀祖當了十幾年警察，法官很容易認定，此案中的控方證人，包括張耀祖在內的當時負責搜查的警員均是誠實可靠的。他對你的刑訊逼供，手法很老辣，根本驗不出傷來。就算是想告他刑訊逼供都做不到。”黃大文一臉無奈地說道：“這件案子很難的。我到現在為止，都是在免費為你辯護。你從考取律師資格到現在，一直都在實習期，沒有賺多少錢，這種花費你根本承擔不起的。聽我一句勸，有錯要承認，挨打要立正。這次你衰了，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找回來就是了。”
“我出來之后，律師執照肯定會吊銷，哪里還有找回來的機會？說到底，我只不過是你一個學徒而已，讓你不收錢還要花精力，到了現在這個地步，已經是很對得起我了，我已經應該感恩了。”程安雙目失神，充滿絕望地說道，“文叔，就按照你的意思辦吧！”
說完，程安起身，給黃大文鞠了一個躬，走出會客室。
黃大文沒有受程安的怨言影響，還是對著程安的背影勸慰道：“小安，你也跟著我辦過刑事案件的，對監獄里面的情形多少也有一些了解。在里面的時候，多給自己念兩句‘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里面和外面不一樣，想要日子好過些，千萬不要強項，否則就是自討苦吃。這也算是我們師徒一場，我給你的最后一個忠告。”
由于蔣震已經認罪，所有被抓捕的洪興大底，也都在黃大文的勸說下，認罪爭取減刑。
這次，洪興被抓捕的大底有四五十人，黃大文也算是接了一筆大生意，根本忙不過來。有些會見當事人的工作，就不得不交給李頌云這樣的助手來完成。
審判是一項嚴謹的法律工作，即使是當事人認罪認罰，有些必須的法律步驟也是不能少的。“扎扎實實走程序，認認真真走過場”這就是大多數時候“程序正義”的真相。
因此，直到蔣震棄保潛逃的驚天新聞出來的時候，任何一個洪興大底的宣判工作都沒有完成，他們還都擠在域多利監獄等待黃大文和政府律師（檢察官）討價還價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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