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真正的內情后，李處長氣得只想殺人。
媽的，這幫蛀蟲不干正事，天天就琢磨著怎么挖社會主義墻角，真恨不得槍斃了他們。
可問題是這是當下大環境所滋生出的特殊情況，而且具有普遍性。
別說他了，其實就連市長都管不了。
別的不說，兩天前，市政府還召開了一次利用外資工作會議呢。
市領導在這次會議中重點強調兩點，下達的工作指示是：
一是京城的招商引資政策有所轉變，要盡快改善投資環境，給外商更多的優惠。
二是吸收外資投向轉變，從以非生產型企業為主轉向以生產型、創匯型企業為主。
這等于是說，吸引外商投資的工作在市政府的工作序列中排位又靠前了，而且已經成了考量各級相關單位政績的重要標準。
由此可見市政府對于外資，是有多么的渴望。
那真是恨不得將手里的東西“雙手奉上”，以換取資金、經驗、技術、市場…政績。
這是一種無奈，也是過度落后所必然經歷的陣痛。
操之過急，求之太切的情況下，吃虧是必然的。
可話又說回來了，不吃虧，不給別人便宜占，憑什么讓外國人來投資呢？
相對而言，其實全國大部分落后地區連這種“吃虧”的機會都沒有才是真正的痛苦。
同樣的道理，在這樣的前提下。
盡管吸引外資的具體操作過程中，存在諸多混亂情況，甚至蠅營狗茍的貓膩，導致國家稅收蒙受了不小的損失。
但為了經濟發展的大局，為了盡快擺脫貧困，找到致富方向。
在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出臺之前，各地政府也不能因噎廢食。
甚至出于投鼠忌器，不敢過分去計較、去干涉。
只能暫時容忍這些小跳蚤們蹦跶蹦跶，不得不等到日后再拉清單，算總賬。
總而言之，這種事可氣歸氣，但目前誰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完全禁止。
否則國家也不會在今年反復猶豫，屢次對外宣稱要取消外匯券，但又遲遲不敢執行了。
畢竟體制方面的問題太多，一下子之間全面解決是不可能。
老話說得好嗎，清水池塘不養魚，要做事就得抓大放小，先解決主要矛盾才是正理。
于是在私下里發過了脾氣，等到李處長冷靜下來。
他也發現自己對這幾家企業完全沒轍，不能不先忍一時之氣了。
目前當務之急，其實倒是應該先安撫住寧衛民，別讓這個金主跑了，再想辦法促成此事。
就這樣，李處長為平復寧衛民的不滿，他不但主動替幾家企業背上這口鍋，而且還替幾個企業說上了好話。
很是抱歉的對寧衛民說，事情弄成這樣，全怪自己對基層情況不了解，沒摸清這其中的利害關系。
這些企業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確實應該批評。
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也有幾分情有可緣。
因為這全是過去企業被綁住手腳太狠了導致的。
多年來，輕工局的這些企業利潤一直全面上繳，連個小金庫都沒有。
現在盡管對企業放開了手腳，可企業也窮得狠了，都怕了，自然無力抗拒這種賺快錢的誘惑。
所以啊，李處長讓寧衛民先不要急，要求給他幾天時間，去做做這些企業的思想工作。
李處長認為只要能真正了解到拉桿旅行箱這種產品的先進性，能看到這種產品廣闊的市場前景，這些企業肯定是愿意合作的，一定會替寧衛民制作拉桿旅行箱的。
其實啊，李處長對寧衛民的解釋純屬多余。
在這種事上，寧衛民遠比李處長更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徹。
如果說沒弄明白這些企業想法之前，他還抱有一定的幻想。
甚至想過是不是企業看自己一個人來的，所以對自己的公司實力不信任？
是不是自己開價有點低了，能不能再加點代工費？
但當他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內情，他就對和這幾家企業合作再沒有任何興趣了。
因為他完全對這些企業的領導班子失望了，根本無法對這樣的企業產生信任感。
這個年代華夏內地，確實還沒有“企業文化”這個詞。
但共和國的企業也講究艱苦奮斗，也很在意歷史傳承和榮譽感。
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有了這樣心術不正的廠領導，這樣的企業哪怕過去擁有再多的榮譽，今后也好不到哪兒去。
更何況，寧衛民定制的拉桿旅行箱是要在日本銷售的，生產質量方面是必須要保證的。
要實現質量的達標，雖然需要先進的設備和工人的技術，但更不可或缺的，是生產企業必須具有一定的責任心和道德操守。
而為了錢，惦記挖自己國家墻角，想和外國人狼狽為奸的企業，還會有責任感嗎？
又何談道德操守？
說白了，寧衛民在明知道這些企業的花花腸子之后，再給他們訂單，他都有罪惡感。
擔心自己一不留神，會扶植起來幾個漢奸企業。
是的，雖然寧衛民自己也找過地下錢莊，托阿霞把國內的資金“帶”到日本去。
從性質上來說，他和這些吃配額的人，在鉆國家空子上沒什么區別，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關鍵是，他在外面賺了錢還會回饋給家鄉。
其目的是拐帶更多的外匯回來，讓國家獲得更大的利益。
可這些人呢？
寧衛民不相信這些企業得到壯大之后，就會改變觀念，會用賺到的財富對國家和社會做出什么有益的貢獻。
更何況話說回來了，上趕著也不是買賣啊。
人家既然拿冷屁股對他，他為什么還要拿熱臉貼上去？
沒錯，他的確不是外商。
但以他如今的能量，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東京都是人人敬仰，讓小鬼子們上趕著巴結。
沒道理回到自己家鄉他反而得拿著這么一筆大訂單，跪著求別人賺他的錢。
那樣的話，他不是犯賤嗎？
這幫國企大爺啊，既然不懂得世道已經變了，還沒經過市場經濟的捶打。
那就等著迎接不久來臨的暴風雨吧！
于是寧衛民直言不諱地拒絕了李處長的提議，而是提出其他的建議。
“老話說得好啊，強扭的瓜不甜，這幾家企業雖然條件不錯，規模不小，但門檻也高。既然人家有自己的打算，我就不好往上硬湊了。不過李處啊，我絕對沒有怪你的意思。我也是打小長在紅旗下，從京城走出去的，當然知道咱們局里和企業間是怎么回事。我能理解你夾在中間的難處。而且你放心，我并沒有就此終止合作的意思，我是想問問，還有沒有備選的廠家。局里有沒有那種質量過硬，但是產品不吃香，導致效益不太好的企業？你也可以給我介紹一下啊。做買賣嘛，其實和談戀愛結婚，也沒什么不同。既得兩廂情愿，也得門當戶對，才能長遠…”
寧衛民這話一說，李處長就知道他是真生氣了。
別看表面上還是笑呵呵的，但心里是真有芥蒂。
不過寧衛民還有合作的意思，這倒是件好事。
李處長再一想，自己還不至于都被幾家企業給擺了一道，還非要幫他們數錢。
他是處長，可不是“賤長”。
那換就換唄，其實真換成其他企業也沒什么打緊的，反正都是輕工局的下屬。
于是他也不再硬充什么老好人，試圖再挽回什么，硬替那幾家企業說話了。
只是畢竟他一直親自在抓這個合作項目，摸底的時候對局里所有適合這個項目的下屬企業的情況基本了解過。
在李處長的印象里，這三家企業就是最合適的。對比他們，其他廠子可就要小上許多了。
為此，難免有所顧慮，不能不把丑化說在前頭。
“有倒是有，可其他的廠子是無論設備還是條件，那和這幾家廠子完全不是一個檔次的呀。不瞞你說，那幾家都是小廠，而且從沒生產過外貿訂單。產品都是內銷貨，現在效益都不好。我就怕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達不到你需要的標準…”
然而沒想到，寧衛民一聽這話，非但沒有打退堂鼓，反倒勸起他來了。
“哎呀，沒關系的呀，咱們去看看再說嘛。李處，你無需過慮。我這種拉桿旅行箱，先進性其實只是在于結構，工藝和材料上其實沒有什么太難搞的地方。我覺得只要廠領導有責任心，想把廠子搞好，新階段廠子小點，設備差點，其實沒什么。即便開始產能不夠，但有錢賺的話，難道還不能擴大嗎？我希望的是能夠長期合作。何況對于你來說，要是能把一個小廠給拉起來，我相信，促成此事的功勞也比給大廠錦上添花強得多吧？”
嘿，寧衛民話都說到這份上了。
既然如此，那還有什么可說的？
于公于私，李處長都得盡心竭力啊。
可是還別說，這一次再去幾家廠子實地考察，寧衛民倒是沒有失望，甚至還有驚喜。
因為同樣歸屬于輕工局下屬的皮毛皮革工業公司，有這么一家專門生產書包的京城皮具三廠，讓寧衛民眼前一亮。
至于讓寧衛民倍感興趣的，既不是這家廠子的設備有多么的好，也不是這家廠子的員工素質有多么高。
而是這家廠子有個非常有個性的廠長，猶如奇跡一般，受到所有工人的擁護。
說實話，這家應該算是輕工局孫子輩企業的小廠，基礎條件是寧衛民跟著李處長所見過所有廠子里最差的一家了。
論人頭兒，才不過一百二十幾人。
廠房和設備也是老掉牙的東西。
一到夏天多雨時節，往往職工們還得為廠房漏雨發愁，有的車間甚至得穿著雨衣干活。
尤其因為產品單一，這廠子制作的都是軍用挎包和人造革的手提包。
產品賣不出去，造成積壓，連年虧損。
去年的時候更是到了差點發不出工資，讓工人揭不開鍋的地步。
真要論經營困境，連剛剛破產沈陽的爆破器材廠都比他們強。
人家起碼負債只到資產的三分之二啊。
而這個只有兩種老掉牙產品的京城皮具三廠呢，其實早就資不抵債了。
也就因為上級單位皮革皮毛公司是個闊衙門，這廠子又占了人少的便宜，才勉強茍活著。
不用說，這個廠子就是皮革皮毛公司的一個大大的包袱。
所以為解決這個廠子的問題，自打有政策起，皮革皮毛公司就屢次對廠里進行過改革。
但可惜成效寥寥，無論財務管理上，還是新產品開發，統統失敗。
去年的時候，皮革皮毛公司實在是受不了了。
就想把廠子先關閉一段時間，讓廠里的工人先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資回家等安排。
結果就因為這個決定，惹出了一位敢于當眾鬧天宮的孫大圣。
這個敢于當眾反對皮革皮毛總公司決策的人，名叫程志。
他是個二十八歲返城知青，1982年才從房山回城，接替母親的崗位，來到這廠子的。
照他的話說，廠里的工人全是窮老百姓，本身沒獎金就夠苦的了。
要是工資再減少，大家就沒法活了。
就這一番話，登時獲得了所有工人的集體擁護。
可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就急眼了，認為這小子是在故意搗亂。
廠領導們也不敢任由程志胡鬧，怕得罪皮革皮毛公司的上級領導，就打算現場實施鎮壓。
沒想到，到了這個份兒上，敢于說實話的程志也早豁出去了。
當場就公然叫板，罵廠領導班子無能，就會拍領導馬屁，胡吃海塞，累得大伙兒過苦日子。
罵總公司使人不明，讓幾個蠢貨把廠子“保持朝政”，宣稱要是他當廠長，廠子絕對不會這樣。
結果還沒想到，廠領導雖然被他罵得灰頭土臉，顏面掃地。
但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卻認真了，現場就問他有什么本事說這樣的話？
程志也不怵，說那你別管，反正只要你讓我當廠長。
我不用你們公司再給錢，就有信心讓廠子扭虧為盈，而且完成每年五萬元利潤的任務。
就這樣，幾天后，皮革皮毛公司還真把程志叫到公司，讓他簽字畫押當廠長。
大概也是想死馬權當活馬醫了。
可更讓皮革皮毛公司那些人沒想到的是，程志雖然沒打退堂鼓，但提了一個在這個年代，簡直堪稱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過分要求。
那就是廠里的工人他愿意管，但讓原來的八個干部全都走人，這些人由皮革皮毛公司安置。
隨后的事兒，更是讓人沒想到，皮革皮毛公司經過開會討論，居然同意了。
不管皮具三廠的八個干部多么義憤填膺，怎么反對，還是把他們全調走了。
而這個程志也就成了皮具三廠的山大王。
不過這小子還真有點本事，不是光說不練的假把式。
他接過廠里的大權后，發動全場職工，通過各種路數把庫存積壓品以極低價格賣出去一部分，回籠了資金，然后按照廣東那邊的樣子，去做時髦的雙肩背包。
就這樣，沒用半年，皮具三廠真的開始有利潤了，也讓皮毛皮革公司刮目相看。
但是，因為程志的做法屬于大逆不道之舉，他這個功勞是沒法獎勵的，皮毛皮革公司甚至不能認可，以免激起其他下屬企業領導層的不滿。
寧衛民見到這個廠長的時候，皮具三廠幾乎和野生狀態差不多了，完全被皮毛皮革公司給遺忘了似的，徹底孤立于公司系統之外。
彼此隸屬關系基本流于形式，程志只要按時上繳利潤，連公司開會都不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