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哲思急匆匆的離開了皇宮，連忙回到官衙里，這時候，戶部的官員都在上值，一路進去，正在走廊上搬運資料，或者是去辦事的戶部官吏紛紛向劉哲思打招呼。
劉哲思都是微笑著略微點了一下頭，隨后一路走進自己的辦公房間，坐下后，他對房門外聽候的小吏喊道：“去把左右侍郎喊來。”
沒過多久，左侍郎徐德海，右侍郎田維玉急忙趕來，兩人連忙拜見劉哲思，道：“不知道尚書有何急事？”
劉哲思點頭道：“今日本官進宮，本來是想和陛下說一下國庫銀錢的問題，陛下交代了本官兩件事情。
第一，陛下大概要擴兵十萬，這里需要多少錢糧，你派人去軍部，讓羅副參謀長告訴我們戶部，他們擴編的這十萬大軍是什么編制。
第二，陛下提出了銀行這件事，此事十分重要，事關國家萬年基業，也關乎我們戶部的地位。
銀行是可以通過存款、放款、匯兌、儲蓄等業務，承擔信用中介任務的信用機構。
這銀行發行的貨幣是紙鈔，這與寶鈔不一樣，我們的紙鈔一文錢一分貨，不是什么廢紙，它既可以從銀行兌換金銀，也可以從銀行兌換食物。
如此銀行發行的紙鈔就不會貶值，而我們發行的貨幣則是根據我們所儲備的金銀和糧食來發行，到時候，全國的經濟就看銀行來調節。
這一次，我們一定要把銀行這個東西研究好，把它掌握在戶部手中，所以，今天你們發動自己的手下，來研究本官抄寫下來的有關銀行的理念。
同時，你們還要去找那些錢莊的掌柜，向他們問問學習他們的一些管理方式，雖然錢莊的功能比起銀行來說，作用單一，但是，陛下說了，錢莊亦是銀行的來源，又可以借鑒的地方。”
左侍郎徐德海說道：“稟尚書，不知這銀行有些地方也是與錢莊一樣？這存款收利息？放貸是高利貸？”
劉哲思搖頭道：“銀行怎么能做這種事情，放高利貸是法律都不允許的事情，來銀行儲蓄，是我們給存錢的利息，這利息不太高，一千文錢，利息一年是三枚銅錢這樣子。”
田維玉皺眉道：“可是尚書，照您這么說，這銀行不就虧了嗎？”
劉哲思撫須笑道：“呵呵呵，百姓們存了錢之后，我們就可以用這筆錢進行投資，以此得到資金，只要百姓們不出現一起取錢這樣的事情就好了。”
徐德海點頭道：“尚書說的極是，不過要是有什么有心人散播什么流言蜚語的話，不明真相的百姓可能就會上當。”
劉哲思搖頭道：“這件事情，你們就放心好了，陛下對于這件事情十分重視，戶部商討之后，還要內閣商討，內閣商討之后，還要交給陛下定奪。
你想想，陛下特意囑咐本官要多次商討，可見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么安全部門又怎會袖手旁觀。或許陛下還會把它當成誘餌釣魚。”
田維玉點頭道：“尚書說的極是，那么說來，銀行的推行，在陛下眼里是勢在必得，而我們便是在拾缺補漏了。
既然如此，下官有些愚見，哪怕是金銀銅，這世間都會有人造假的，這紙鈔恐怕更是會讓人競相模仿，尚書，紙鈔不被人仿造，那才是最重要的。”
劉哲思點頭道：“你說的不錯，如今帝國流通的銀錢各種各樣，都是其他國家的貨幣樣式，這紙鈔需要我們自己設計模板。
我們需要工部的支持了，所有的優秀工匠都在工部干活呢。至于這紙幣，用什么材料，該怎么做你們派人去問問錢莊的人吧，他們知道一些防偽技術。
此事會影響錢莊的生意，一定要保密，到時候詢問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謹慎。”
兩名侍郎聽了劉哲思，會意的點點頭，隨后退了出去。
劉哲思在自己的衙門坐了一會兒，就寫了一個折子，隨后就送去了內閣，這是一個請求皇帝撥幾個工匠的奏本。
原本到了皇宮，這奏本就可以交給專門傳遞奏本的侍者手里就行了，但是劉哲思到了皇宮前，猶豫了一會，隨后自己拿著奏本進了皇宮。
內閣是在皇宮里辦事，內閣有一個單獨的院子，里面有不少房間，一間主殿，是劉元昭與內閣閣臣交流時用的，一間是內閣閣臣辦公的房間，有幾間房子是擺放奏本的。
這些奏本一般都是重要的才會流存下來，作為數據，有的時候可能要拿出來對比數據，比如某地出現了災害，某地的糧食情況等等，或者還有自然災害等。
沒用的奏本都在批閱完之后就給燒了，所以最差的一間房子就是專門燒奏本的。
劉哲思親自帶著奏本到了內閣辦公的地方，這段時間因為戰事，以及新底盤需要官員安置，所以李明超和姜旭濤他們都有些忙。
他進去的時候，李明超和姜旭濤正在休息說著閑話，其他的十多位閣臣正在閱覽奏章。
李明超剛好抬頭看著門外，看到了有些心事重重的劉哲思，他站起來笑道：“劉尚書，怎么了，去了陛下哪里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
劉哲思搖頭道：“閣老說笑了，陛下倒是給了解決辦法，不過這個辦法難度有點高，現在正在籌備，到時候，還需要內閣這邊好好商議。
陛下要親自監督這件事情，要是辦好了，以后國庫的壓力就會少了許多了。”
李明超笑道：“呵呵呵，既然陛下都給你解決了問題，劉尚書怎么看起來還是心事重重的呢？”
劉哲思把奏本遞給一位閣臣道：“李閣老。剛剛下官去找陛下的時候，陛下吩咐下官，要準備好十萬大軍的錢糧，陛下要進行新一輪的擴軍了，二十萬野戰軍，這壓力可不小。
陛下這哪里是解決下官的問題呢？陛下這是在給自己解決軍費的問題。”
姜旭濤一下子就坐正了：“這又是擴軍十萬，看來陛下還有大動作，這是一定要滅了滿清嗎？”
李明超搖頭道：“陛下又怎么可能只是對付一個滿清，估計對于南邊的明廷也是眼饞得緊。”
姜旭濤皺眉道：“這樣下去怎么行，如今陛下已經打下了一個龐大的疆土了，你看看，我們為了給奴兒干都司挪出一些官員，已經在絞盡腦汁了。
再這樣擴張下去，我們的官員數量根本就滿足不了了陛下擴張的速度。不行，本官要去勸諫陛下！”
李明超連忙上前拉住了姜旭濤，連忙說道：“光海兄，稍安勿躁，陛下的性格您還不了解嗎？陛下獨斷乾綱已久，一旦決定了的事情，那是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不過，既然是陛下自己的出的難題，我們可以把這個難題推給陛下去解決。”
姜旭濤瞪大眼睛看著李明超，道：“你這是.......子越兄，莫要胡說，陛下怎么會去解決自己拋出來的難題？”
劉哲思看了一眼智珠在握的李明超，上前道：“閣老，您的意思是，陛下會想到辦法解決官員數量的難題？”
李明超點頭道：“嗯，陛下一定會找到辦法的，本官以為，陛下估計會讓安全部隊滲透到宣大一地，吸引明國的秀才們。”
劉哲思卻是說道：“閣老，此事萬萬不可啊，閣老，您忘了嗎？陛下在七年前就培養了一批人，如今這批人應該可以擔任一些簡單的事物了。
到時候，陛下就會讓這些人成為官吏，您知道的，這些人已經不再是文人了，他們和我們不是一群人。”
李明超聳然一驚，點頭道：“還真是如此，幸虧你提醒了本官一下，差點釀成大錯。”
“唉。”劉哲思嘆了一口氣道，“閣老不要高興得太早了，陛下培養的這些人都是帝國的人才，就算閣老不提起，相比陛下也會找個機會提出的。”
姜旭濤皺眉道：“這樣下去可如何是好？武官已經和我們分庭抗爭了，再加上這些官吏，我們在朝堂上十分被動啊。”
李明超搖頭道：“這件事我們再好好想想，可能使我們杞人憂天了。劉尚書，你的折子本官會交給陛下的。”
劉哲思拱手道：“那就謝謝閣老了，閣老事物繁忙，下官就不便過多打擾了，就先回去了。”
劉哲思走出皇宮沒多遠，回頭看了一眼這皇宮，隨后嘆氣道：“唉，這里又怎會像大明一樣呢，兩位閣老要是不知道變通，恐怕......本官還是先顧好自己吧。”
另一邊的江南，黃宗羲知道了虛君這個說法后，就和自己的朋友兄弟交流了一會，不過他們比不上黃宗羲，對于這樣的討論，放不開思維。
于是黃宗羲便去找自己的老師劉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別號念臺，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因講學于山陰蕺山，學者稱蕺山先生。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進士，天啟元年（1621年）為禮部主事，四年起右通政，參與東林黨活動，曾因上疏彈劾魏忠賢而被停俸半年并削籍為民。
崇禎元年（1628年）為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1641年）為吏部侍郎，不久升任左都御史，因上疏與朝廷意見不合再遭革職削籍。
南明弘光朝復官，又因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而辭官歸鄉。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傳到紹興時，正在進餐的劉宗周即推開食物慟哭絕食。期間，清貝勒博洛以禮來聘，劉宗周“書不啟封”。絕食二十三天，于閏六月初八日卒。
劉宗周曾在東林、首善等書院與高攀龍、鄒元標等講習，后筑蕺山證人書院講學其中。學宗王陽明，提倡“誠敬”為主，“慎獨”為功，人稱“千秋正學”。
黃宗羲、陳確、張履祥、陳洪綬、祁彪佳等著名學者與氣節之士均出其門下，世稱“蕺山學派”。所著輯為《劉子全書》、《劉子全書遺編》。
黃宗羲覺得虛君這個想法是很適合東林黨的，因為東林黨提出了很多理念。
第一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
東林學派以東林書院為陣地，通過講學、論辯、研討、撰文、出書，對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在道德修養和認識論方面宣揚的種種虛、空、玄的主張和說教進行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從而推動了實學思潮的高漲。他們主張“知輔行主”，意為做人不能大談空論，要有自身想法和實際行動。
第二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
盡管東林書院和我國古代其他書院一樣，講學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經史著述，但其不論在內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針對性、實用性較強，強調從實際出發，注重講實學，辦實事，有實用，求實益。
這一點在東林書院的組織管理、規章制度、講學和學術研究的內容、方法，以及關于東林講學活動情況和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領袖生平言行的記載中，都有比較清楚的反映。
諸如：《東林書院會約儀式》第一條強調，會講屬業余自愿性質，所以參加會講的通知不必要求每個人都來參加。第三條規定，舉行會講時，主持會講的會主由大小會公推產生，根據實際需要，由不同學者擔任；第四條規定，每次會講推舉一人講《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即“四書”中的一段內容，然后大家“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第十一條強調要盡量簡化來與會的學人之間的交拜手續，不搞繁瑣的禮節和形式主義。
東林黨的政治主張是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是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斗爭帶來了新的影響。
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
如趙南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販運）”。
由于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文件上報朝廷，1625年（天啟五年），明熹宗下詔，燒毀全國書院。
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魏忠賢及其黨羽的殺害。有“東林六君子”“東林七君子”之說。
1627年（天啟七年），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被貶南直隸鳳陽府看守皇陵，后魏忠賢畏罪自殺，閹黨成員被革職下獄乃至處死，自此，閹黨集團被徹底剿滅。正因如此，東林黨人余人才免遭打擊。
1629年（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為遭到迫害的東林黨人恢復名譽，并下詔修復東林書院。
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上述皇位繼承權之爭和京察之爭，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但是，這并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斗爭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
由于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
斗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斗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并借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于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劉志琴《我敬仰東林黨又痛其愚頑》：“東林黨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義的殉道者，他們身體力行，鞠躬盡瘁，為晚明王朝的整體利益獻身亡命，蒙冤受屈。
然而他們又滯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實踐中表現為無能又無奈，軟弱，退縮，麻木不仁，直至遭受滅頂之災。”
“其人格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贊揚，欽佩的；但是在現實的經驗操作過程中，東林黨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以及…意氣用事，挑起了晚明劇烈的黨爭，既給自身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也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葛荃《論政治思維定勢與東林黨人的困境》認為：東林黨人“‘黨見'太深，壁壘過嚴，以致樹敵過多”。
如果從文化心理的角度來分析其主觀原因，那么，應該說，這是他們在承傳先秦以來儒家文化的過程中積淀而成的“‘非此即彼'的認知模式”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造成的。
但他們“代表了儒家文化傳統的正宗，在政治行為上，他們是清官和忠臣的典型”，是“士大夫的正面形象”。
他在《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一書中又說：“東林人士是君主政治的殉道者，他們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群體中最有品性與性格的杰出之士，故而青史留名”，“鑄就民族的史詩總也離不開個體生命的壯烈，東林罹難諸公的‘曾經出席'，使得中華史詩的這一闋哀婉動人，蕩氣回腸，縈繞千古！”
其實吧，也就是說，東林黨人雖然提出了正確的理念，但是卻沒有做到，同時在保護自己的利益的時候破壞了國家的利益。
這也就是東林黨毀譽參半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有人認為是東林黨要對大明滅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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