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嘉谷的發聲，輿論更加紛紛擾擾。
而當所有人都以為齊政正在總部坐看風云的時候，他已經身在滇省了。
為的，正是嘉谷與滇、川、黔三省的脫貧攻堅戰略合作協議。
其實，當嘉谷與自家旗下的合作社的糾紛鬧大后，最緊張的還不是雙方當事人，而是剛與嘉谷簽署了扶貧合作的三省。
可不是憋著勁嗎？從省一把手，到下面的基層干部，全都盯著嘉谷呢。大家可都指望著，嘉谷系合作社能夠順利落地，帶著三省連片落后地區的人闖出一條路來。要是嘉谷因此心灰意冷了，他們怕不是要口吐芬芳了。
事實上，在事情鬧大后，除了被起訴合作社所在地的領導，三省領導是最先打電話對齊政表示支持的人。
齊政剛到烏蒙山連片貧困區后，滇省扶貧辦關主任就跟上了。
“程高官本來是想來的，時間有點不湊巧。”關主任像是解釋似的，開了話題，又道：“不過，程高官說了，等烏蒙山嘉谷系合作社正式成立的時候，他一定會來捧場。”
齊政含笑點點頭。實際上，大家都知道，省內一把手是不會出現在今天這個場合的。
不是說齊政沒這么大的面子，而是齊政此行只是考察，他個人的意愿還是以低調為主。
那今天是什么場合呢？
是動員烏蒙山地區群眾加入合作社，敲定種植項目的場合。
烏蒙山地區跨越三省，是國家新一輪扶貧開發攻堅戰主戰場之一。這里有著貧困地區共有的特征，資源貧乏，交通不便…
要么怎么說嘉谷是最適合協助扶貧開發的企業單位呢？像這樣的落后地區，除了土地，幾乎什么優勢資源也沒有。換言之，除了開發農業，也幾乎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當然，在這種土地貧瘠的地區搞農業開發也不是什么易事。
不過，這難得住一般人，難不住嘉谷。嘉谷農業公司考察了當地的土壤、氣候、水文等條件以后，打開自己的技術庫，就像機器貓掏出寶貝一樣，拿出了一個適合當地發展的產品——反季節土豆，也就是冬土豆。
冬土豆十一二月份種下去，來年三四月份上市，芽眼淺、個頭勻、淀粉足、口感好，很適合鮮吃，在全國都是最早上市的新土豆，是俏貨。
反季節蔬菜種植的有不少數，但是反季節種植土豆還真是不多見，理所當然的，當地農民一開始根本不識貨。即使嘉谷技術員們百般講解說服，農民就是不配合，不愿意種植冬土豆。什么冬土豆？沒聽說過，不知道，不會種。你們大公司當然會，我們農民大字不識一筐，啥技術也不懂，跟你們城里人可比不了…
直到當地一位頗有威望的退休老干部聽說了，帶動一批老鄉在嘉谷的指導下種植了冬土豆，嘉谷包購包銷。三四個月的時間，每畝地就掙了7000多塊，這一下，當地可算是轟動了。
心動以后就是行動啊。當地人種植冬土豆的積極性就有了，嘉谷系合作社才找到了落地的基礎。
可以說，前十年里，嘉谷在全國各地一直專注干這樣的事情：
各地的農村大同小異，農民由于錢少甚至根本沒錢，幾乎經受不起任何風險。為了對抗這種脆弱，農民要采取很多“保守”的策略。最主要表現為盡量按老規矩耕作，不輕易嘗試新型農作物或者新技術。就算他們明知新作物的產量更大，收益更高，最佳策略也是不要輕易嘗試。
面對當地農民的不配合和不積極，嘉谷并沒有一走了之，而是積極深入鄉村基層，親自動手，把新產品、新技術的優越性，用實實在在的事實呈現在農民面前。同時，在技術培訓、產品銷售等各方面提供全套的服務和支持…一言以蔽之，嘉谷不是站在高處叉腰指揮農民干，而是擼起袖子和農民一起干，面對實實在在的收入增長，農民當然不會再堅持“保守”策略，而是轉而接受新產品、新技術。
——嘉谷系合作社就是這樣遍地開花的。
但這是個重生產、輕“教育”的過程，嘉谷系合作社的法制教育沒有跟上——倒不是嘉谷人完完全全忽視了，而是不自覺地將法制教育放在了最后，直至這次合作社“退群”事件的爆發。
正如齊政在采訪中所說的，這不能說嘉谷沒有錯。如果那些合作社社員多懂一點法律知識，有一點契約意識，完全可以避免這起案件。嘉谷需要反省，也需要彌補。
新生的烏蒙山區合作社，就是一個試點。
齊政和關主任遠遠的看著動員會會場，里面擠滿了人，層層疊疊，怕有數百人之多。一個白胡子老頭拄著拐杖，在上面坐鎮。
“那就是楊老爺子，上過戰場，公社時代是本地的一把手，即使退休后，在這兒有著很高的威望，也是他最先贊同與嘉谷搞扶貧開發產業…”關主任小聲介紹道。
齊政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老爺子。
老爺子年紀是真不小了，但以齊政2.0以上的視力觀之，他的眼睛卻在閃著光，仿佛回到了往昔崢嶸歲月：“…安靜下來！接下來讓嘉谷員工給你們講講加入合作社的合同條款，給你們普普法，一個個都給我豎起耳朵來！”
“喔…”下面頓時就是一片哀嚎。
普法什么的，對于普通人來說，簡直是無聊爆了。
嘉谷的法務部不是吃素的，為了保護公司的利益，也為了保障農民們的權利，擬定的合同條款詳細得讓人發指。
這有點像下載注冊APP，總有一份又長又臭的用戶協議，對于用戶來說，為安裝一個軟件而去看完一份冗長的協議，把每一條條款逐句讀下來，想想都讓人頭痛欲裂。
當然，注冊APP可以選擇默認，輕易就“被同意”了一切條款。嘉谷系合作社現在卻要經過社員的知情，想采取“默認勾選”都不行。
楊老爺子舉起了拐杖，像是演講似的，中氣十足的道：“干什么，干什么，打起精神來。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國不？就是要懂法。不指望你們治國，但要加入合作社，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懂規矩怎么行？要想過好日子哪有那么容易，不就是被普普法嗎，我老頭兒都能接受，你們憑什么就做不到？跟我說，你們做的到嗎？”
臺下是參差不差的應和。
楊老爺子很不滿意，瞪著眼睛道：“瞧瞧你們這慫樣，反季節種土豆都敢了，聽聽課卻一臉慫樣。這樣好了，我跟嘉谷人說說，誰先學好了，就先教誰種冬土豆…”
“學，我們都學。”這下子應和整齊多了。
“這就對了。”老爺子滿意了，霸氣十足的擺了擺手，笑道：“我跟你們說啊，尤其是想當合作社干部的人，要是做不到倒背如流，大伙兒唾沫星子啐他。”
想起嘉谷那厚厚的合同本，合作社候選干部們眼珠子都綠了，一臉苦色。
周圍一陣笑聲。
在笑聲中，一位年輕的嘉谷員工走上臺，用當地口音笑瞇瞇道：“大伙兒不用怕，也不用背誦任何條款。我們的目的，是讓大伙兒知道加入合作社后，要遵守什么，又有什么保障…我舉個實例，在江南省有個合作社，社長只想社員們聽話，對社員參與合作社管理等法規內容，藏頭藏尾，又或者根本不提。社員們不知道啊，后面被社長一挑撥，跟我們打起了官司…”
嘉谷人當然不會拿著厚厚一疊合同條款照本宣科，如果是照本宣科的話，現場100個人中，估計有101個人在打瞌睡。
他是采取以案說法、以事喻法、讓農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法制教育的形式。
在齊政和關主任的圍觀下，本來很多漫不經心的農民，在嘉谷員工跌宕起伏的“講故事”中，慢慢的也聽得入迷了。
關主任低聲驚嘆：“我們的送法下鄉活動，要是也有這個效果就好了。”
齊政笑而不語。
開玩笑，很多地方的送法下鄉活動，不過是發幾張普法資料，做幾塊展板，然后拍屁股走人，以走形式、搞“造勢”為主，其效果可想而知了。
他在采訪中說“反省”可不是說說而已的。嘉谷系合作社日后會在普法經費上給予保障，實現“法制教育”常態化，而針對農民們文化素質參差不齊的特點，往往會采取生動有趣的“寓教于樂”的形式。
事實證明，只要舍得投入資源，“普法”也能變得受歡迎。
當然，要改變他們的精神世界還需要很長時間。但有一些進步，總比沒有進步要好得多。
齊政一行剛走近一點，很快又停下了腳步。
卻是楊老爺子讓出舞臺后，正在會場邊接受一名記者的采訪。
隔著一段距離，就聽到背對著他們的記者清晰的問到：“老大爺，您知道嘉谷現在正在與一些合作社在打官司嗎？”
“我知道。”
“是嘉谷員工告訴您的嗎？”
“不用他們告訴，我從新聞里也能看到。再說了，別看我老了，我也是會上網的。”楊老爺子哼哼道。
“呦，您老還挺時髦的。那您應該也知道，如果合作社一方敗訴了，那些農民可能會被罰錢，甚至有可能坐牢，您老覺得他們值得同情嗎？”
楊老爺子兀自搖頭，道：“同情？不需要。如果那是我的后輩，不怕說，我恨不得打斷他們的狗腿。”
老爺子的脾氣很是火爆啊，記者顯得更加振奮的道：“為何這么說呢？”
“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合作社是怎么搞的。農村的事情，外包賺地租不行，把農民晾到一邊也不行，單純搞單品輸出更不行，唯有整體性計劃，使農村各項資源、各種發展因素統籌起來，使其形成一個較為健全的內生動力系統，才是農業的根本出路！以前那是公社，因為種種缺陷，散了；現在則是合作社。”老大爺的聲音聽起來很洪亮，帶著時代特有的振奮感。
“合作社主要是啥的合作？大家一般會說，是錢與人的合作。但這都是很表層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信用合作，是通過人與人的合作，來完成人與人更好的信任。”
老大爺停頓了一下，聲音更加高昂起來：
“但那些王八羔子，為了多賺一點錢，完全打破了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沒了信用合作，那還叫合作社嗎？就算他們一時得逞了，丟了誠信，后面有的是坐在爛菜地里哭的時候。”
“嘉谷是個好公司啊。要知道，越窮的地方越是沒錢，越是沒錢越沒有人愿意投錢。像我們這一帶的普通百姓，哪個不渴望過上好生活？為了擺脫貧窮，他們能更吃苦，能付出更多的代價，但以前沒錢沒技術，這一路的艱難，是那些條件更好的地區的人們難以想像的。嘉谷不是帶來了錢和技術，而是帶來了擺脫貧窮的曙光。”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公司能像嘉谷一樣，但就我所知，只有嘉谷愿意在窮苦的地方投錢改造。對于那些打官司的合作社，我不是說他們一生都不能脫離嘉谷，但起碼在讓嘉谷賺回投入的錢之前，他們不應該脫離嘉谷。因為那不僅是讓嘉谷虧錢了，還可能是讓另外一個地方無法看到曙光。”
老大爺的聲音，漸漸的變的有些顫巍巍的，語調卻是一樣的激昂。
“其實，相比于違約的農民，你們更應該找出那些與嘉谷搶合作社的公司。沒有前期投入，就心安理得摘桃子，估計也不是啥好公司…”
“好的，謝謝大爺接受我們的采訪。您的囑咐，我們也收到了…”
齊政一行就留在外圍，豎著耳朵聽。
聽到最后，齊政笑了笑道：“老爺子講話一套一套的，還挺可愛的。”
用“可愛”來形容一個老頭子，差點把關主任嗆到了。
但起碼證明了齊政的心情不錯。
關主任立即輕咳一聲，道：“嘉谷合作社的普法教育，我們省里也是愿意幫忙的。你看，我們會協調基層干部，像老爺子這樣幫助鄉民們樹立正確的契約意識，不會讓大伙兒亂來的。”
對于背后的挑事者，關主任這樣的干部也不比楊老爺子知道的更多。
但有一點，省委上下是知道的。
嘉谷與政府部門不同，嘉谷是要賺錢的。
一個不賺錢的公司，任你是金山銀山的，也撐不了多久。政府可以投錢扶貧，但形成健康的產業扶貧，終究是離不開企業的。準確的說，是離不開能賺錢的企業的。
而嘉谷要賺錢，就必須有一批“聽話”的合作社。
只有合作社聽話了，嘉谷才能發揮規模化組織優勢；也只有發揮規模化組織優勢，嘉谷才能讓農民能賺到錢的同時，嘉谷也能通過延伸產業鏈，慢慢收回沉沒的成本。當這一切形成良性循環后，產業扶貧的意義才能體現。
最怕的就是嘉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算嘉谷還愿意合作，如果條件更苛刻了，也肯定不是啥好事。
齊政卻是笑笑，道：“其實我并不擔心的，我們的農民同胞也是在不斷進步的。而且，我一向認為，只要我們嘉谷穩得住，慌的就不會是嘉谷。”
慌什么呀，哪怕情況還不甚明朗，從長遠來看，到最后都是陽謀，也就是硬實力碾壓計謀，努力碾壓小聰明。
包括他在內的嘉谷人，也許并不夠足智多謀，但論硬實力碾壓，嘉谷人都是杠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