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通過海路和清廷建立聯系，已經有了較長的一段時間。
弘光朝廷建立之初，就具有先天不良的問題。把持朝政的首輔大臣馬士英，他雖然具有一定的軍事才干，節操在江南諸臣中也算是較為突出之人，可是因為兵力不足以定策，所以特別依賴三鎮勛臣高謙、黃得功、劉良佐的支持。
任何一個國家政權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保持內部穩定。內部穩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員的齊心合力。縱觀明代史事，文臣、武將勢力雖有消長，朝廷的威信卻是至高無上的。
大致來說，明初重武輕文，公侯多為開國、靖難元勛。
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將之材，勛臣地位雖高，不足對朝廷構成威脅。
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重文輕武之風積重難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統帥者均為文臣，直至崇禎年間沿襲未改，武將擁兵自重雖已顯露端倪，但迄于明朝北廷覆亡，除了跋扈一時的左良玉以外，大部分將領還不敢違抗朝廷的調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節制，更談不上操縱朝廷軍國重務了。
可是馬士英定策擁立福王在南京稱帝，完全是依賴三鎮勛臣的兵力，不管他的才干和節操多么突出，馬士英最致命的弱點就在于依附武將。
武將既視皇帝為傀儡，朝廷徒擁虛名，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既烈，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復進取。
福王擁立以后，史可法被馬士英和三鎮把持，完全成為了政治上的吉祥物，還頻頻受到東林黨人的攻擊，苦不堪言，已經多次請求致仕退隱。
但真正掌握南京政權的馬士英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三鎮軍閥操縱朝廷的局面業已形成。馬士英需要憑借他們的兵力懾服江南士紳；四鎮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輩所立”，從此驕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隸江北地區爭奪“善地”以自肥，進而挾制朝廷。
恢復之事，自然成為空談。
更為糟糕的事情還在于，雖然定策之爭，結果是擁福派的馬士英三鎮聯盟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但是擁唐派的李建泰、高起潛、蘇觀生、劉澤清也依舊保有一部分兵力和政治地位，擁潞派的東林黨人又獲得了福建鄭氏和浙江巡撫黃鳴俊作為軍事后盾，同樣具備不小的力量。
這就使得江南形勢更加復雜，浙江和福建成為了擁潞派的自留地，擁唐派也依靠蘇觀生帶來的津遼水師和劉澤清新建的山東鎮兵馬，將太湖以東最為富庶的蘇州、太倉州、松江作為自己的汛地。
因此，在弘光之下，是馬士英架空朝政；在馬士英之下，則是三鎮軍閥操縱朝廷；在三鎮之外，則另有擁唐派和擁潞派在地方上一切誅戮、署置、鹽課、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從事，儼然藩鎮。
黃得功是崇禎皇帝留下的勇衛營忠義之臣，起碼對江南朝廷還有一點小小的忠心，但尊重就完全談不上了。”黃得功有一次跪著聽使者宣讀詔書，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讀完就爬起來，“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
至于高謙和劉良佐兩人，就完全是投機成性的騎墻派，對于朝廷連一點點最起碼的忠誠都沒有。不過是每日在淮安、揚州等地制造兵變，以勒索朝廷，索要餉糧。
本來，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對清方、大順政權占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的富庶地區都在弘光朝廷的控制下，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
在崇禎朝廷覆亡以前，明朝的中央朝廷每年要從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糧食、銀錢、布帛等財物，彌補北京宮廷、諸多衙門以及九邊龐大的耗費。按理說，北方各地既已相繼淪沒，分屬大順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財政上應該是綽有余裕的，百姓的負擔至少不應加重。
實際情況卻并不是這樣，由于擁潞派、擁唐派分別割據地方，大量挪用和扣押本應上繳南京的歲賦收入。四川也因為被張獻忠占據，長江上游交通不便，所以云貴一帶的賦稅也難以交割至吳。
湖南方面，也因為何騰蛟豢養大批只知禍國殃民的軍隊，被留守湖北的大順帥臣陳藎、劉希堯等人打得落花流水，自保尚且困難，談何交割賦稅給江南。
弘光朝廷的財政因此入不敷出，三鎮勛臣，除了黃得功所部軍紀稍好一些意外，高謙、劉良佐差不多每日都縱兵南下，倡為打糧之說，公然掃掠民間，掠婦女則為妻妾，掠丁壯則為奴仆。
頭腦活絡的高謙比之劉良佐更為高明，他還提出本鎮將士家屬也需要朝廷出錢并養。可是高鎮士卒的家屬，居然多到一兵而有十余、二十家屬的情況，馬士英哪里有錢供養？結果只好默認了高謙自己出兵打糧劫掠。
可是江南朝廷在財政這樣苦難的情況下，弘光天子不思恢復，想的卻是如何修繕金陵宮殿。南京原有的宮殿經過二百多年的風雨蠹蝕，自然早已坍塌破敗，很難居住，但比之一般莊園宅邸還是好得多。
弘光天子朱由崧過去從洛陽逃到淮安的時候，就因為生活來源斷絕，向朝廷索要錢財接濟。當時崇禎命大學士吳甡前往陜西賑濟一省災民，花費也不過十萬兩白銀，而為了接濟流落到淮安的朱由崧一個人，崇禎皇帝就大方地掏出了三萬金為他墊付生活費。
這樣朱由崧還嫌不滿足，一登大位立即想在生活上同承平時期的皇帝看齊。他下令為自己和太后修建宮殿，為籌備大婚四出購買珠寶，為追歡逐樂置辦歌兒舞女；一些在他倒霉時曾出力相助的人也蜂擁而至，共享富貴。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句話對弘光朝廷來說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廂情愿地“借虜平寇”，自身毫無振作之意，一味滿足于偏安江左。
所謂的“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真是如此了。
江南朝廷變成這樣一幅烏煙瘴氣的模樣，有識之士自然紛紛遠離，野心家們也都各懷異心。馬士英對于朝廷的財政狀況已經是束手無策，他生怕發不出三鎮兵的餉糧后，那些驕兵悍將將殺到金陵城來，因此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接見了北京派來的南使團。
南使團名為北京同治皇帝朱慈烺派來的使節團，實際上所有大臣人員，一概已經剃發，所代表的完全就是清廷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