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皇祐七年的樞密院奏章：“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歷之籍一百二十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
由這份樞密院奏章的數字可以看出，從開寶年間到慶歷年間，約八十余年，軍士數量增加近一百萬，增至原來的四倍。由此可觀宋代冗兵之多。
如此龐大的軍隊，軍費的開支則是一筆巨款了。各朝都為此感到不堪重負，其中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也有針對冗兵這一難題的針對性的改革，但最后因為整體變法的失敗而告終。
不過中廣核冗兵也是存在一定歷史原因的。
北宋建國初期，定都開封，在地理位置上，開封地處平原，缺乏天然防線優勢，無山川可恃。北有遼金威脅，西有夏威脅。因而，國都開封不得不需要大量的禁軍以守衛。國都地理位置上的缺陷，造成了北宋在國防策略上以防守為主，也造成了京師屯兵。
五代十國軍權爭亂，各方割據。宋太祖亦是‘黃袍加身，陳橋兵變’起義。因而宋代為了防止五代十國時期的局面，嚴格控制軍權。宋太祖趙匡，在建國之初便有‘杯酒釋兵權’之舉。
同時，宋承唐制，沿襲募兵制。宋代的募兵政策，使得宋代軍隊來源廣泛，其中之一便是“招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
宋太祖趙匡曾言，可以利百代者，惟養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也就是宋政府在地方發生災荒時，采取的手段是招募災民為兵，以緩解階級矛盾。這樣大規模招募的士兵，其中不乏充數者，這造成了 宋代軍隊人數龐大，但實際效用不高。
宋軍隊服役期限亦是造成宋代冗兵現象的原因之一。史書曾記載：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余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即使軍隊服役是終身制，但其衰老后年歲皆由國家供養，軍隊招募士兵卻不淘汰，造成了軍隊數量只增不減。
所以，要解決這冗兵的問題的確不容易。這要從整個宋朝的軍事體系上入手，到時候裁減軍隊的規模是勢在必行的。
至于冗官，宋代官員數量極大，也指官員人浮于事，機構臃腫。據記載，宋代官員數量在宋太祖年間約三四千人，至太宗年間已達到八九千人。而再至南宋孝宗年間，官員數量竟達三萬余人。
正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提及，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后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益月添，遂至不可紀極。
宋代官員之冗，時人也有所察覺，包拯曾對冗官現象作出言論。設官浸多，未有如本朝繁冗甚至也。即便不斷有士大夫諫言方今之患，在乎官冗，統治者意多次裁官，但冗官現象依然是宋王朝長久以來的一大弊病。
冗官之因在宋王朝創立之初就已埋下了伏筆。
宋朝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軍閥爭權、各方割據戰亂的局面，但也同時繼承了各國繁雜的官吏隊伍。可以說宋初的冗官之因在于統一戰爭的遺留問題。而同時宋太祖陳橋兵變，自上而下取得政權，為防止唐模朋黨之爭，奪權之變，宋開始分設官職，以制衡與鞏固政權。
宋朝開朝后依舊沿襲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又創新三寺九監以補充和制衡。統治者為了高度集權 ，盡力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機構，實行官、職、差分離制度直接導致了官職分離機構龐大，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冗官現象。
要想弄清楚宋代冗官之因，不得不提的便是宋代的入仕途徑。隋開創科舉制以來，改變了平民階層無法入仕的現象。宋在隋的基礎上對科舉制進行改革和發展，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科舉立法。但也因此增加了科舉的名額，史料記載，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間，進士一科取人近萬。
宋王朝恩施一部分高官子弟不經科考或其他選拔程序可以憑借父輩的功勛直接為官，這便是封建時期的恩蔭制。而憑借恩蔭制度為官者，多不學無術，也給為之加劇宋王朝的冗官現象。
在劉慶看來，解決冗官問題依然是一個裁字。
還有就是宋朝的冗費問題也非常嚴重，最嚴重的時候甚至累及皇家的用度。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為錢發過愁的朝代，但這樣一個富庶的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正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提及，皇佑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我，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由此可見，宋政府的稅收連年增加，但花費亦隨之增高。
歷史記載，開封知府蔡襄在上奏的強兵篇中提到，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余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國家的稅收近六分之五都花費在軍隊上。宋神宗亦曾言：窮吾者兵也。可見冗兵現象是造成冗費現象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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