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們又將迎來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舊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太和樓也依舊屹立在最顯眼的街市上，遙望皇城。
樓內的格調依舊很足，賓客不是達官顯貴，便是高門貴子，抑或是知名學子，它的門檻依舊是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夠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囂，樓里實在要雅靜許多，悠揚的琴聲悅耳動聽，讓在座賓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臺上，正沉浸其中，撥弦撫琴者，乃是一名長相俊朗卻頭發花白、胡茬唏噓的中年人。
當然，他還有一個更讓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樓的主人，吳國公劉暉。
劉暉是實實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沒有怠慢，但精神與心氣上的打擊卻是巨大，僅僅看起形象、行為的變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淪的氣質總能給人帶來一種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時候，劉暉又給自己取了個雅號：戚然居士。
期滿釋放之后，回到公府，劉暉將公府所有事務的處置權力都移交給長子劉文渝，若不是禮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吳國公爵也提前傳了。
而劉暉自己，則不再關心那些“俗務”，而是縱情聲色犬馬，專注于飲酒撫琴，詩詞創作。曾經喧鬧一時的流光園，早已落寞，于是劉暉轉移陣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樓來。
多年的發展下來，太和樓已然成為京中名流顯貴匯聚之所，當然類似的場所京中還有許多，而其最特殊的一點在于，他還是供京中官僚、士子盡情論（鍵）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還高，畢竟太和樓的氛圍沒有那么嚴肅，也不用太多的顧慮。
而這一份特性，對于許多不在其位的邊緣人物來說，是極具誘惑力。因為隨著名聲的傳揚，前來太和樓觀摩旁聽的，還有許多真正的顯貴，這是懷才不遇者，一個自我展示的平臺。
此時在大堂間，就有三人爭辯，史館修撰劉筠、翰林院校書郎楊億以及弘文館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經進士出身。
在大漢，實務官自然是年紀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經文學問者，卻是突出一個“出名要趁早”。這三人，如今都還不滿三十，卻已勝過成千上萬的“庸碌”之輩，可謂年輕士林中的翹楚。
尤其是楊億，又是一個神童，七歲屬文，十一歲時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闕》一首，流為傳奇，并且楊億還是最近十年，唯一一個未經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試被賜進士出身的人，可謂破格提拔，這樣的人，可見其在文才上的稟賦與成就。
劉筠則不似楊億那般驚艷眾人，明經科中第之后，也表現得不聞不火，還是在做編修期間，為李昉發掘，帶入《文苑英華》的編纂團隊，由此才情漸展，尤以詩詞聞名。
至于朱祺，簡單地講，這是湘江學派中的后起之秀。當年世祖南巡時，曾與湘學領袖廖明永相談，對他們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十分欣賞，于是讓他推薦一些出眾的士子北上，于是開啟了湘學向大漢上層傳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學派、理論的傳播與發展，都離不開政治大廈的支撐，湘學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適圈后，在京畿的發展并不算順利。
雖有世祖遺命可做背書，但世祖終究已經遠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劉旸雖然對他們事君與務實的態度比較欣賞，但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學術派系里，湘學是極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學還是在數年下來有了一定的傳播，在京畿也站穩了腳跟，并且由湖南官商們集資修建了一座湘江會館，用以傳播講授湘學理念。
究其根本，還是很多文人士子發現了，湘江學派搞的那一套，即便過于逢迎諂媚皇帝與權貴，但卻容易受到上面認可，對做官上是有理論幫助的。而當官，這可是幾乎所有大漢讀書人的信仰。
進入雍熙年來，湖南那邊又組織一片士人北上，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闈之中，高中明經科第一名，也是個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辯。
而此時三名青年文壇俊秀辯論的，還是朝中老生常談的“農官”問題，從世祖時期起，不論朝野，對于朝廷科舉設立農科、農業委派農官等等舉措，輿論上一直都在攻擊。
顯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這是在倒行逆施，此舉有辱斯文，這是在把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并列，讓腹有錦繡、胸懷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農桑管理，實為焚琴曲煮鶴 在一些士林樸素的認知中，他們當然也認可重視農桑，但是這份重視，實在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不能付諸于實際，更別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許，不欺壓農民，保證不誤農時，按期照章收上賦稅，就已經足夠了。
但在大漢當前的政治趨向中，卻是越發要求官員對農業生產、農業技術的學問了，從皇帝以下并諸多掌握實權的權貴們，也越發不依靠“詩書經典”治國理政了，這對于傳統的儒學士們而言，是極其嚴重的一個問題，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當然，有抱殘守缺者，也有應時順勢求變者，比如湘江學派，又比如楊億出身的閩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經皇帝劉旸提議，尚書令呂端、財政使張齊賢主持，決議同意成立農部，以總管天下農牧漁林諸事，從制度上進一步加強農業口的權威，強化“以農為本”的治國理念。
當然，一個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隨著朝局的變動，以及權力的劃分。關于農部的組織架構，具體細節仍舊商討落實階段，但可以明確的是，職權基本是從工部、戶部中剝離出來，并且同戶部一樣暫時歸屬于財政司下。
可以想見，財政司的權勢將進一步擴大，將成為大漢中樞實權第一的部司，不管這樣的局面會維持多久，至少在這個階段，兼任財政使的宰相張齊賢，在政事堂的話語權也將進一步提升，也意味著皇帝的權勢在持續增漲。
而有心人則更加關注，一個新部門，還是一個實權大部成立，帶來的職位與權力機會。
而楊億、劉筠、朱祺三人辯論的，恰恰是農部成立背后，有關增加農科取士名額、以及增加對官員農業事務、知識考核事項的問題。
朱祺作為湘學出身，不說徹頭徹尾地添朝廷政策，但總是從各方面為之解讀，政治立場格外堅定。
而楊億、劉筠二人，當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確的農事態度上，還是很堅定的，他們的異議集中在農科與農官事務上。
楊、劉二人的觀點很明確，朝廷重農、鼓勵生產自是應該，但過于拔高農官的權力、地位，只怕會引起士林不滿，也不利于朝廷的穩定與和諧，更無法倡圣人之言、行圣人之道，“泥腿子”焉能治理好國家 說到底，他們雖然愿意給農學、農民以政治地位，但卻不愿意分享政治權力。
而對于楊、劉所持論點，朱祺可是看得透透，因為他本身也有類似的顧慮。但是，甭管心里怎么想，嘴上卻是堅定的“實務派”，針對他們的說法，一一予以駁斥。
比如“春秋有百家爭鳴，農家之言當不得圣人之言？”；
又比如“今圣人之言與古圣賢之言，孰重？；
還有，朝廷的初衷，是鼓勵讀書人去修農學，勸農業，護民生，而非反之，本末焉能倒置；
農事不興，國家不固，小農至少能察天時，治田畝，而不辨五谷，只知擺弄經文、抱殘守缺者，又如何能處理好政務，執行好朝廷“農業興國”之政？
當朱祺火力全開，尤其開始搞起“人身攻擊”之后，楊、劉二人當然也不甘示弱，逐一駁斥，引經據典，能言善辯，同樣是他們所長，火氣被勾起來之后，氣氛也就熱烈了。
不只圍觀的客人們興致盎然，聚精會神，就連在琴臺上撫琴的劉暉手上動作都快了，悠揚的曲調便急促，就仿佛在給辯論雙方鼓動助威一般。
在二樓的雅閣中，還有一名特殊的看客，當朝圣人劉旸。太和樓之名，他也早有聞之，此前皇城使王約曾匯報請示，是否要警告一番，畢竟地處市井，如此縱容議政，怕有不好的影響。
然而，劉旸沒有絲毫猶豫便拒絕了，理由也很簡單，他行王道，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國之道，無不可與臣民言者，他唯慮朝廷的政策方針傳得不夠遠、不夠全，何懼議論。
何況，有這么個場所也好，正好聽聽異見，觸類旁通，兼聽則明，若有英才雄見，也方便取用.
劉旸一番見解，盡顯開明之主的大度，當然，這也是建立在他足夠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否則哪里能那般放任。
而聽皇帝直言，王約恭維之余，又提出，吳國公身為宗親，作為太和樓的主人，是否不妥？
劉旸當然聽得懂王約暗含的意思，但劉旸一不相信劉暉有什么謀逆作亂的野心與實力，二則認為，正因劉暉的身份在那里，方才提供了那么個自由論道的空間。當然了，若是換作趙王劉昉、魯王劉曖乃至燕王劉昭，劉旸都不會看得如此之開，畢竟不一樣.
正因如此，才放任至今，甚至今日，連劉旸都難耐好奇，親自出宮來視察一番，而見識下來，感覺很滿意，果是名不虛傳。
當然，劉旸并不在意場中三人的爭論，這些于他而言并沒有太多意義，他們所說的東西，朝堂之上吵得更兇。
相比之下，劉旸更關注辯論的三人本身，不管是楊億、劉筠還是朱祺，都是雍熙時代下的青年俊秀，也正是因為不斷有這樣的年輕才學之士涌現出來，大漢的文道方才昌盛。
目光落在以一敵二不落下風的朱祺身上，劉旸嘴角浮現出少許的笑意，感慨道：“朱祺犀利，楊億耿直，劉筠明達，都是人才啊.聽到他們爭論，朕都覺得年輕了幾分，倍感振奮！”
侍從在旁，聽到皇帝的感慨，王旦說道：“大漢群英薈萃，人才輩出，此興旺之兆，也是陛下勵精圖治之功！”
“朕可不敢矜功伐能！”聞言，劉旸搖著頭，平靜地說道：“至今，朕才勉強敢說國家之治理，漸入正軌，然而善始者常有，克終者蓋寡，遠沒到松懈之時啊”
見劉旸這么說，王旦心中涌出一抹感動，抬眼注意到劉旸鬢間的幾縷白發，眼眶都有些微微發熱，作為內閣近臣，他太清楚皇帝繼位以來的辛苦了。
“辯論雙方，每人賜錢10貫！”劉旸沖內侍鄭元吩咐了句，然后一擺手，道：“好了，該離開了，否則怕是要被人認出來了！”
此時的太和樓中，朝官可是不少，且愿意現身的，多為政治積極分子，目光嗅覺可敏銳著。
“是！”隨從們應道。
懷著一個不錯的心情，劉旸低調地來，低調地去。不過在離開之前，又忍不住打量了一眼正在表演單手撫琴、縱享醇酒的劉暉，他顯然很陶醉。
對此，劉旸也不禁稍稍嘆了口氣。想當年，劉暉是多么受到世祖的寵愛，視為天家文曲星，而劉暉又是多么意氣風發，天資驚人，文才卓越。
不得不說，劉暉母子三人都帶有一定的悲劇色彩。劉暉之母周淑妃早年失寵，郁郁而亡；妹妹劉萱，也是個執拗的性子，為了一個不肖的駙馬，尋了短見。
如今，自己也落到這樣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樣，劉旸念之，內心也頗為感傷。
不過，即便如此，對于劉暉，劉旸也沒有任何表示，至少在他生前，是不會有更多政治上的待遇了。
廣政殿，皇帝劉旸駕臨，不過正在忙碌的中樞臣僚里，都沒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只是偷偷張望了一眼。皇帝早有規定，他巡視諸部是政務，不需迎接，怠慢公務。
當然，禮節性的接待還是必要的，不過這項工作乃是政事堂大佬們的專利。此時在殿中當值的，乃是呂端、趙匡義以及張齊賢。
政事堂的當值制度呢，比較“合理”，平日里一般維持三名宰臣的樣子，其余人或在各自部司料理事務，或者就代天巡狩，巡察各地。
另外，就如趙匡義與吏部天官慕容德豐之間，朝野盡知二人不和，因此呂端在排班的時候，都是盡量將二人分開，避免撞車。就如此時，慕容德豐便奉詔前往河東、河北、燕山二道以及遼東道進行吏治方面的巡撫指導工作。
“眾卿且入坐！”在這些權柄通天的宰相面前，劉旸表現得是越發自如了，從容之間帶著一股強勢，率先落座，腿一翹，便道：“知眾卿理政辛苦，朕特來廣政殿坐坐。”
“多謝陛下關懷！”呂端帶頭，向劉旸表示道。
嘴角露出點笑容，劉旸似隨意地問道：“可有什么要緊之事？”
“正欲稟報陛下！”呂端表情一肅，道：“成都上奏，駐吐蕃大臣尹繼倫病逝于邏些”
聞言，劉旸臉上那淺淺的笑意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沉吟少許，頗為悲痛地道：“雪域高原，究竟吞噬了我大漢多少忠良啊！”
皇帝言落，呂端等人也都垂下頭，似是在表示默哀之情。沉默少許，呂端也有些動情道：“前前后后，連帶平叛、襲擊、疾病在內，已有四千多名將士、職吏長眠高原，其中近半數，都是因為水土不服、疾疫不治而亡！”
“傷亡如此之大！”劉旸眉頭幾乎擰死。
呂端感慨道：“吐蕃之地理氣候，不同尋常，對于大部分駐扎將吏而言，實在難于適應！”
“中樞有何解決辦法？”劉旸當即問道。
呂端答：“臣等已就此事進行商討，認為對高原駐軍輪換，或可頻繁一些，以兩至三年為期，另外，對于駐軍兵源之選擇，當增加川邊、隴西、河西籍將士，他們相對更容易適應氣候。
同時，竭力保證駐吐蕃將士輜需供給，提高餉錢待遇，以慰軍心！”
聽其言，劉旸頷首，表示認可，略作思吟，又道：“傳詔，追贈尹繼倫鎮西伯，以酬其殊功，另賜家人錢十萬，錦緞各五十匹，其子孫，吏部酌情量能升遷蔭職！”
“是！”
“關于繼任人選，也先議一議吧！”劉旸又吩咐道，語氣不免沉重：“也不知是否還有人，愿意前往邏些坐鎮 這個問題，如果放在川蜀官場、軍壇，那是毋庸置疑的，高原上再苦寒，那也是方面之任，手握駐軍，那些吐蕃部族從來都是予取予求。看看尹繼倫吧，在不少吐蕃部族中，都暗地呼之為“尹王”，可見其威風。
權威是一方面，還有肉眼可見的利益，茶馬貿易始終紅紅火火，來自高原上的牛馬、皮毛、蟲草，可都是具備高價值的商品，而駐吐蕃大臣，在這條利益鏈上顯然是有一份固定份額的 但同樣的，這個職位也不是誰都能做，誰都有資格做的。至少在中樞，當朝商議人選時，就有很多將領、官僚表示排斥，不遠去。
不是他們見識少，而實在是，那個地方是個“不詳之地”，不到十年的時間，死了兩任大臣，就連天潢貴胄的晉王劉晞這等福運之人都沒抗住，那其他人呢，豈不是去送命？高原上因病死掉的那些駐軍將士，可是實實在在的.
于是，劍南那邊可望而不可得，中樞這邊可即而不遠去，這樣的情況，讓劉旸十分惱怒。當然，最后人選還是出來了，成都兵馬指揮使康繼英，因為在平定蜀亂之中表現出色，得到提拔。作為將門之子，又是三代忠良，資格能力、都具備。
結果雖然出來了，但對過程皇帝卻十分不滿，畢竟能被提議駐吐蕃大臣的都是有一定資歷、戰功的老臣、老將，但他們似乎都有些喪失了志氣。
于是，借著此事，劉旸又開啟了對于軍隊，尤其是禁軍與高級將領的整頓。
當然，劉旸的整頓相對溫和，該有的體面還是給足的。只不過，從個地方，尤其是邊地選拔了一批表現出色后起之秀，充實禁軍，增加新鮮血液，加快軍隊更新換代的速度罷了。
如果要說整頓力度的話，大抵在海陸之爭上了，這些年，海軍毫無疑問是越來越起勢，也越來越富裕，地位也在不斷提升，這自然引起了大量大陸軍的將帥們反對、猜疑乃至打壓。
內陸不必多說，但在沿海地區，只要有海軍駐扎的地區、港口，那是紛擾不斷。怎么說呢，陸軍有些眼紅海軍在海外牟取的那些利益，但海軍哪里肯干，那是他們拼死拼活掙下的。
一旦牽扯到利益之爭，那必然產生諸多齟齬，但是利益之爭，最后的調合也必然著眼于利益本身。而在劉旸的主持下，自然而然從海軍身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海軍在海外賺取的財富，必須上繳一部分，這部分，最終的去向也不是財政司，而是作為樞密院的“專款”，用在陸軍方面。
大漢，說到底還是陸軍說了算。但同樣，陸軍的那些軍頭將帥們，也被狠狠地責難了一番，尤其在軍風、軍紀的建設上，很多連訓練都懈怠耽擱了將領，甚至被拿來問罪。
在這場紛爭抑或說變革中，海軍雖然損失了一定的經濟利益，但在政治地位上，卻有了明顯抬頭的趨勢，要知道，曾幾何時，哪有海陸之爭，有的只是陸軍大哥對海軍小弟的頤指氣使，如今卻已經上升到需要皇帝、樞密院來仲裁、調合的地步。
這樣的進步，可是突破性的。另一方面，陸軍也開始主動提出，要加強在海外的駐（撈）軍（錢）了。
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地騷亂不斷，又發生過蜀亂，但大漢軍隊還是難免患上了和平軍隊的一些通病，而具體表現，重點就在軍隊上層，而上層若懈怠了，基層的官兵就難免受影響。
劉旸治國雖然重點在苦修內功上，但對于軍隊建設，也不敢放松，畢竟在世祖的熏陶之下，深徹地明白軍隊對于國家穩定的重要性，而大漢攤子又那么大，永遠需要軍隊鞏固與維護，什么都能亂，軍隊不能亂，這是個基本底線。
當一個個新鮮的面孔出現在大漢軍隊的上層，曾經追隨世祖的那些將帥們陸陸續續地凋零，消失在大漢軍隊之中，即便還活著，還保留著一定的影響力，但也正在這種變化之中，雍熙皇帝印記打上了，也開始進一步覆蓋乃至清楚世祖那依舊殘留的影響力。
當然，這一點是永遠清除不了的，只是多與少的問題，因為總有人會打著世祖的旗號進行政治活動，而這個旗號也將永遠不倒，除非后世之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數典忘祖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