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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是這樣，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珍惜為何物。當范老相公繳印卸職，謝絕送別，凄凄惶惶地離京南去時，朝中因此大感嘆息的人，數不勝數，包括許多在「倒范」之事中盡了心、發了力的朝臣僚屬、言官清流。
當然，最能體現人心向背的，還得是洛陽中下層士民的反應，街談巷議中，盡是不舍之情。甚至有士民直接表示說：「先去包府尹，再罷范相公，京中士民，難得安寧了」
正統九年的時候，在洛陽府尹位置上干了整整六年的包拯，終于被排擠出京城了，范仲淹也沒能擋住。不過，由于包拯在洛陽府任上積累的巨大聲望與卓越成績，包拯算是升職，被委任為東南轉運使，主導東南財權，這可是方面重任。
而等范仲淹去世的消息傳來后，京中更是沸騰，從官方到民間，追悼、緬懷的活動不斷。卸下宰相之任的范仲淹，已經恢復那譽滿天下的忠臣表率了，其死后，就幾乎被奉為當代「圣哲」了。
最后經過朝廷討論，劉維箴欽命，追封范仲淹為平江侯，后人因此稱之為「范平江」。當然，喚得最多的，還是「范文貞公」，因其謚文貞。
也是從范仲淹死后的十數年間，大漢帝國的文臣士子們，創作了大量與范仲淹相關的詩詞歌賦，其中，既有對范仲淹個人品行與功勞的贊頌，更有對那段時期的緬懷與追憶。
畢竟，從后面大漢帝國的發展來看，范仲淹秉政的那五、六年，被視作世宗皇帝建隆盛世「最后的余暉」。
正統年間遺留的史冊、案籍、著作資料中，能夠相對全面地認識到，范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成就與建樹，尤其是一些經濟數據，最能體現那個時期大漢帝國所處的狀態了。
在正統八年（1049年）的時候，由范仲淹推動，對帝國進行了一次大范圍、全方位的統計。而從雖不準確，但最具說服力的帝國官方數據可知：
在當時，大漢帝國在籍丁口，已然超過12億人，這顯然是不包括那些由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豢養的家仆、扈從、佃戶，以及數以百萬計向諸封國的人口，還有大量為避稅抑或因管理、統計不善造成的黑戶。
正統七年的帝國財稅，地稅、商稅、關稅、交易稅、鹽鐵茶糖專營、官產、職田以及礦稅、金銀冶煉輸入等等進項綜合起來，在財政入項上，已達17億貫。
當然，這個數據，比起建隆極盛之時，差距明顯，倒推十五六年，當時帝國財計，每年進項可一度迫近2億貫。不過那時的大漢帝國，正處在世宗皇帝統治的巔峰時期，政治清明，制度健全，執行度高，監督力強，河清海晏，四夷無事。
而全國的耕地面積，也突破了一千萬頃，從南到北，自東而西，各種氣候環境，水田、旱地、梯田，帝國田土，以各種形式被開墾出來。
可以說，范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在物質上依舊具備雄厚的基礎。只不過，帝國家大業大，攤子鋪得開，各項支出開銷也同樣巨大。
養兵、養官、養吏、養貴族這種傳統的、基礎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自世宗后期以來，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費、浪費也不用多說。
關鍵在于從正統六年到十二年這幾年間，大漢帝國并不算安寧，天災人禍不斷，尤其是河北地區，持續幾年的大旱，造成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帶來饑荒，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動亂與疾疫也隨之而來帝國在向前發展的同時，各種矛盾也在快速積攢，而最集中的一次爆發，便是「王則起義」，范圍極廣，禍及五州三 十余縣，與眾極多，叛軍勢大時，規模一度迫近十萬。
王則起義的爆發，本質上在于帝國貴族、官僚的腐化墮落，士大夫地主階級的不斷膨脹，導致對百姓壓榨剝削的加劇，當連續的天災降臨，食利階層趁機興風作浪，地方官府則處置遲緩失當，再在「彌勒教義」的蠱惑下，方在河北，這個漢帝國自建國以來便是核心統治區域的地方，爆發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叛亂。
為了平定河北叛亂，朝廷也耗費了巨大代價，調兵十數萬，前后靡費上千萬貫，官民死傷數十萬人，并且從事實上，打破了范仲淹對朝局的平衡協調，使他放棄了更為深入的改革改良。
到最后，范仲淹罷相，還與河北叛亂有直接關系 而在河北旱情終告緩解，叛亂逐步戡定的同時，在帝國繁華富庶的東南地區，在每年向京畿輸送大量財稅、糧米的江淮，也發生旱情了，嚴重程度，比之河北也不弱。
有河北之亂殷鑒在前，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江淮救災賑民事務上。雖然這個過程中同樣腌臜事不斷，但在江淮諸統治階級有意識的防備與控制下，兩地方才沒有出大亂子。
而比起河北，發生在江淮的旱災，對帝國的影響實則要更大，從后面的發展來看，深深地改變了帝國的政治態勢。南風壓倒北風，也正是以此次江淮大旱為轉折點。
東南地區，在帝國的財稅版圖中，一直占有重要支柱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也有足夠的數據支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然而，立國百年了，作為東南地區利益代表的帝國貴族、官僚、士族們，卻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帝國最上層的統治資源，依舊牢牢地被傳統的北方軍功貴族與北士集團所占據。
這顯然是一個極其深重的矛盾，尤其在東南經濟發展日益抬頭，到北方集團都不敢側目、無法壓制的時候，就更尖銳了。
而江淮大旱在當時，最直接的影響便是，百萬人口的開封、洛陽兩京，開始缺糧了。京邑之中，糧價高企，民怨沸騰，朝廷也針對性地采取了措施，比如開放官倉，比如從兩湖、關內、川蜀調糧，甚至專門出臺政策，鼓勵商賈從海外封國糴入糧米但這些舉措，加大朝廷支出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關內、兩湖、川蜀地區百姓的負擔，中樞朝廷還是有節操的，但實在防不住一連串的人上下其手 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他地方的社會、階級矛盾也隨之加深，尤其是關內道，而關內的影響是能夠輻射整個西北的，于是民情復雜的大西北，在安寧了幾十年后，又開始滋生動亂了。
當然，很多深層次的矛盾與影響，距離其爆發，總是需要足夠的時間發酵與相應契機的。而在正統十一年后帝國中樞，卻不得不因江淮大旱，好好算一筆政治經濟賬。
京畿缺糧，蓋因江淮大旱，東南輸京糧米減少，而朝廷解決的辦法，卻嚴重依賴于南方道州，包括從南洋封國購入的糧食，也主要是從江海關入關，再轉運進京。
因此，在范仲淹秉政后期，在帝國朝堂中樞，已經不得認真對待南方統治集團，不得不正視來自南方貴族、官僚、士族更多的聲音與訴求。
總結得來說，范仲淹秉政期間，在大漢帝國統治上層，南方正式開始蓋過北方，這是經濟與政治相結合帶來的重大變化。
且不提那些不斷南下，并在漫長的歲月中與當地結合的北方籍貴族帶來的影響，就范仲淹，他便是南臣，能夠當上尚書令，就已經說明趨勢了 而這種變化，對大漢帝國的統治影響，尤其對其統一性與穩定性，利弊如何，恐怕還需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