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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六年（1047）春，京西道，襄州。
陽光明媚，春風送暖，漢水之上，百舸爭流，在南來北往的大小船只中，有一艘北行的官船，格外引人注目，船上諸多彩旗迎風飄揚，其中夾雜著一面龍飛鳳舞的「范」字旗，這乃是荊湖北道巡撫使范仲淹北行之船隊。
甲板上，已然年近六旬的范公，撫舷而立，花白的須發在江風的吹拂下飄動著，不斷打在那張滄桑衰老的面龐上。漢水之上，船來船往，沿岸村鎮，人煙稠密，這一切都表明，當今的大漢帝國，依舊繁榮昌盛，充滿活力。
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這樣的。但作為帝國的上層權貴，從中樞到地方，往來上下數次的范仲淹，卻深刻且極具憂患意識地認識到，帝國如今的繁榮，與過去相比，已經不同了，這是建立在對億兆子民更嚴厲與殘酷的壓榨與剝削上了。
在世祖、太宗、世宗統治時期，即便偶有反復，但整體上對于帝國權貴們的約束，還是強力而有效的，這也是帝國能夠長時間維持一個繁榮昌盛局面的根本原因。
然而，自三代帝王陸續退出歷史舞臺，隨著正統皇帝劉維箴繼位，這種延續了幾十年的統治階級自我約束意識，正在逐漸模糊。
雖然帝國統治依舊是穩固的，經數代帝王不斷完善的管理體制依舊有序地運轉著，但不容忽視的是，千年以來歷代王朝，甚至就在大漢建國百年間，那些曾經反復出現的弊病與問題，也再度萌發了。
歷史是個輪回，治亂循環是其特征，當帝國的統治階級，一步步放松自我約束的時候，當統治者的貪婪需求經過自上而下，重重加碼之后，落到帝國那億兆萬千黔首身上的時候，也必然產生又一輪的統治壓力與矛盾。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漢帝國依舊能保持一個強盛文明的狀態，上下依舊沉浸在太平盛世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宗們留下的豐厚遺產，以及，帝國子民還能夠承受當下程度的剝削 正統時代的大漢帝國，固然還前行在建隆盛世的余暉之下，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份余暉并不能庇佑帝國永遠，巔峰之后的下坡路，也不可避免。
關鍵在于，這個坡該怎么下，有想要穩步前行，緩慢下坡的；也有得過且過，隨遇而安，追自然之理的；還有一些不甘于滑落，意圖將大漢帝國的巔峰基業，繼續保持下去的，比如這范希文公，更是代表性人物。
自端拱二年入仕，一晃眼，三十一載春秋已然逝去，范仲淹也從初出茅廬、意氣風發的青年才士，成為滿頭華發、譽滿天下的忠臣良相。
范仲淹在當下的大漢帝國，名聲是極好的，尤其在庶族官僚群體之中，更被視為領袖，哪怕是素鄙南人的北方士林，雖然常常帶有色眼鏡觀之，但也從來沒有鄙薄過他的治事能力與忠誠之心。
那滿頭的白發，大抵有一半，是因憂國憂民而生。到正統時代，如果要從庶族官僚中選出一個首相，那么在很多人的腦海中，第一個跳出的人選，大抵就是范仲淹了。
而能夠擁有這般巨大的聲望，僅靠個人的才干與能力，顯然是不足的。在范仲淹背后，也同樣站著一大波人，端拱進士、建隆內閣、南臣、睢陽、婁江學派、吏政派，再加上世宗皇帝股肱之臣的光環，這些共同造就了一個「當世第一臣」。
不過，支持擁護他的人很多，厭惡排擠他的人，同樣不少，因此，范仲淹的首相之路，也注定不可能順利，尤其在世宗皇帝這個最重要的伯樂離開后。
三十年宦海生涯，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從地方返回京師了，但從沒有哪一次，像此次這般，讓范仲淹躊躇忐忑，患得患失。
當然，以范公之胸襟與氣度，自不是因個人得失而焦慮，他憂懷的，是家國天下、君王社稷。而此番回京，他注定要在帝國政壇掀起一波狂瀾，要趁著人生暮年，為帝國、為君王、為黎庶，再盡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實上，早在正統四年的時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還朝，離開他奮斗了七年的隴右道，留下了一個軍政穩定、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樣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進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業。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漢帝國雖然光輝而偉大，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矛盾，是需要有為者去擔當解決的，而到了范仲淹這種地位與聲望，自然也有股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氣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書仆射、兼財政使。對于帝國內的財政系統，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邊擔任內閣學士時，就接觸過，后來更官至鹽鐵使。
曾經主持過淮東鹽堤工程，以及對全國鹽務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財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整頓，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計、款項調撥審核事宜上，做了相當力度的整飭與糾正，鹽務上復發之貪、盜、賄、私等現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擊。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體的同時，帝國在財政系統的糜亂，也得到很大的改變，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財政使只當了半年，他的整頓改革則只持續了四個月，便被罷相。
當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損的權貴、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這牽扯到新一輪的貴庶之爭。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書令杜衍，在正統二年的時候罷相，出京前往西南擔任巡撫使，繼任的，乃是樂平縣公李昭賢（這可是李繼隆長子、世祖皇帝外孫）。
而當時的政事堂，除李昭賢這個尚書令之外，另有樞密使折惟昌、兵部尚書向元鍇（向德明之孫）、禮部尚書馮端（馮道曾孫），另輔以石元孫（石守信之孫）、李光輔（李筠重孫）等掌握實權的軍政大臣。
這些都是功臣元勛之后，除馮端、李光輔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國的頂級勛貴，如李昭賢、折惟昌，還有一層皇親國戚的光環。
當這些人在帝國朝堂占據大量話語權的時候，也是意味著勛貴勢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來早已壯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團的對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一頭扎進政斗的漩渦，雖然，他一心一意只想著為朝廷、為百姓做些實事，但有些爭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時，作為尚書令下屬最重要的兩個宰臣，吏部尚書與財政使，一個呂夷簡，一個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對李昭賢形成了相當強力的鉗制作用。
于是，為了打破這種限制，李昭賢從幕后策動一場政治攻訐，他選擇的目標，正是范仲淹。呂夷簡這個人，老謀深算，且權術高超，否則也難在新皇繼位之后，就迅速運作回京為相，并更進一步，擔任吏部尚書。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雖然私德無虧，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擊。
而這樣的政治活動，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過錯，只是當權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夠多的短處與把柄，等形成風潮之后，弱勢的皇帝劉維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將范仲淹外放，他實在頂不住來自李昭賢等勛貴的壓力，或者說不愿意正面對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讀中，大抵是在面君進諫的過程中，言辭過于激烈，有辱圣人威儀），奪相，出任湖北巡撫使，那一年，范仲淹56歲。
如今，范仲淹58歲了，滿鬢霜白的他，依舊操勞于政事，牽掛于君王，也再度迎來一個復起的機會。
兩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勢又大不一樣了，最大的變故就在于，尚書令李昭賢因病去世了。朝廷又喪失了一個領頭羊，上層的斗爭也再度激烈起來，而在一場旨在奪取最高相權的爭斗之后，最終的人選，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賢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沒能交待，趁著這個空檔，朝中蟄伏已久的庶族集團，也發動了一場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還得到了一部分勛貴階層的支持，比如馮端、李開源（李皇后之侄，論輩分，皇帝劉維箴得叫一聲表叔）等人，同時還有蕭氏的默默推動。
建隆——正統時代，朝中有「三蕭」的說法，蕭景、蕭恭以及蕭惠，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資歷有資歷，但在權貴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視的，還是那個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賢等傳統貴族掌握朝權時，蕭氏也是默默蟄伏，秘密尋求推翻機會的一波人。李昭賢的突然辭世，顯然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當然，真正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皇帝劉維箴，這對他來說，同樣是個難得的機會。以劉維箴的脾性，以及從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親戚，以及東宮舊臣，他顯然更親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確聽話，世宗皇帝駕崩之前，對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給他指點了大量人選，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為相 顯然，已經31歲的皇帝劉維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著做出一些成績來，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議，在眾臣的推薦下，他終于下詔，召范仲淹回京。
劉維箴還專門派內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詔，還送上一份劉維箴的手書，上邊盡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讓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從詔書自中樞下達之后，至少在短時間內，朝廷上層的斗爭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著水陸之途。
原因無他，正統時代的尚書令，權柄之重，堪稱帝國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