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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33 天王的“加冕”,奠基者之死

  建隆六年秋八月,幾乎不約而同地,北廷王劉文共、康居王劉文潛親自率領使團,攜帶重禮,西來河中城,目的有三。

  其一,慶祝中秋佳節,已經數不清有多少個年頭中亞三國王室沒有一起歡聚團圓了;

  其二,自是為安西取得對ysl軍的史前大勝,二王親自前來道賀,也感謝安西為漢家的安全、尊嚴與榮耀付出的努力與犧牲;

  其三,實則也是最為重要的,帶著一些陪禮乃至請罪的意思。

  對于“六次大戰”,實際上不管是康居、還是北廷,都異常關注,并且兩國都進行了足夠的戰爭動員與準備,否則康國如何能以迅雷之勢,拿下伽色尼東北部那片領土?甚至于,在戰爭后期,康國已經主動加入戰場,向伽色尼國發動進攻。

  至于北廷國,則默默組織起三萬步騎,比起高州戰場,人數雖不多,但卻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統帥還是北廷最能打的將領睿侯劉繼琨(劉文共之侄,第一次明城會戰一戰成名)。

  對二國來說,坐壁觀望確實存在,從現實利益考慮,如果再讓兩國為安西的安全與國家利益去流血犧牲,那也是強人所難。為漢家,為文明,這些都太空洞寬泛了,隨著時間推移、諸國離心,都不如權力、利益來得實在。

  從二國的角度來說,安西最好能夠憑借自身的力量抵御住ysl的反撲,這也是它的義務與責任,誰教他人口最多、實力最強,也占據著最豐饒的土地與河流,更處在第一線。

  腹黑如張寒者,他期待的則是安西與伽色尼兩敗俱傷,那樣將會給北廷國后來追趕,乃至取而代之的機會。

  當然了,安西的硬實力擺在那里,沒那么脆弱,不會為ysl聯軍輕易擊破,即便出問題了,遭遇敗績,自河中城以東還有大片腹地縱深,也足夠北廷、康居二國軍隊入場,挽救危局......

  只不過,那種情況下的聯軍,安西就得付出一些更“貴重”的代價了,連中央帝國都不無償援助了,難道還要期待封國之間親密無間?

  唯一讓人意想不到的,安西從始至終都沒有向二國遣使說句求援的軟話,就單獨一家把事情給辦了。那可是幾十萬ysl軍啊,統帥又是馬哈茂德這個盛名幾十年的君主,竟然被劉文澤這個“后生”打得潰不成軍,墜落深淵......

  再多的想不到,在事務已成現實之后,就不能不考慮如何收場的問題了。不管是文化還是血脈因素,都導致北廷、康居二國,在面對安西的時候,會產生那么一絲尷尬心理。

  中秋節前的河中城,其繁盛狀態,就像正如日初升的王朝一般,一派生機,都邑之盛,冠絕中亞,有如一顆漢家文明孵化的明珠,璀璨奪目,這也是一座集漢家文明之大成的雄城。

  而在劉文共、劉文潛二王到達之前,河中城已經聚集了各方代表與諸國使節,尤其是被安西剛征服不久的齊亞爾、波斯東北部、巴爾赫地區的那些貴族代表們,更是殷勤前來,為安西王賀。

  過去的幾十年,在廣闊的中西亞地區,漢族繁衍生息,扎根發芽,除了與ysl文明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之外,屬于漢文明強勢的一面,也漸漸起到了同化作用,對于這片地域的國家、部族們來說,反對、抵抗不了,那就只有接受、歸化了。

  即便那些常年角力、廝殺激烈的一線地區,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在內,都從事實上習慣了漢人的存在以及漢文明的傳播。習慣是一種細思極恐的事情,剝削者習慣掠奪,被奴役者習慣麻木,就連戰爭、殺戮與死亡,都是一種習慣。

  漢文明的一些特色習慣,也事實上在中西亞地區傳揚開了,比如語言、文字、禮儀、服飾、歷法、制度等,還有五大節日......

  轄治之外,還有一些讓人意外的使者,比如鉗制著的巴格達哈里發的白益王朝,埃米爾遣使東來河中,向安西表示祝賀,同時表以彌兵和議、互不攻伐、友好往來的意思。

  曾經的兩河霸主,早已是日暮西山,名不副實,內部也已是四分五裂,本身統治都是岌岌可危,在馬哈茂德兵敗之后,就更不敢東顧了。尤其在郭琚領兵,滅亡里海南岸的齊亞爾國后,雙方之間就事實接壤了。

  以漢人強大的軍事實力,一旦安西再次發動西征,以兩河地區政權散亂的狀態,是根本無法抵御的。于是,白益王朝成為了ysl世界,第一個同漢人王朝媾和的國家。

  感其誠意,劉文澤也“仁慈而大方”地同意其請,雖然根本原因還在于,大戰之后的安西擴張乏力,需要休養生息,安定國內,并且新征服的土地、人口也需要精力去建立同化統治。

  以漢文明精神為指導的中亞漢國,本質上還是喜歡種田發展,也早就過了以戰養戰的階段,從劉旻統治中后期,就已經進入到勤修內功的正軌上了,而非追求一味的戰爭擴張。而兩次大戰嚴重的損失,也讓國內那些狂熱的擴張派冷靜下來。

  使者不辱使命,成功從河中帶回了“和平”與“友好”,甚至結成了通商關系,回到巴格達后收到了王朝埃米爾的厚賞。

  然而,這種屈服,也極大地激化了內部矛盾,尤其刺激了那些宗教狂熱分子,也從事實上加劇了白益王朝的解體與滅亡。

  同樣讓人驚訝的,還有來自遙遠的基輔羅斯使者,一行人走了數千里路,穿山地,過草原,借道烏古斯葉護國領地而來。

  卻是基輔羅斯大公雅羅斯拉夫聽聞崛起于中亞的漢文明國度后,生出了強烈興趣,專門派使者前來聯絡,歷經辛苦之后,方才抵達安西,恰逢漢伊大戰,見證了安西取得的輝煌勝利。

  當下這個時代,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由維京后裔結合東斯拉夫人形成的羅斯文明正處在一個繁榮的階段,對這個數千里外的蠻夷國度,劉文澤的興趣并不是很濃厚,不過有朋自遠方來,雙方也沒有什么禮儀沖突,還是予以使臣禮節招待,讓其感受了漢家文化禮儀的獨特魅力。

  而使者,在親眼經歷見識了安西的文明、強盛與繁榮之后,大為驚嘆,回國之后將所見所聞向雅羅斯拉夫大公進行了詳盡的匯報,促使大公萌生與安西通商的想法。

  也從建隆六年開始,漢文明與羅斯文明之間有了正式而官方來往與交流,把視野放大,一條西起基輔、東達高昌的絲綢之路,在基輔羅斯與中亞漢國的交流下建立起來。

  當然,路途漫長而遙遠,由于橫亙在中間的游牧民族的襲擾與阻撓,這條商路并不安穩,甚至顯得脆弱,但卻是這個時期歐亞文明之間最親近的交通交流路線了。

  除白益王朝、基輔羅斯之外,最讓劉文澤意外的,還得是來自塞爾柱部落的的使者。塞爾柱來人,本身就有些耐人尋味,要知道,在漢伊大戰之際,他們才攻擊了紀渾河流域最肥沃的下游三角洲地區,殺掠無數。

  此番,其使者又攜帶重禮南下,這自然引發了劉文澤的好奇,帶有憤怒與殺意的那種。剛剛取得對ysl聯軍大勝,對北方這些不臣游牧部族暫時還顧不上,但劉文澤已經籌謀著要派軍北上清理一遍,以保證北方邊境的安全,方捋虎須的塞爾柱人則是第一目標,其使者來得也算巧。

  使者是奉塞爾柱部貝伊之命而來,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向安西稱臣請罪,六次大戰的結果,不只兩河流域的ysl核心世界震動,安西周邊的游牧部族們同樣大受震懾,尤其是塞爾柱人。

  二則是表達塞爾柱部愿意成為安西王劉文澤忠實仆從的意愿,他們愿意為安西駐守邊境,以阻止北方游牧部族的侵襲,當然這也是有條件的,塞爾柱部希望安西能把咸海東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的土地、草場封賞給他們游牧生存。同時表示,愿意追隨安西,征討不臣的烏古斯葉護國......

  塞爾柱人如此提議,倒也不算異想天開,畢竟,這是有先例的。大概半個世紀以前,作為烏古斯葉護國四大部族的塞爾柱部因為土地之爭與葉護決裂,被迫東遷到錫爾河中下游地區,作為薩滿王朝的雇傭軍替其鎮守北方。

  在安西三國滅薩曼王朝前的二三十年,塞爾柱人除了作為遜尼派msl領袖率領當地ysl化的部族征討其他異教徒之外,就是和烏古斯葉護國競爭,同時密切關注河中地區的局勢。

  作為信教者,從本心而言,塞爾柱人對安西三國這些外來的漢人是極度厭惡的,但迫于其勢大,過去并不敢太過炸刺,只是在錫爾河流域默默繁衍發展,甚至很少南下劫掠。

  此番,也就是聯軍聲勢鬧得夠大,統帥還是馬哈茂德這個聲名遠播的ysl脊梁,安西三國又換了新王,塞爾柱部方才嘗試一擊,當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塞爾柱人壯大的實力才是根本。然后馬哈茂德慘敗的消息北傳了,塞爾柱人立刻就尷尬了......

  塞爾柱人自認誠意還是足夠的,想繼續猥瑣發育,然而,安西這個漢人王朝可不是當初的薩曼王朝,對于北方這些游牧民族,劉文澤本能地感到排斥與忌憚,何況他們還信教,這就是根本大敵了。

  至于其請求,甚至讓劉文澤認為他們得了失心瘋,當初先王劉旻忙著安治國內,一時沒顧得上北邊,但劉文澤可有心向北挺進。

  畢竟,不管是烏古斯葉護國還是塞爾柱抑或是其他北方部族,他們距離河中地區都太近了,臥榻之側,豈容鼾睡?同時,河流所及之處,都是能讓漢文明生根發芽的地方。

  當然了,劉文澤的涵養還是不錯的,哪怕心中鄙夷,面上仍舊帶著征服者與勝利者的寬容,語氣平和地給塞爾柱人提出了兩個要求。

  第一,讓塞爾柱人毀信滅教,去ysl化;第二,要塞爾柱部接受漢化改造,對部屬推行進行營所制,接受安西宣慰、御史、稅吏的入駐監察。

  而這兩條,幾乎都抓在塞爾柱人的命門上。前者,乃是信仰問題,這也是漢文明與ysl之間根本性的沖突,于塞爾柱部來說,他們ysl化已久,同時也是他們在過去發展壯大成為北方ysl化部族領袖的主要原因,滅教改信可涉及根本問題。

  至于后者,則是自主權的問題,當初塞爾柱部為什么與葉護紛爭,后期又參與到葉護國的“抗稅”斗爭中去,如果今日能夠接受安西這樣的條件,當初就不會有叛逃葉護的行為。

  可想而知,當劉文澤提出這兩個條件時,塞爾柱使者臉色有多難看,又有多尷尬,甚至有種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態度如此,塞爾柱人的這次“示好”注定無果,在后續的中秋典禮上,塞爾柱使者始終沉默,被人澆了一頭酒也沒發作......

  而這場不成功的外交活動,也掀開了塞爾柱人對抗安西國序幕,使者將劉文澤的答復如數稟報后,塞爾柱部貝伊大怒,認為這是安西對他們誠意的蔑視與踐踏,果斷“反漢”,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擾安西北部的城鎮。

  當然,此時的塞爾柱人,雖有一定實力與威望,但連衰落的烏古斯葉護都應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軍的對手。信仰與意志對戰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時候,絕對的實力差距也不是能簡單抹除的。

  面對塞爾柱人的侵襲,劉文澤大怒,即遣郭琚為征北大將軍,率領四萬騎兵北擊塞爾柱人。郭琚還是很能打的,安西軍又全部是騎軍,因此塞爾柱人擅長的游擊戰法威力大大減少,而論裝備、訓練與指揮,更不是一個量級。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損失慘重、不堪為敵的塞爾柱人,被迫離開生存半個多世紀的錫爾河流域,向北遷(逃)徙(亡)。而安西國,則趁機將實際掌控領土向擴張了數百里,將錫爾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這也導致安西與烏古斯葉護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畢竟接壤面大大增加,當時的烏古斯葉護國,其主要活動區域在咸海以北、里海東北部的草原上。

  塞爾柱人北走,并不是他們與安西恩怨的結束,相反,這是一個開始。塞爾柱人一路北遷,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區方才止步,在伏爾加河流域休養生息。

  一個部族在向上發展的時期總是具備堅強的意志與充分的韌性,塞爾柱人證明了這一點,在陌生且形勢復雜的高加索地區待了數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薩人余部與東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遷之路,再度一頭扎入中西亞的文明大戰場,給安西王朝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劉文澤最高光的時刻,他在中亞享受了一種“萬邦來朝”的盛況。

  有呼羅珊的波斯貴族向劉文澤提議,劉文澤該效當地傳統,加冕“眾王之王”的尊號,這一提議,得到了不少人的擁護,尤其是當地貴族們,從心底,他們希望能用這種辦法,慢慢地將劉文澤“皈依”過來。

  然而,對所謂“眾王之王”的稱號,劉文澤顯得很蔑視。不過,從這場中秋慶典之后,“天王”的稱號正式開始在安西體制內流傳,并向世界的中西方遠揚。

  在北廷王劉文共的眼中,這場中秋慶典,實則就是劉文澤的一場“加冕儀式”,他看到了中亞各族的臣服,看到了安西的強盛,看到了劉文澤的得意與驕傲,而這一切都讓他五味雜陳。

  在中亞三國的劉姓王室中,劉文共是其長,出身最好,資歷最深,然而,他所統治的北廷國,卻由于先天條件的緣故成為了吊車尾,這種現實的落差,讓他很受傷,尤其在面對如今的安西王劉文澤的時候。

  作為趙王劉昉的長子,作為與劉旻、劉曄二皇叔一同征戰中西亞的北廷開國之王,劉文共心里怎能沒有驕傲?

  因此,即便劉文澤接受了劉文共的歉意與謝禮(兄弟關系漸行漸遠,但東方帝國盛如大日的情況下,這關系還得繼續處),劉文共的心情也一點都輕松不起來。

  返回北廷的時候,一路經過安西統治下七河流域的城池與土地,一向豪邁的劉文共難得地掛相了,他的心里幾乎在怒吼:世祖不公!

  而見劉文共心情抑郁,與他如魚得水的張寒主動勸慰了。張寒認為,安西已極盛,如劉文共能保持清醒,謹守基業,消除國內矛盾與積弊,那么還能繼續保持下去,否則,盛極而衰,必不可免。北廷國的希望,在未來。

  對此,劉文共卻頭一次發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嘆!

  相比于心情沉重的劉文共,康王劉文潛就要輕松得多了,畢竟,已經占了實惠,折點面子算什么,得到和州(于闐)的補足后,這些年一直處于半起飛的狀態。

  不過,等回到北廷國后,劉文共就收拾心情,繼續投入他的“筑基”大業,除了一貫與大漢的緊密聯系與人口政策外,他也下定決心,繼續向北擴張。

  土地倒是其次,深入北境,征服那些游牧部落,獲取他們的人口與牲畜才是主要目的。此前,劉文共還想著保留一絲漢人的“純粹”,但這種理想在國家發展壯大的現實需求下,不得不靠后。

  劉文共將國內全部的騎兵部隊集結起來,交給睿侯劉繼琨,由其率領北征。從建隆六年開始,劉文共用了六年時間,拓地兩千里,征服了北部眾多游牧部族,將之納入北廷國統治之下,極大地充實了北廷國力。北廷的據點也在鄂畢河、額爾齊斯河流域延展開來......

  又三年,北廷的開國之主劉文共薨,享年六十。他是北廷國的建立者,他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在荒涼偏僻之地,為后人打下了一片堅實的基業。

  即便在劉文共死之時,北廷國力依舊大大落后于安西國,但他半生的努力,才是之后北廷國徹底崛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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