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安東王劉文淵薨逝的消息傳抵洛陽之時，朝廷上下都下意識地松了口氣，這老家伙總算死了，這件事，對朝廷那些敵視安東的權貴來說，實在是一件喜事。
過于久遠的未來不提，也不說接下來幾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當朝，安東不可能再成為朝廷心腹之患。其余安東王室與安東國的結合，遠不如劉文淵帶來的威脅大。
因此，朝廷如常進行藩王薨逝的喪儀表示之外，對安東王爵的傳承也沒有任何阻礙，大開綠燈。對安東王室后裔的了解，這幾年朝廷可是惡補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劉文淵，劉繼覃就是只溫順的綿羊了，縱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們也可以讓朝廷做許多文章......
可以說，隨著劉文淵的死，朝廷與安東宗藩之間，太宗與秦王嫡長之間，持續了幾十年的明爭暗斗，方才真正沉寂下來，暫時告一段落。
在劉文淵薨逝的同時，大漢帝國朝堂之上也已發生巨大變化，呈現出一種全新格局。而對于帝國權力高層來說，任何變化，最終都落在人事的變化上。
顯然，帝國中樞的人事格局又發生重大變化了，人基本還是那些人，但尚書令換人了，就是最大的變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節后不久，“罷相詔”頒布了，雖然很突然，過程卻簡單而順利，擔任整整七年帝國“首相”的寇準，以“足疾”卸任。
當然，皇帝劉文濟給他找了個不錯的養老之所，以其遠赴東南，知湖州。在帝國對宰臣的任用中，雖不乏使職地方者，但從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這種情況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并且，余生就此沉淪，很難再有起復。
這樣的際遇，對性情剛烈、志趣遠大且權力欲望極強的寇準來說，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準年方六十四，對一個首相來說，并不算老，而寇準一向精力充沛，勤于政務，他的目標可是成就開寶首相趙普那樣的功業與名聲......
然而，這一切隨著罷免詔書的下達，都戛然而止，大漢帝國終究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個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個用了十一年將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湯、將自己權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劉文濟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強勢，帶有絕對的主角光環，但就十年在位時間的表現來看，這絕不是一個像看起來那般好對付的皇帝。
當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那寇準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劉文濟的手腕，有的是辦法將他排擠出朝廷。謫遷湖州，沒有一擼到底，抑或貶到個窮山僻壤，都算是一種挽其尊的寬容了。
提起寇準，你至少不能否認其見識與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謀斷能力。至少在尚書令的七年多時間里，對于大漢帝國的發展，還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
寇準的貢獻，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協助劉文濟鞏固皇權，將康宗時代籠罩在大漢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這是根本，如果在這件事上跟不上腳步，寇準也當不了這么多年尚書令；
二則是整頓吏治，反腐肅貪，重倡太宗遺風，狠狠地打擊了自康宗朝以來復萌的舞弊、奢靡、貪墨之風，帝國法制的權威性再次得到恢復；
第三就是從未擺在臺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對帝國勛貴們的打壓，不管是提拔培養庶族官僚、地主，還是削弱勛貴集團在朝廷權力中樞的存在感與影響力，這些都是在建隆時代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特征，當然由此積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樣沖突。
因此，在尚書令的位置上，寇準并不是一個庸碌無為之人，相反，他是個有為之臣。但是，有為之余，也往往伴隨著數不清的非議，不得不說，在“建隆改革”中所引發的種種矛盾與敵視，寇準也幫劉文濟分擔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出現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損失的勛貴，還包括很多本屬同階層的庶族官僚。比如寇準一直鄙視的南方官僚，以及諸多受不了寇準強勢甚至強硬到蠻不講理程度的治政作風。
鑒于此，雖以趙普為目標，但寇準永遠達不到趙普的高度。首先沒有一個世祖皇帝那樣的最高領導，就是先天劣勢，另一方面，在為人處事方面，寇準比之趙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這是個聰明人，但聰明的地方，并不完全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還是劉文濟，都是類似的觀感。要知道，當年向德明之后，擇尚書令時，對寇準劉文濟都是有所疑慮的。
但最終選擇寇準，也是政治的選擇，至少，這個人能辦事、敢辦事，并且辦成事的能力很強。在劉文濟走向皇權巔峰的旅途中，寇準就是一個急先鋒的存在，用起來也很趁手，有這么個精力充沛、作風果敢的大將，劉文濟在治國過程中省卻了很多精力，在處理一些棘手問題的時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劉文濟也從不否認寇準的能力，只是，時間在流逝，朝局在變動，人心也在變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驁不馴的安東王劉文淵壓制之后，劉文濟的地位從里到外都得到了徹底的鞏固，再無人能挑戰。
在基本不用擔心帝位穩固的同時，帝國的朝局政風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轉，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準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準引發的不良反應卻在不斷發酵。
官僚、勛貴，那些在整頓改革中被觸犯利益的舊勢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舊掌握極大話語權與影響力的群體，他們的不滿也逐步累積到一個很深的程度，讓皇帝劉文濟都不免憚慮。
當然，如果僅是如此，也還不至于動搖寇準的地位，劉文濟的心志堅定，也不會因為勛貴及官僚們的反對就輕易罷相，問題還是出在寇準自己身上。
首先是與皇帝政見上的異見，是越來越大，尤其在用人選材上，皇帝對南方士林的倚重幾乎讓寇準深惡痛絕，屢次阻止劉文濟對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對政法大學堂也是頗多指責。
至于軍事上、財稅上、法律上，寇準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與理念，并一點一點地拿出來，如果僅是如此就罷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當作皇帝的意志來推動執行，那問題可就大了......
當然了，寇準倒還不至于干出什么明顯僭越逾制的事情來，但當他的種種言行作為帶給皇帝這樣的印象時，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長久了。
真正讓劉文濟下定決定罷相，還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間，劉文濟在幽州籌謀著安東之事，并且做著軍事準備的同時，寇準卻在洛陽扯后腿，他認為不可輕動刀兵，覺得與安東那邊沒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書令的權威，從洛陽方面阻止著劉文濟的軍事準備；
同時，當“六次漢伊大戰”捷報傳至洛陽后，在沒有取得劉文濟同意的情況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義做出回應，遣使道賀。他還是有理由，當時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東內亂，顧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時，劉文濟又收到了來自洛陽的一則“趣事”，說是寇準去工部視察，以司務察問一名員外郎，那名員外郎是跪著對話，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風下，嚇得尿了褲子......
總之，關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橫亙在他與皇帝之間的矛盾也日漸深重，寇準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風也很難輕易改變。
當負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風，當皇帝的信任度與好感度持續下降時，他的結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劉文濟之寬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觸久了才發現，劉文濟的寬厚是沒辦法，因為他“得位不正”，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與挑戰，很多時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協的態度與舉措。
同時，劉文濟的寬厚，也更多地針對那些對他有用的人，一旦畫上“無用”的標簽，那么再深的寬容都會褪色。就如寇準，沒給他炮制點罪狀，也是政治需要，畢竟劉文濟不能自己打臉。
與當年向德明罷相時，還需觀察等待、審慎決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請退，對寇準，可就顯得干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詔書的事情。
事實也證明，甭管寇相公過去在中樞是何等八面威風、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權威面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終只能凄凄惶惶地遠走東南。
甚至于，連老家都不讓回，因為皇帝想讓寇準去東南，看看那里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薈萃......
同時，寇準大概也是第一個，罷相之后讓滿朝文武彈冠相慶的首相了，除了親信死黨，幾乎沒有表示惋惜遺憾的人。做到這樣的程度，也就寇準了。
但不管如何，帝國政事堂，屬于寇準的時代從建隆八年春開始，徹徹底底地過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書韓承均。
這又是一個帶有妥協性與安撫意味的選擇，針對勛貴集團，劉文濟也同樣不敢一味的打壓，同時，朝廷中樞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當權決策。
至于韓承均，他的能力當然無法與其父韓徽相比，但基礎素質、履歷足夠，再加上身份與時勢，他就能做大漢首相。這個位置，可是“橐相”都沒能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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