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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詔，康宗梓宮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發時，劉文澎的御體已經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個月了。（太宗陵寢位于澤州，曰元陵。）
而隨著劉文澎下葬，也意味著大漢帝國徹底告別康宗時代，正式迎來屬于劉文濟的時代。返京不久，劉文濟即下了一道“宣政詔”，明示天下，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劉文濟正式向內外上下臣民傳達他的治政理念與施政綱領。
詔文很長，內容很多，但精煉下來的意思，卻清晰簡練。總的來說，就兩句話：罷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過去的一年，朝廷在運轉上，還是基本維持著平康時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時代，朝堂之上卻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識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現的問題，以為殷鑒。
關于這方面的事務，前前后后，劉文濟收到了幾百道奏章，僅從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確做出了深刻而認真的思考，可謂痛定思痛。雖然不乏對劉文濟的勸諫，但這股風潮，他卻在默默地推動，寫得好的，還專門拿出來推薦給大臣們看，交由宣慰司刊發。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醞釀，劉文濟又選在康宗下葬之后，來表明心跡，闡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響，擁護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劉文濟表現得可太有明君風范了。
然事實上，即便已經坐穩皇位，在發出自己的聲音，發揮皇帝權力的事務上，劉文濟依舊顯得謹慎。他只是在康宗“無為”的基礎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為”。
而在具體的操作上，劉文濟也只明確提出了四點：禁奢靡，倡簡樸，廢大工，樹新風。
禁奢靡與倡簡樸實則是一體的，只不過比起太宗時期的嚴格約束，嚴厲打壓，劉文濟態度與手段都要緩和幾分，同時只在國資公費的支出上劃紅線，至于私財，只做提倡，未有強令。
廢大工，單指康宗的“水晶宮”構想，自其駕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發還，建筑物料廢置，連臨時工程營造指揮部都基本解散，一干營造官員及宦官，在停工的情況下，靠著先期撥下的款項，還快活了半年多。后來遭人舉報，盡數被殺頭。
關于西苑行宮的問題，實則有人建議繼續修的，畢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經掘出來了，宮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沒成本太高，為免浪費，可修建完成，也給皇帝一個就近避暑納涼的地方，哪怕仿東京的瓊林苑。
然而，經過審慎思考，政治優先的原則站了上風，劉文濟最終還是選擇徹底停罷工程，他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展現出自己與康宗的不同。
于是，已經耗費大量人財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宮，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而爛尾的工程，荒廢的人工湖體，則成為皇家園苑間一道巨大的傷疤，非滄海桑田難以恢復抹平。
至于樹新風，則是針對康宗時期，尤其是后期時，朝廷上下，權貴內部，諸多綱紀廢除，斗爭無度的現象，因此劉文濟特地擎起太宗遺風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強法之政策，嚴肅律令，整飭違法。
當然，劉文濟心里還是有數的，風紀敗壞起來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轉，卻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強的權威，以及更多實際的動作，殺足夠多的雞，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劉文濟的“新政”充滿了保守與妥協的味道，但沿著既定的規劃，耐心而從容地走下去，他這個皇帝做得越發自如，權威也就在悄然之間加速建立，并鞏固起來。
皇權交接，新舊朝更替之際，總是會怠慢許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國家大考，科舉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屆被康宗皇帝給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為他要準備祭天與北巡之事，實則是為了進一步打壓與他作對的李沆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為他發現，在平康朝的兩屆科舉中，李沆等人通過貢舉發掘、提拔了不少寒門出身的官吏。
你要說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對付起人來，還往往抓得住重點，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實在難以稱之為聰明，當時還說出了一番驚世駭俗的言論：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員？
坊間有傳聞說，前宰相李沆在歸養之時病死，就是因為聽了皇帝罷科舉的舉措以及那番言論后，一時激憤，氣死了.
因此，對于帝國天下士子、廣大僚吏來說，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啟的科考，是時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舉注定收獲人心，為天下士林、僚吏、學子所擁戴。
同時，本次貢舉，也是自開國以來，歷屆常制舉中，最終參考人數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謂一時極盛。
皇帝劉文濟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堯佐知貢舉，為大考總監。陳堯佐是在徐士廉遭貶之后，由兩浙道上調中樞，拜相，這固然是一種“回報”，同時，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這樣的官銜，已經幾十年不曾出現過了。通過這項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對“德育教化”的重視，或許，這就是讀書人春天真正到來的前奏.
與陳堯佐一道被回報的，乃是兗國公王增，他從荊湖北道調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樞的喉舌，就沖他當初在繼位之前的果斷靠攏，即便他與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實際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興奮之余，也更加賣力，畢竟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真正觸摸到重振家聲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時間內，就用實際行動表現著他對新皇的支持。
他與下屬的僚屬與筆桿子們，是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從方方面面、各種角度來論證皇帝繼位的合理合法與合情，邸報上，更是連篇累牘地稱贊皇帝繼位以來所有的端重、謙和、寬容、禮賢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詔頒，王增又組織人手，開始仔細研讀、分析、審量，窮盡力氣地挖掘其中先進的思想精華與政策理念，并從諸部司衙門乃至民間搜羅政論文稿，宣報之上，也緊跟著出現了大量政策解讀。
這甚至導致宣報的民間銷量都有一定下挫，畢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誰關心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價錢去買枯燥的官報來看。當然，宣報是有一個固定市場群體的，其辦報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傳的目的，銷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東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現與舉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劉文濟認可與表揚。當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飽受非議，畢竟過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樸擺出來了，老國公當年是何等風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現，豈不有辱先祖聲名。
對此，飽受過“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會在意些許流言蜚語，比起那些非議，躋身中樞，光耀門楣，才是對祖父最好的匯報。若沒有今時今日的地位，帝國上下，又有多少人會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闈，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貢舉，為大試副監。同時，劉文濟又讓集賢殿大學士、禮部侍郎楊億以及大學士、秘書監朱祺為監考。
楊億與朱祺，一個是傳統的博學鴻儒，一個湘江學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間在為政治學、思想道義方面的爭論，已經延續二十多年了，二人從雍熙初期的太和樓里，一直辯論到端拱時代的廟堂上，也從當年的青年俊秀，成為了如今華發早生的學派領袖。
主監考的陣容，可謂豪華，也表明著皇帝對禮制、德育、取士的重視，而與以往比起來，今年的春闈，透著一股迥然的氣質，積極向上，又讓人耳目一新。
從結果來說，本屆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屆，諸科加起來，足有428人被錄取。當然，比起參考人數，錄取比例實則是下降的。
同時，在取士上的分配，劉文濟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傳，將前兩屆農工醫算諸科被打壓下去的錄取比例又給提了上來。
事實上，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磨合、實踐，朝廷內部對各專科已經有一定認同，畢竟進士、明經太卷，競爭太激勵，考取難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實則是傳統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農工醫算四科，雖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鏡看，但總歸是一個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視積累、專業性最強的醫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難度也相對較低。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這么多年，這些專科取士的發展前景，終究是有限的，除了社會意識、文化氛圍、傳統官僚的打壓之外，本身的專業性就限制著其發展，而這個上限，也開始顯現出來了。
真正獲得大發展的，只有一個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時代可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明法時代”，這也在朝野間掀起了新一輪的“儒法之爭”。
如今到劉文濟上臺了，在承繼先帝遺志，繼續明律強法的同時，他又默默推動“明算”了，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習務的經驗，尤其在親眼見識了東南經濟的大發展之后，在國家管理尤其是財政管理上，劉文濟也更傾向于更加“精細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術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礎，劉文濟推動婁江學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來，一個會算賬的官吏，不管是貪婪還是清廉，在管理上總是能聰明一些、靈活一些。
因此，本屆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數目上，也達到歷史之最，足有41人。
當然，再怎么變革變化，進士科的核心地位依舊是不可動搖的，這是真正培養精英統治階級的地方，進士出宰相，也成為一種趨勢了。至少，這么多年來，就沒聽過其他科目有人進入加平章事，跨進政事堂的。
從結果來看，端拱二年這一科，也著實挖掘了不少良才，別的少提，就說一甲三人。狀元蔡齊，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這是一次庶族的勝利！
從這三人身上，能夠發現一些明顯的共性。蔡齊祖上雖曾為縣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過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強與體制沾點邊，但他天生聰穎，幼時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吳越為官，入漢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時，范仲淹方四歲，又是一個幼孤貧而立大志的典型。
由于范墉為官清廉，沒有給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積蓄，其母謝氏撫養艱難，差點改嫁。也是適逢太宗繼位，刷新吏治，偶爾聽聞，竟有人在江南富貴州縣任上，清貧如廝，留孀妻孤兒艱苦度日，了解其情后，太宗深受感動，責令蘇州府出資，供養母子所需。
如此，范仲淹方才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成長環境，談不上富貴，但官府每年的撫恤到位，再加其母勤勞，至少衣食能保證供應上。
在見識生計之苦的同時，范仲淹與其兄長范仲溫也刻苦讀書，十八歲的時候，范仲淹考進婁江學院，三年學成，放棄到蘇州為吏的推薦，而是選擇北上到睢陽學院求學，數年寒窗苦讀，博習經典要義，也徹底形成兼濟天下的理想抱負。
后回吳縣，順利考取貢生資質，獲得進京大考的資格，終于端拱二年，一朝及第，成為探花郎。同時，其兄范仲溫也在這一科，列明法科第九名。
而進士一甲三名，也是幾十年來平均年齡最低的一屆了，蔡齊時年28歲，晏殊25歲，范仲淹27歲，可謂一掃多年以來科舉取士之“暮氣”。
背后促成此事的，毫無疑問乃是皇帝劉文濟，陳堯佐那些人，還沒這等魄力與膽氣，這也是劉文濟給當今大漢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
而這屆科舉的結果，難免引發一些人的不滿，除了攻擊“專科取士”幾十年的傳統官僚們，還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資歷、“能力”的。
有一個人的意見，比較讓劉文濟意外，那就是吏部尚書寇準，他說了一句怪話：天下精英，頭甲三人，其二出于東南，北士無人耶？
蔡齊、晏殊、范仲淹三人，沒有如一般士子那樣，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諸部司進行輪值觀政歷練，也被沒安排到三館、翰林院去編書、寫文章、磨礪心性，而是被皇帝召到身邊，擔任內閣伴讀。
這樣的待遇，于三者自是大幸，三人也由此，站在一個親近的角度，見證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一個由皇帝劉文濟主導的帝國時代。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