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從來都是是非之地，刀光劍影，陰謀詭計，始終不休。只不過，在這個權力場中，劉皇帝永遠是核心，但政治重心卻在時時變化，隨著高官重臣的變遷抑或大政方針的變動而變化。髑 流言蜚語，往往是伴著政局變化最普遍也最廉價的東西，而在過去兩月之間，朝廷內外的討論主題毫無疑問是劉皇帝所提議的稅制改革。
雖然劉皇帝是問題來源，但沒人敢直接針對他，于是各種難辨真假的蜚短流長，便圍繞在實際主持新制籌及各項推行準備工作上上的李昉。
而李昉，相比起其他角色，怎么看，都要好“欺負”些。更可喜的是，由李昉主持的新制改革，一直進展緩慢，在猶猶豫豫總結舊制積弊的同時，對于新制的構建上遲鈍滯后，如此值得攻擊的地方就更多了，理由也更充分。
如果說劉皇帝強硬的意志，讓人不敢直接對抗的話，那么通過針對執行者，便成為了一個可行的辦法，簡單有效，進退自如。
而最為關鍵的是，到目前為止，李昉在改革上的表現，實在讓人不敢恭維，疲于奔命，受困于爭執與糾紛，有如泥足深陷，掙扎不已，又沒足夠的威望與過人的魄力去破局。
別的且不提，快兩個月了，關于新稅制的一些細則問題，仍在商討，難下定論，研究詳細、考慮全面是認真辦事的態度，但過于重視一些細枝末節，而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推動改革進展，而不是陷入無休止的扯皮與麻煩之中。
而當劉皇帝都表露出不滿之時，那李昉所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就更大了。歷代政策改革的執行者，最顧忌的并不是來自里里外外的掣肘與對抗，而是來自皇權的支持。髑 而李昉的表現證明，他并非一個能夠擔當改革大任的人，而劉皇帝對他的態度同樣表明，李昉或許也不是劉皇帝心中所屬。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明顯了。
這不，又有一則消息從垂拱殿與政事堂開始傳播開來，李相公又被陛下責斥了，原因在于新提交的一份財稅新制籌議條疏。對于這份難產的奏疏，劉皇帝表現得十分不滿，閱覽過后，直接給了李昉四個字的評價，事倍功半。
事實上，對李昉不滿的各類人中，并不全是基于反對稅改的原因，相反是對李昉遲緩猶豫的動作感到失望。任何改革，都有保守派與激進派，稅改也一樣，實持反對意見的人頗多，但明面支持的人同樣不少。
支持的人中，也是形形色色，來源不一，原因不一，并未成派別，但基本的政治態度同樣保持一致。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唯劉皇帝命是從者，這些人幾十年籠罩在劉皇帝的人權威之下，在劉皇帝的意志下，幾乎失去了個人的思想，習慣性地按照劉皇帝的想法來。
還有一部分，則屬于大漢統治各階層中的有識之士，不論勛貴還是官僚，總有一些人的見識超過階級利益的限制，而謀求更高更有價值的需求。肉食者雖鄙，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為眼前蠅利所禍，而為了國家統治的延續，為了更長久的利益保證，也愿意做些妥協。
而在當下大漢朝廷的官僚之中，也有一大批起于微末，體察過地方民情，見識過民生疾苦的官員，他們更清楚如何通過減少對農民的壓榨而靖安維穩，他們知道稅改是延續統治生命力的做法。這些庶族官僚，雖然很多人都在朝廷的大染缸中變了色，但依舊有有一批人，保持著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這些人，也是改革除劉皇帝之外最主要的支撐力量。
另外則是，還有一些不在乎改革意義與重要性的官員，他們樂意看到變革的發生，并積極參與進去，以趁機牟利。改革意味著改變，也往往體現出利益的重新分配，對于許多不甘現狀的人而言，改變就意味著機會，不管是因勢而動，還是渾水摸魚，都需要一個變化的環境。髑 這樣的人，或許談不上唯恐天下不亂，但絕對是不希望看到一成不變。吏治運動，在清洗不法的同時，尚且崛起了一大批新權貴，稅改亦然，這同樣是個機會。改革容易出新貴，這其中的機遇可比平時苦熬政績資歷要大得多。
甚至于，有些人心明明對稅制改革心懷疑慮，甚至排斥反對，但面上卻顯得格外積極，表現出十分強大的執行力，對于這些人而言，如何借機實現仕途上的進步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政治理念什么的，沒到一定地位毫無意義，至于利益，只要有官有權，什么都會有的…
而趙匡義，顯然也屬于這樣的一類人。
最后還有一批選擇坐觀局勢，左右搖擺，隨時可以轉變立場的人。事實上，很大一批人，對于改革并沒有過于明確且激烈的反對態度，一是在于眼光的短淺，不論流言如何，在切身利益沒得遭到侵害之前，是不會有什么過激反應的，實在沒必要。
另一方面，則是大漢多年發展形成的一種政治規則，或者說習慣。在劉皇帝當國的這近四十年間，發起并落實的各項政策改革有數十起，每一起都會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但都一一落實了。
這其中，除了劉皇帝破除萬阻，堅決推行之外，也因為劉皇帝的大部分改革，都表現得極有分寸，與其說是改革，不如說是改良，既然是改良，不論手段形式激烈與否，都難以掩飾住其中的妥協性，往往留有余地。
經歷得多了，大伙也都習慣了，雖然此番稅改從一開始都讓人感覺別扭，但在沒有具體方案出臺，沒有新政舉措落實，沒有真實效果的反饋之前，觀望是不少人選擇的態度。髑 稅改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就是統歸地稅，再度加強朝廷對土地的控制，但是，這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權這種最為敏感的問題“減租減稅”總是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更容易接受。何況，即便通過稅改，今后的地稅如何收，收多少，都還未成定議，都是可爭取的。
說到底，這仍舊是一場走溫和改良路線的變，雖然觸及了土地這種最關鍵的生產資料，但效果如何還需看后續的發展。
而李昉無法切實有效推動稅改進程，自然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滿，反對者就不多提了，支持者對其保守的做法不耐，而觀望者也因為始終沒個定論而感到不安，難得的，李昉竟然到了人憎鬼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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