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開封，迎來了最美好的季節，萬物豐茂，茁壯成長，空氣中都仿佛充滿了希望的氣息。對東京士民而言，比較喜悅的是，持續走高數月的糧價，終于緩了下來。
從去歲冬開始，東京的糧價便開始逐步抬頭，原因有二，榆林叛亂是一方面，大量糧食被西北戰事那個黑洞所吞噬，。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去年異常的氣候，大面積的霜凍導致全國性的歉收。
大漢的糧價，向來穩定，在這方面，管控得很嚴，過去也始終保持在一個低水平上，自開寶元年開始，二十余年間，東京斗米糧價只漲了五文。
即便在去年秋末，斗米價格也才十八文，不足二十，糧價的上漲幅度，甚至趕不上銅錢的通貨膨脹。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糧價，方才造就了兩京的繁榮，否則根本無法養活那么多人。
有一個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糧價并不是越低越好，糧價越低，農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難過，生產勞作的積極性就越低。
而大漢保持了長達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糧價，自然就是建立在對農民的剝削上，幾乎是母庸置疑的，大漢過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鎮化的大發展，兩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榮，都是通過對農村抽血來實現的。
開寶已然二十又二，大漢也安定了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這些劉漢政權的基本盤，時間則要更長。而長時間的康平，除了帶來穩定，同時也意味著各種問題矛盾的積攢。
過去，不停的對外戰爭，高昂的軍費，領土擴張帶來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勛貴當權，包括還未徹底過去的西北叛亂，這些都是大漢進入“開寶盛世”后，逐漸顯露出來的問題，并且從劉皇帝到中樞宰臣都察覺到的事情，并且因時因勢調整。
其中，有的緩解，有的改良，雖然始終難以起到治標的效果，但起碼得到了遏制，也使開寶盛世延續至今。
而農民問題，在過去始終是被壓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農為本，根本目的是為了維持農村的穩定，保證農業的產出，保證稅收及物資的供給。
從開寶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減丁稅，到開寶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稅，這算是解除了大漢百姓們頭上的一道枷鎖。
然而，其他束縛卻從未放松過，尤其對農民而言，雖然朝廷多次調整兩稅，有漲有減，但整體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戰亂時期的稅收而言，有了比較明顯的差別罷了。
然而，大漢已經徹底脫離戰亂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遠，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漸長成，他們是沒有經歷過戰爭時期的困苦，也難以感同身受，對于當下的社會環境以及生存條件，自然難以稱心。
大漢的農民向來是本分的，但是日子過得如何，他們心中也明白，而事實上是，過去的二十年，他們過得并不輕松，并且越來越困苦。
僅一個夏秋兩稅，就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負擔，尤其是，隨著朝廷徹底制定稅收通過銀、銅錢收取之后，對農村的壓榨就顯得越發赤裸裸了。
糧食本身維持在一個低廉的價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稅額卻在不斷提高，為了繳稅，大漢的農民們不得不把辛苦產出的糧畜賤賣，換成銅錢，用以交稅。
在這個過程中，幾乎不可避免的，還有經過官商盤剝一遍，這方面的問題，劉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覺了，并屢遣御史監察，嚴厲處置，然而再嚴厲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難以杜絕貪婪的人心。
同時，銅錢在不斷貶值，糧價卻難以提振，農民每年種地的收益自然不斷降低，生活的成本卻在不斷提高，這日子如何能夠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還留有極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稅，限制土地買賣，并以嚴刑峻法處置那些逾制亂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漢土地兼并的進程，給普通農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僅僅是遏制，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土地交易仍舊是準許的，而以自古以來大漢士民對于土地的熱情追捧，即便代價高些，只要有機會有資本仍舊會熱衷于買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漢各地，土地買賣的數量明顯增多，其中有貴族，有官僚，也有商賈，這與歷朝歷代發生的土地兼并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此前，有大量漢民下南洋闖蕩，其根本原因，還在于那些人，無地無產，或者失地失產，為了生計，不得不賭命冒險。否則，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誘人，也難以形成那等規模的出海潮。
而針對于農民困難的情況，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至少，在豐年之際，還會由財政出錢，以略高于市價的價錢從民間收購糧食，用以官倉儲備。但是，于整體而言，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這個辦法，本質上還是在割韭菜，畢竟朝廷手里廉價的銅錢是在太多了，而糧食物資可是實實在在的。
另一方面，則是在災年時期，對受災州縣百姓行減稅、賑濟。
而以上兩點，同樣不能改變大漢農民生活困苦的本質。鑒于此情，不論是劉皇帝，還是政事堂，都已經意識到，農民農業問題已經到不得不變動的地步，否則任其發酵下去，矛盾爆發之際，難免產生動亂。
這是歷代王朝治亂循環的規律，即便以朝廷的實力，不會被輕易掀翻，但是這種情況同樣會動搖統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實上，早在趙普卸任之前，就已經在籌謀，改變農業政策，讓利于農民，穩固大漢最廣大的群體，農民。
當然，減稅這種事情，是不能輕易實行的，尤其農稅依舊是朝廷稅收的大頭。但是，糧價卻是一個不錯的著手點。
去年田畝歉收以及榆林叛亂，對兩京的糧食供應造成影響，導致糧價不斷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時，東京糧價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則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兩京的糧價一向是天下的風向標，哪怕反應慢些，全國的糧價也跟著上漲，緊接著影響到的是整個農產品。
過去，當糧價不穩之時，朝廷往往會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這一次，并沒有貿然行動，而是一直按捺著，任由市場調節，即便其中出現了一些囤積居奇、乃至發國難財的亂象，也沒有第一時間整治。
就拿米價來說，以朝廷多年積攢的家底，拿出一部分來平抑價格，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但在趙匡義及沉義倫的建議下，朝廷選擇了觀望的做法。
如此一來，可苦了兩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農民則如降甘霖，糧價漲了，能賣出更多錢，他們的處境自然能夠得到緩解。
當然，糧價過低不行，過高顯然也會出問題。而在半年的時間里漲了三倍，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著東京糧價居高不下，士民生計受困，乃至窮苦之人幾乎無以為繼，滿城怨聲載道之時，朝廷終于出手，平抑糧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