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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市長您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有些事情您真幫不了忙，我還是需要想其他的辦法。”段云感激的說了一句。
“總之呢，以后有什么困難就打電話給我，我認識這么多的企業家，敢有勇氣和實力投資芯片產業，到目前為止也只有你一個人。”李灝頓了頓，接著說道：“不過我還是要給你一句忠告，做事情不能只憑一腔熱血，還要懂得進退量力而行，就就算是合資芯片廠的事情失敗了，我也希望你們天音電子廠能夠繼續保持目前的發展勢頭。”
李灝的話說的很明白，那就是讓段云不用這么拼命，現在他已經投入了這么多的資金，但作為私營企業想研發生產芯片，還有很多困難需要解決，另外后續資金的投入也是個無底洞，他擔心段云會支撐不住。
其實對李灝而言，段云的天音電子廠，如果能夠繼續保持現在的隨身聽生產銷量，繼續為深圳電子產業和城市基建做貢獻，這就已經足夠了，沒必要死磕一個項目，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我明白了，感謝李市長對我的幫助。”段云點點頭說道。
車子行駛在路上，段云看著車窗外的風景，陷入了沉思之中。
回到工廠后，段云坐在自己辦公室的椅子上，點上一根煙抽了起來。
正如他剛才和李灝所說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他現在確實缺一個芯片研究的領軍人物，而且這個人至少也是在國內頂尖的大牛。
段云在前世的時候也曾經學習過很多關于芯片的技術，但還遠遠達不到精通的水平，而且他現在還管理著一個企業，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處理，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的所有時間精力投入到芯片研發工作上。
而根據他前世學到的國內芯片的發展史，在80年代比較有名的幾個芯片研究人員中，無疑要數侯為貴和倪光南最為出名。
生于1941年的侯為貴在學生時代是個不折不扣的學霸，畢業后當了一名中學老師。
在混亂年代，侯為貴所在的學校轉為企業，也就是航天部設在西安的691廠。
1969年的時候，年級27歲的侯為貴被調任航天691廠任職，從技術工人到車間主任，再到技術科科長。
一直到70年代末的時候，中國改革開放，中美關系改善，時任航天部副部長的錢學森要求691廠跟進研究計算機芯片及半導體技術，于是691廠指派技術科科長侯為貴負責去美國引進技術和設備。
1980年，侯為貴前往了美國，考察美國芯片產業的同時，也在那里學習了一段時間。
在這個期間侯為貴看到了國內外芯片的發展技術和趨勢，也學習到了一些較為先進的芯片生產技術。
而到了1984年的時候，691廠派侯為貴等人到深圳考察，原本想在這里投資新建一家芯片廠，但由于投入資金太大，最終只能作罷。
而到了1985年的時候，侯為貴被派往深圳創辦內地與香港的合資公司，也就是中興通訊的前身中興半導體，擔任深圳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當時的侯為貴非常想研發生產芯片，但是因為芯片產業投入過于巨大，所以他只能退而求次，先靠著幫香港人組裝電話機賺錢。
以侯為貴的技術能力而言，他是可以擔任中國芯片研發的領軍人物的，但是他始終沒有碰上這樣的機遇，國家拿不出這么大的資金投入，而但他們合資的香港企業則認為，華人公司頂多做點加工業，賺點辛苦錢，趕超歐美芯片大公司簡直就是癡人說夢，所以根本不能可能同意侯為貴進入芯片這個產業。
段云如果想聘請侯永貴擔任自己芯片廠的技術負責人的話，難度非常大，且不說他是國企的高級干部，還有就是侯永貴自己也是一個創業的老板，是不可能幫段云打工的。
而段云心目中另外一個理想的候選人則是大名鼎鼎的倪光南。
生于1939年的倪光南61年的時候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在80年代初的時候，曾經應邀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工作，擔任訪問研究員，他那個時候的年薪就已經達到了今年的4.3萬加拿大元，按照官方匯率，相當于中國國內公司的70倍。
可是他最終在1983年的時候還是回到了國內，最終和柳傳志一起成立了聯想集團，并擔任公司的總工程師。
和侯為貴一樣，現在的倪光南也是一個創業中的老板，段云想高薪聘請他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聯想公司破產，否則的話，段云沒有任何挖角成功的可能。
當前段云心目中國內最強的兩個芯片研發大能都不可能挖到自己的公司，段云只能另想辦法。
但很快，段云就想到了另外一個當前國內芯片技術的大能人物。
“我這一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國身上的恥辱。”
說出這句話的是中國著名芯片研發科學家黃令儀。
黃令儀出生在1936年，家境一般，父母都是地地道道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但是他本人卻非常熱愛學習，而且每次考試都能取得優異的成績。
但是在那個年代黃令儀卻被左鄰右舍非議，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在那個年代，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是不被允許讀書的。
但是黃令儀卻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她在學習的同時，也親眼目睹了當時國家遭受的劫難，這種恥辱深深記在了黃令儀的心中。
黃令儀1958年畢業于華東工學院，隨后進入清華大學半導體專業深造。
畢業后的黃令儀進入中科院計算所工作，從此登上了科學研究的列車。
而當時國內在。科學研究領域幾乎沒有什么重大成就。
1977年，中科院計算所引入了一個“電路預研“項目，黃令儀被點名負責集成電路、器件工藝和芯片研制這幾方面的工作。集成電路是芯片的基礎，芯片運行的快慢、功耗大小，全靠集成電路設計。
為了讓自己設計的芯片能投產，在對比了不同電路特性后，黃令儀用了一個“笨辦法“：把決定集成電路功耗、速度的關鍵環節一個一個拆解開，逐個突破。
當時，她和研究小組成員幾乎整天泡在辦公室，一人拿著幾個版圖來回對比，直到把主流集成電路的器件原理、工藝原理完全摸透了，才研究出一種新型“I2L結構“，用這種結構做出的一款256ROM內存，還獲得了1980年院科技成果獎二等獎。
可就在黃令儀一鼓作氣想繼續突破的時候，事情卻出現了轉折——“經費緊張，大規模集成電路項目取消“。
這對致力于中國芯研究的黃令儀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中國芯從與世界同步發展到10年以后全面落后世界領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