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隨不向王遜還禮，寧州諸將吏皆感不忿。
甄隨倒也注意到眾人的臉色不好看了，于是將王遜攙扶起來后，便即倒退一步，然后深深一揖，致歉道：“我非無禮，一則甲胄在身，二則近日染病，膝蓋每日針扎一般疼痛，實在是拜不下去啊…不知城中可有良醫，為我診治哪？”
寧州雖然偏遠，人口稀少，開發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醫生還是能夠挑出幾個來的。直到入城后遣醫生看過了，眾人這才相信——敢情甄將軍是真有病啊，不是為其無禮舉動而隨便找的借口。
其實甄隨離開成都前，陶侃就反復叮嚀過，說王邵伯護守寧州，抵御巴氐已經十載，不管他是肯于從華還是仍舊心懷故晉，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萬不要仗著名高位尊，特意折辱于他啊。再者來說，倘若他抗拒王師還則罷了，若肯歸從，我軍終究遠來，南中將吏必懷警惕之心，你若是行為無禮，若再逼反了彼輩，則于國家無功而有罪了。
終究寧州那么大，戶口卻不蕃，多山林瘴癘、蠻族夷部，人要是躲藏起來跟你打游擊，不是三五年便可底定的——你也盼著參與攻伐江南之役不是嗎？倘若陷身泥淖之中，恐怕就趕不上了。
正是因為有陶侃的叮囑，最主要甄隨不想在南中浪費太多時間，才肯咬牙忍住性子，和顏悅色地跟南中將吏解釋：我是真有病啊。若其無病，必不至于連膝蓋都不肯彎；正是因為有病，則我本無倨傲之意，卻被你們誤會，那多劃不來啊——這必須得解釋。
甄隨這毛病，也就這倆月才得，不犯病的時候自可奔躥如飛，但三不五時的卻雙膝劇痛，曲折為難，只好跟喪尸似的直著兩條腿緩緩走道兒…醫生看診之后，就對他說：“將軍雙腿，想有舊傷，損及筋脈，但炎熱多雨時，不時發作…”
甄隨忙問：“可能治么？”
醫生苦笑著搖搖頭，說：“某可嘗試施針用灸，減緩將軍疼痛，然終不能斷根…”頓了一頓，又安慰道：“若將軍不向南來，而往北去，居于干燥寒冷之地，則此病未必還會發作。”
甄隨不禁懊惱，心說想不到半輩子爬山，最終就折在這事兒上…原本我還以為將養將養，就能徹底好了呢。等定了寧州之后，我還要去打荊州、湘州，乃至江、揚的呀，全都是炎熱潮濕的氣候啊…這若是正在陣上，突然犯起病來可怎么好…
看起來，伐江南前，還得抽空回趟洛陽，去訪求更靠譜的醫生。原本打算天下大定后，就回老家過下半輩子，如今估計湘州是呆不住嘍，甚至于長安、洛陽都不可居——難道老爺要在并州…甚至于其北部晉陽等地終老不成么？
巴蜀既定，那么伐江南也就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來了。
某一日，裴該召來著作郎王羲之和秘書庾翼，問他們：“卿等可能為朕做書，勸告父兄，不如早早降順，以免刀兵起時，生民涂炭啊？”
王羲之和庾翼都是去秋太學試時以外舍生身份合格入仕的——這種變相的科舉制度，裴該都籌劃了好幾年了，卻直到去歲才終于得以施行——只不過二人年紀都還輕，又沒有什么實務經驗，所通者唯有經史，所長者唯有書法，故此吏部在得到李矩的關照后，即命二子入秘書省。
秘書省舊掌國家圖書，后與中書省同，亦典機要。華朝之秘書省，則除管理圖書外，還負責為天子草擬和潤色詔令，名義上不再掌機要，其實接近天子，對于國政仍然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庾稚恭的策論四平八穩，吏部認為有培養從政的資格，乃進為秘書。至于王逸少，經史方面的成績比庾翼要強，策論則完全不知所云，因此雖然同入秘書，卻任職于著作局，為著作郎。
晉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華朝的著作局，卻在裴該的堅持下，規模擴大了好幾倍，以著作監、丞為主副官，下設著作郎、校書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務除管理典籍外，還要他們重新梳理諸經、諸子，刊刻權威版本出來。
——學術可以討論，教材則必須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夠再撥良才。這是因為在原本歷史上，五胡之亂綿延百余載，對于傳統文化的破壞極其嚴重，無數典籍因此亡佚；在這條時間線上，裴該原本有機會拯救一批的，卻被他作為逃亡的掩護給主動舍棄了…
但終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縮短了北中國動亂的時間，客觀上挽救了相當數量的公私文書；而即便那些徹底找不回來的，好在讀過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頗能夠憑借記憶力補足一部分——只可惜沒有蔡琰那種既家學淵源，又博聞強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補足這些文書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頭上。根據裴該的估算，我怎么著也能為后世多保全兩三成的圖書下來吧。
不過王羲之進入著作局后，卻并沒有參與點校經籍，或者整理圖書，整天就忙著抄書了…監、丞等都聽李茂約說過，此子雖然年輕，卻是衛夫人的高足，又曾受過其父兄的指點，或隸或楷，以及新興的行書，皆為當世之矯矯者；試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長，把抄書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頭。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當練書法了，難得的工作竟然能跟興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校勘，用鄭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謄清了，上呈天子預覽，請求開版印刷。裴該大致翻了一下，就問：“較卿等前所勘《書》、《易》，字跡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終，純然一體，不知為何人所錄啊？”
著作監明確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頓了一頓，又說：“乃請即將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該說允啊，當然允了。暗道將來著作局刊刻推廣的這部書——可能還會有別的——必然為萬世所追捧，內容暫且不論，那可是“書圣”的親筆啊！哦，到時候我是不是先問王羲之要部簽名本來呢？
拉回來說，裴該這一日召見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們可以作書送往江南，勸說王氏、庾氏等主動歸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實在這件事上，裴該內心很矛盾，既希望通過一場摧枯拉朽般的軍事行動，把江南的各種殘腐勢力盡量清掃干凈，更便于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時又考慮到兵危戰兇，必致橫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還是以不打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輩不會那么輕易俯首的——要從華早就從華了，起碼可以派人過江來談條件嘛——仍然叮囑王羲之和庾翼寫信去勸降。然而王、庾二人卻皆苦笑著請罪，說：“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書父兄，申以大義，望其幡然改悔…惜乎書多不答，即答，亦不過閑敘家常罷了。”
裴該心說什么“申以大義”？多半是“曉以利害”吧。估計沒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輕易交卸兵權的，而王敦若不表態，王導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導的跟屁蟲…
不禁輕嘆一聲，說：“朕昔在建康，與王茂弘、庾元規等常有來往，雖難免稍稍齟齬，卻不意如今天塹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過寄望僥幸，以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納款者，不知凡幾；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聯絡途徑，卿父兄卻不知用…”
確實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過各種渠道向洛陽致意，即便不明說愿為內應，也委婉地表態，倘若王師渡江，我等必從。好比說賀循之子賀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陽來聯絡劉隗，說我當初在公門下，為公設謀脫難，這事兒您可還記得嗎？
——想當初江東之亂，王敦使錢鳳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協、劉隗，刁玄亮不免于難，劉大連卻靠著門客賀隰的勸說，先跑去吳興王府上，托庇于吳興太妃裴氏，這才能夠逃脫錢鳳的毒手。
賀隰，還有紀瞻之孫紀友等人，那跟裴該也是有過交情的——曾經同游覆舟山，裴該北渡前，還通過他們向幾家土著豪貴商借過錢糧。只是如今裴該貴為天子，他們當然不好直接湊上去說：“皇上您還欠著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賀隰曾獻策救劉隗之功，請求劉大連幫忙轉奏。
江東士人之所以與洛陽政權暗通款曲，主要是對王敦不滿——王茂弘還肯籠絡南貉，王處仲卻幾無此心啊；而即便王導，也只知道拉攏賀循、紀瞻等老一輩而已，于其子弟，并沒有太過下心思錄用。
在原本歷史上，東晉肇建后最顯赫的家族是王、庾、謝、桓等，皆為僑客，所謂江南五俊——顧榮、賀循、閔鴻、薛兼、紀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瑯琊王氏還則罷了，那庾、謝、桓等，在中原時不過二三流門第而已，則東晉政權寧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見一斑。
所以賀隰、紀友等輩，全都暗中慫恿家中尊長，說以如今之勢，華軍遲早渡江，咱們得欲做準備，才能保證家族的安泰啊。終究南貉、北傖，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該規復洛陽后，僑客不少北還，估計如吳興周氏之亂還得多來過幾場。南人想自治是不現實的，一定要找個依靠，則從晉還不如歸華，對自家可能會更為有利呢。
終究如今僑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兩柄利劍，懸在南人頭上；而若從華，天子或居長安，或居洛陽，即便派北人來治理江南，咱們敷衍和架空起來也比較方便一些吧。
這種情形并不特殊，想當初譙周為什么先做《仇國論》，煽動失敗情緒，繼而又勸說劉禪投降？就是因為巴蜀土著與荊州士人之間的矛盾太深，即便諸葛亮都無法彌合，等到蔣琬、費祎、董厥、樊建等執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譙周等輩怎么可能會開心？
同樣在東吳，孫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與江南土著之間的矛盾，通過暨艷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國家政權核心若在中原，則汝等既可來，我等亦可往，出出進進的，即便因為所居偏遠而稍弱一頭，終究不會被拉得太遠，甚至于時間長了，還可能有勝出的機會。但若主客都蜷縮、擁擠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謀主地，客奪主權啦，土著對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過手去；就這一畝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卻要分潤于汝，汝卻無可予我，那誰肯甘心啊？！
故此裴該對平定江南，信心很足。這不跟淝水之戰時候似的，江南政權已經基本上穩固了，即便土著也沒幾個會認為但從北方，可得顯耀機會——秦主身邊兒或氐、羌或鮮卑，連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時候輪到咱們這些讀書人了？
不過即便如此，時間也不可能拖得太長，一則于中原地區恢復民生不利——南北資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對雙方都有益處——二則也怕再生什么變數，或者南人久望王師不至，終至心寒。因而裴該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后，便召樞部使、副許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書張敞、侍郎楊清等人前來，商議南征之事。
許柳說：“臣觀前書，覺今與晉、吳對峙之時，形勢相差不遠，乃當從晉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軍，下于建康；兗、豫之軍指向武昌；巴蜀水師沿江而下，夾擊逆賊。
“南人孱弱，非我百戰精銳的對手，所慮者唯王敦水師也。則若以巴蜀水師相敵，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晉文（司馬昭）于滅蜀前曾云：‘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順流之勢，水陸并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其后因受禪等事，及樹機能亂于北方，定蜀十七年后方始伐吳。
“于今斷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當期以三載，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積儲豐厚。”
郭默聞言不禁笑道：“樞使此言，未免太過持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