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皇帝又是正面地詢問,不管是張溥,還是吳昌時,都不由得連忙謙虛,同時自然也暗示,事實確實是這樣的!
崇禎皇帝聽了,似乎更為高興,就又夸起他們兩個,說他們兩個真是百官之楷模。有他們這樣的官員給太子授課,他也是放心了。
反正說了一堆,講得都是張溥、吳昌時他們平時刻意經營出來的那些名聲,這正撓中了他們的癢處,更何況,說話的還是當今皇帝。加上他們原本的擔憂,那是一點都沒有發現,皇帝壓根就沒提他們有結黨之嫌,或者操縱科舉之事,因此,張溥和吳昌時都興奮了起來,慢慢地,也少了拘謹,話也多了起來。
“陛下,臣自幼苦讀圣賢之書,就想著有朝一日為國分憂,為民造福,此乃吾輩讀書人該做之事,實屬平常也!”張溥的臉上露出一本正經的神態,向崇禎皇帝奏道。
吳昌時沒想自己心中的腹稿被張溥搶了先,不由得有點郁悶。其實,他心中已經不爽張溥久矣!
說起來,他當年和張溥、張采等人一起組建了復社,是最初十一人之一;可是,世人卻只知道張溥、張采,他吳昌時的名聲,卻遠沒有張溥、張采響亮。最讓他不滿的是,復社大權,就操縱在張溥手中,更是讓他憤憤不平。
如今御前奏對,皇上夸耀,竟然又被張溥占了先,心中積蓄的不滿就更多了。
當然了,他也知道場合,這是在御前,為了顯出他博大胸懷,當然不能去針對張溥說什么。因此,他也趕緊向崇禎皇帝奏道:“微臣年幼之時便有立志,忠君報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所不惜!”
崇禎皇帝聽到他們的這些話,好像很感慨地說道:“要是多一些像卿等這樣的官員,大明也不至于形勢如此嚴峻!”
聽到這話,這一次,吳昌時搶先一步開口問道:“陛下殲滅了河套韃虜,圍剿了所有流賊。托陛下之功,形勢已是一片大好!”
言外之意,皇上,你謙虛了,這可都是你的功勞!這也算是一個馬屁,送了出去。
這一次,張溥自持身份,倒沒有多說,只是附和了一聲。
崇禎皇帝聽了,卻是收了笑容,搖頭嘆息,而后,把御案上的一疊奏章讓藍天保轉給他們兩人,同時帶著一點發愁說道:“朕可不是說說而已,卿等兩人可以先看看,各地災情嚴重,都等著朝廷賑災呢!”
說完之后,看到張溥和吳昌時在看奏章了,他就又說道:“朕雖然剿滅了流賊,可禍根未去的話,他日定然又會有新的流賊。以卿等才識,該是知道朕所指禍根是什么吧?”
他們兩人,在看奏章的同時,自然也是關注崇禎皇帝動靜的。因此,在崇禎皇帝一說完,張溥和吳昌時幾乎同時奏對道:“饑荒!”
“是啊,饑荒!”崇禎皇帝點點頭,面帶一點愁容道,“南澇北旱,全都需要賑災,可是,朝廷卻又拿不出那么多錢糧賑災!有的時候,朕倒是想著…”
說到這里,他看了底下兩人一眼,語氣似乎嚴厲了一點道:“莫若再找些富戶抄家算了,如此一來,朝廷有錢,也就能賑災了!”
一聽這話,張溥和吳昌時兩人頓時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奏道:“陛下,萬萬不可!”
說完之后,兩人彼此看看,又不約而同地閉嘴不言了。
崇禎皇帝一見,便立刻問道:“之前謀逆大案所抄錢糧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可各地的災情,卿等二人應該也都看過了,這錢糧從哪里來?”
他如果是問各地災情該怎么處理?那這兩人肯定會說免稅。可是,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因此,他就直接說賑災錢糧從哪里來了?
吳昌時和張溥兩人中,相對來說,張溥要城府深一點,因此,聽到皇帝這個問題,他便想回答說,這個事情,朝堂諸公自有論斷。
但是他邊上的吳昌時,卻想也不想,就立刻奏道:“陛下,朝廷自有法度,收了賦稅,或者再多加派一些賦稅,自然就有錢糧賑災了。”
這個吳昌時,還真是上道,崇禎皇帝心中想著,便接口說道:“此事說起來容易,當真要做得話,就難了啊!兩位愛卿,可愿為朕分憂,為百姓解困?”
之前他就猛夸了他們兩人一頓,他們兩人也都有回應。最為關鍵的是,這是在御前,皇帝問他們愿不愿意為君分憂,又有哪個臣子敢說不想為君分憂的?
因此,他們兩人不管心中怎么想的,都回應了。同時,他們也感覺到,這恐怕才是皇帝傳召他們兩人的真正目的。
對此,他們其實并不抗拒。給皇帝辦事,而且這種事情原本還是朝堂諸公所辦之事,這就說明,皇帝重視他們兩人,搞不好,都能因此升官。
在此之前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見到崇禎皇帝提拔了好些個舉人成了封疆大吏,甚至還有宋應星之流,之事寫了區區一本雜學書,皇上就特意給他新設了衙門。要說他們對這個情況無動于衷的,那是不可能的。
他們兩人還是進士出身,如今只是在熬資歷而已。最好的差事,是給太子授課。如果將來有朝一日,太子登基為帝的話,他們肯定能獲重用。可關鍵問題是,太子還年幼,皇上又如此年輕,想等太子登基為帝的那天,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馬月去!
因此,如今皇帝好像要給機會,他們兩人還是有點期待的。覺得自己要辦好的話,肯定能升官了。
崇禎皇帝見到他們兩人都表態了,便又讓貼身內侍藍天保拿了御案上另外幾份奏章,給他們兩人看。
張溥和吳昌時心中有點疑惑,不知道這又是什么奏章?等他們打開,稍微一瀏覽之時,兩人的臉色,頓時就變了,似乎是有點嚇到了。
原來,這幾份奏章上所寫得內容,都是各縣歷年來的賦稅拖欠,以及各地官吏的交稅登記。
他們兩人為什么看了之后會害怕,是因為他們猜出了崇禎皇帝想讓他們去干什么了。
在大明中后期,各地拖欠賦稅的情況,已經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話,地方官毫不手軟,很可能會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記載,山東、陜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繳稅而自盡的事情。
但這些其實只是拖欠賦稅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賦稅的,其實是富戶來的。他們有錢,會捐納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體罰和拘捕。對于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報,而上報其實也解決不了問題。而且要是地方官上報太多的話,就會顯得很無能,這又迫使地方官不會太多往上報。這么一來,富戶才是拖欠賦稅的主力軍。
這些拖欠賦稅的富戶,其實是很狡猾的。第一,他們有勢力,第二,他們也不會真得一分錢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賴,一年一年的賴,賴個幾年,朝廷看到這種累積起來的欠稅,會成為最新稅賦征收中的難點,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賦稅。
另外,按照慣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慶的時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稅的。只要賴到這種時候,拖欠的賦稅也往往能賴掉。
這種種事情,其實都是惡性循環,鼓勵了那些拖欠賦稅的行為,至于正常交稅的,他們一看可以賴掉,而正常交稅也沒有好處,自然也會有樣學樣了。
因此,崇禎皇帝給他們看得這份奏章中,拖欠賦稅的數目,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的。
另外一類奏章,則是有關官吏交稅的記錄。
在大明朝,官吏從來就不是全額免稅的。不是說,只要中舉,那就再也不用繳納賦稅,不用服勞役了。
大明律有規定,官紳確實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這一點,從明初就開始有了。
在明初規定,京官之家除稅糧及里甲正役之外,優免一應雜泛差役,外官按品遞減。后來,在這些官紳的不斷努力之下,這個規定又改為按照品級限額來優免丁、糧或者丁田。
比如說,在正德年間的規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免田三頃,七品以上免田二頃,九品以上免田一頃,外官遞減。
這個規定,在北方其實還不算什么,換成南方土地產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紳還不滿意,繼續努力,等到嘉靖年間,又幾次說動皇帝修改這個優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時候,變成了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
等到萬歷年間時,又改了,由“論品免糧”改為“論品免田”。優免內容由糧、丁又改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這個來回變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員勢力的此長彼消所帶來的變化,因為免糧和免田對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別的。
萬歷十四年的規定,一直延續到了崇禎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二品八千畝,以下遞減,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畝;外官減半。沒有當官的舉人免田一千二百畝,貢生免田四百畝,監生和生員免田八十畝;那些告老還鄉的官紳則按其品級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見,大明朝兩百多年間,官紳一直為自己的特權而努力。
就拿萬歷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優免田額就增長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優免田額增長了二十七倍之多;而萬歷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時候,甲科京外官優免田額就又各增長了十倍,告老還鄉的官員優免田額增長了六倍;
按理來說,官紳優免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總該知足了吧?
可事實是,雖然律法規定官紳線面已經相當豐厚,可士大夫從者什一,違者什九;大部分官紳,那是能優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優免掉。
有這種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輔徐階。他儼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頭;可是,他實際上就是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濫用優免之權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調停得宜”,意思無外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由此可見,其實還是屁股決定一切。
萬歷年間,南直隸巡按甘士價提出要對官紳優免核查限額,人后禮部尚書陸樹聲就立刻強烈反對,還睜眼說瞎話,說什么“往往田多則累重,亦不必為限制也”。這種話都說得出口,由此可見,為了能全額優免,那是什么臉面都不要了。
事實上,到萬歷年間,土地兼并嚴重,而官紳又想全免,收不上賦稅,全都壓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間動蕩,已經到了必須要整頓官紳優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頓的話,就如同歷史上一般,大明朝破產玩完。
因此,就有官員提出了官紳優免要嚴格按照律法來,這其中,甘士價是一個;雖然他被反對了,因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還好,只是被噴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沒那么好運了。
萬歷二十九年的時候,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令朱國楨看到官紳免役,安坐自如,鄉民應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紳除優免田之外,必須要服役。百姓對此非常歡迎,甚至大書“均田便民”四個大字,貼得到處都是,以此來表達擁護之意。
但是,最后的結果是,那些官紳世家聯合起來,糾結家丁仆從千余人,直接闖進官衙,要捉拿朱國楨,還燒了朱宅。
還有歷史上有名的申時行,錢龍錫等人,也都用各種理由反對優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規定,官紳去世之后,可以繼續優免三年;但是,現實是三年之后,還往往一直優免,這吃進去的好處,讓他們吐出來,不要太難。
由此種種,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積累,等到崇禎朝的時候,就只是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這奏章所寫得內容,就嚇到了張溥和吳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