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夠想到，在資本家們的工廠里還有三四歲的童工？還不是一名兩名，而是成百上千人的出現。
這些童工的壽命，通常不會超過二十歲。過早的進入暗無天日的工廠中，會讓他們的身體遭受嚴重的摧殘。
其中又以英國最為瘋狂，作為工業革命的地，英倫三島人口不多勞動力有限，為了降低成本，資本家們將目光投向了婦女兒童。
一名成年男工的薪水，可以雇傭2名女工，可以雇傭3～7名童工，年齡越小的工資支出越低。
相比成年人，童工明顯更加容易管理，鎮壓罷工也更加簡單，在勞動強度需求不是太大的工廠充斥著大量的童工。
這些童工的來源也是五花八門，一部分是底層民眾迫于生計，將孩子送進了工廠；另一部分就是從交易市場上買到的。
沒錯，這個時候童工也是一種商品，孤兒院、教會救濟院、人販子就是最大的賣家，還有極少的一部分是被父母賣掉的。
血腥工廠，就是這個時代最真實的社會寫照。
一面通過瘋狂壓榨童工謀取暴利，一面又在外界塑造出一副紳士的模樣，給教會捐款、投資教育美其名曰資助貧困學子。
弗朗茨都懶得吐槽了，反正他是不相信資本家們會這么好心，看看這些私立學校中夾帶的私貨就知道了。
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先進性，那是未來才具備的，這個年代的資本家主義體系國家比封建貴族剝削更加嚴重。
自從奧地利的最低工資法案出爐，奧地利資本家們對童工的興趣就大大降低了，這也和國情有關。
奧地利工業化才剛剛起步，對勞動力需求不是太大，本身的勞動力人口又很多。
在實施《最低工資法》過后，資本家們發現他們支付給童工的報酬大大增加了，比起成年人來說也低不了太多，這種誘惑力就小了。
尤其是在政府抓到了幾個典型直接被罰破產過后，大家都記住了奧地利還有一部《最低工資法》。
首相費利克斯開玩笑說：“陛下，自從我們實施《最低工資法》夠，國內無家可歸的兒童數量就急劇增長，現在政府已經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托兒所。
根據我們統計出來的數據顯示，截止到三天前，我們一共收容了3.86萬兒童，這個數字還在持續增長中。
資本家們看樣子是準備放棄使用童工了，現在需要我們替他們收拾爛攤子。”
表面上來看，收容了這么多孤兒，對政府是一種負擔，實際在政治上這是非常加分的。
在古老的奧地利，貴族們深受騎士精神的影響，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他們還是愿意憐憫弱小的。
現在奧地利政府出面收留這些流浪兒，在輿論上就占據了道德制高點，順便還可以譴責一下黑心資本家。
黑資本家在奧地利也是一種政治正確，在工業革命推進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的力量會迅速壯大。
現在奧地利政府是靠貴族階級壓制資產階級，未來就不一定能夠壓的住了，實力增長的資產階級早晚會向政治伸手。
為了限制資產階級，提前做點兒準備就非常有必要了。
反正這些都是事實，媒體揭露社會現實，是他們的本質工作。
黑料越多、資本家們的名聲越臭，對奧地利政府就越有利。未來資產階級敢亂來，弗朗茨不介意讓他們領教一下什么是“奧地利人民的專政鐵拳”。
弗朗茨想了想說：“這個問題交給教育部了，霍哼伯爵盡快招募足夠的老師，先把這些無家可歸孩童送進去接受義務教育。
政府在各大城市建立孤兒院，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兒童，部分貧困家庭養不起孩子，送過來的也可以收。”
他能夠做的也就這么多了，接受完義務教育過后，除了那百分之一的天才能夠進入中學繼續深造，這些孩子就要走向社會了。
現實真的很殘酷，就算是完成了義務教育，這些孩子也不過十二三歲，在后世看來這就是在濫用童工。
可惜，這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全世界的烏鴉都是一般黑，為了積累原始資本沒有辦法。比起三四歲進工廠來說，這也是一大進步了。
任何一道法令最重要的就是執行，義務教育成為了奧地利政府的最高國策，那么打擊資本家們使用童工，就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禁止使用童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光是資本家們接受不了，底層民眾也受不了。
這年頭孩子多，普通民眾有五六個孩子都是普遍現象，多的甚至有十幾個孩子，他們怎么養的起？
要不是弗朗茨了解社會現狀，讓政府承擔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全部開銷，就盲目制定一部義務教育法出來，最后多半又是一場人間悲劇。
維也納 作為奧地利的核心，也是《勞工保護法》的起源地，《最低工資法》同樣是從這里開始推廣的。
匈牙利叛亂被鎮壓過后，奧地利帝國就太平了起來。政府又取消了地方關稅，廢除了農奴制，釋放了廣闊的農村市場，維也納的工商業開始蓬勃發展。
看著每天增長的訂單，丹尼爾并沒有感到高興，反而非常的難受。作為一家水力棉紡廠的老板，他就是《最低工資法》的最大受害者。
棉紡工廠勞動強度不高，使用機械過后，對工人的體力和技術熟練度要求都降低了，只要做好接斷頭就可以了。
為了降低人工成本，丹尼爾自然是學習了英國同行的成功經驗，大肆雇傭更加廉價的婦女、兒童進入工廠。
可是現在不行了，最低工資法一出爐，奧地利的童工也不在廉價了。
盡管這個年代的人工成本低，就算是提高了人工開銷，他們同樣也擁有豐厚的利益，可是資本家的貪婪怎么會滿足呢？
直接違法，丹尼爾又不敢，現實的例子擺在眼前，他的競爭對手之一就是因為無視勞工保護法，被維也納政府給罰到破產。
看著自己“高薪”聘請來的廠長，丹尼爾問道：“維森，你有沒有辦法把人工成本給我降下來？”
“先生，不如我們也采用計件制，制定一個工人們完不成的任務，到時候扣他們的工資？”維森陰險建議道 丹尼爾搖了搖頭說：“沒有用的，我已經咨詢過律師了，政府的參考標準是由國企制定的，如果采用計件制超出了這個標準，我們是無權扣工資的。
就算是簽訂了合同也沒有用，維也納政府會認定為無效合同，我們還會面臨最少一千倍起步，上不封頂的罰金。”
自從三月革命爆發過后，維也納政府對資本家們就不和諧了起來，往日的交情都沒有任何作用。
到了現在丹尼爾說話都變小心了，如果是之前遇到這種事情，他早就和同行串聯搞事情了，可是現在他不敢。
萬一被維也納政府認定為密謀造反，馬上就要人頭落地，幾個月前發生在維也納的大清洗，至今他還記憶猶新。
如果不是他運氣好，那段時間碰巧生病，沒有去參加資本家聚會，現在也不能繼續做在這里了。
資本無國界，這是未來的事情。這個年代資本家們可不敢隨便遷移，沒有后臺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保管把你吞的毛都不剩一根。
盡管對奧地利政府非常的不滿，丹尼爾還是繼續在維也納做生意，利潤少點兒就少點兒，冒險還是算了吧。
相比之下，奧地利的人工成本比起英法等西歐國家還算和諧的，畢竟奧地利是糧食出口國，在生活資料上的物價水平要低些，又不缺勞動力。
資本主義世界平均工資最高的是倫敦，要比維也納高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這還是奧地利擁有勞工保護法后。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丹尼爾還是想到了降低人工成本的辦法，比如說：削減加班工資、扣除工人上廁所的時間、扣除機械停止運轉的時間。
這些都是常規操作，厲害一點兒的，還有資本家把免費廁所建在了幾公里地外，而在工廠內部建立了收費廁所。
甚至有的資本家，還拿劣質布料做成工作服，然后高價賣給工人。
有了高價工作服，自然也少不了高價食物。資本家們禁止工人攜帶食物進入工廠，然后向他們推銷高價食品牟利。
總之，只要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為了壓縮人工成本，資本家們是絞盡了腦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