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六章大夏龍雀 蘇油又取過一個長匣子，打開來里邊是一口銹跡斑斕的鐵刀，后邊有一個大環，大環是一條纏龍，而刀首上鑲嵌著黃金打造的鳥型：“這是種五送來的，說是當年他父親開清澗城，掘得的一口刀，你給斷一斷？”
劉奉世將刀接過：“這不是中原器型，據南北朝史料記載，夏國赫連勃勃，曾在龍升二年，打造有五口大刀，刀長三尺九寸，刀身鑄造有金龍，刃部裝飾有雀環。”
“看來史料記載，也有錄取傳聞失誤之處，這應該就是赫連勃勃龍雀刀的真實形制。”
“對了，史料還記載，刀上當有‘古之利器’四字銘文…哈，果然有！”
蘇油不禁大為佩服：“劉兄果然是大才！”
這份厚禮，劉家不能不收，作為回報，劉家開放墨莊供蘇油翻刻，在可貞堂做一個書籍備份。
劉家藏書樓體量不亞皇宮，劉敞劉攽兩兄弟的作為，對中華文明史的功績，絕對值得所有人銘記。
蘇油說道：“陛下在內城賞賜了宅邸，今后就住在內城了。可貞堂那邊環境和學術氛圍都還不錯，以后就作為金石社的集會地點吧。”
“不過先說好，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不要搞成異論淵藪，讓朝廷難堪。”
劉奉世嘆了口氣：“國事如此，難道明潤就不能上言？”
蘇油說道：“忝任侍從，該上言當然要上言，不過國家自有制度，作為官員，就應當以身作則。”
“上言自有上言的渠道，可要是可貞堂變了味道，也就給了別人打擊的理由。最后連這點事情，都做不成了。”
劉奉世也嘆了一口氣：“內圣外王之道，知者易，行者難。”
蘇油笑道：“到了墨莊還聊這些，是不是污了這一舍的書香？趕緊給我看看公是先生收藏的寶貝是正經，今天我就是來開眼的！”
《蜀中雜記》：“熙寧以后，古器稍出。密閣，太常，既多藏棄。
原父在長安，得古奇器物數十，自為《先秦古器記》。
永叔亦喜此道，作《集古錄》。
熙寧五年，油返京，乃與原父子劉仲馮議《熙寧金石圖錄》。
以器證史，釋解銘文，推求年紀，兼映經禮。
重者商鼎，輕者齊泉，所尚者，文也。
而周求備述，巨細可觀。
故士大夫之家，莫不以所藏得登一隅為榮。
遂成一學，而后從治者，君謨，東坡數公。
士大夫亦多雅好之，此風遂一翻也。
流尚至今，雖內室針匣，童齠玩器，得過二紀者，亦成賞玩。俗者追風至此。
而可貞堂所藏周公盤，韓城鼎，吳王世系諸劍，漢諸丞相印，先秦至五代歷朝度量式器，澹為國寶矣。”
熙寧五年，對趙頊來說，真是一個好年。
市易務賺錢賺大發了，短短半年多時間，一百萬貫的內藏庫，加京東路六十八萬貫的本錢，呂嘉問賺回來了七百多萬貫！
這可比蘇油厲害太多太多了，趙頊一邊獎勵市易務的官員們，一邊給群臣大發福利。
蘇油對這個成績嗤之以鼻，不用想都知道，半年時間賺回本金七倍的利潤，呂嘉問又不是呂不韋，手里邊又沒有奇貨，除了極盡搜刮之能事，底下黑漆麻污的爛事兒少不了。
不過大過年的也不是進言的時候，蘇油也只好老老實實在石府裝乖。
大宋官員薪水制度很搞笑，每個月你得打報告申請，叫“請支”，政府才給你發放。
你要是不請呢，政府就幫你存著。
很多大宋高級官員也不靠俸祿活著，或者說前頭領的都用不完，所以到退休那天才請支，而且多數還要告訴朝廷不用全發，俸請到哪年哪月，米請到哪年哪月，就可以了。
人性化倒是挺人性化的，除了麻煩戶部一些，沒毛病。
直到皇宋銀行成立，官員俸祿一體折成寶鈔發放后，這種現象才得以解決。
不過同樣有很多官員從來不去銀行登記存折，導致銀行的七零零幺個人現金科目檔案和官員們手上工資本本的數目不符，皇宋銀行每年年底還要主動上門請出大佬們的工資本本，一筆筆給他們添上。
不過放到如今，這就是擴大人脈的好機會，一般下頭的業務員是撈不著這個資格的，都是高管們的福利。
程文應和史洞修，倆老頭常常在一起喝酒。
人老了，一喝酒就喜歡回憶過去，世事怎么就如此離奇，大宋和自己，怎么就一步步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趙顥和趙宗諤，今上的親弟和親叔，當年在眉山的時候，這些都是夢里都高攀不上的人物，如今在董事會里，和自己平起平坐。
總裁位置永遠空著，位置后頭的墻上，有一副畫像，那是皇宋頂級大畫家文同的手筆，程文應好不容易才運作出宮來的掛在這里。
趙頊的半身像。
畫像是絹畫，玻璃板壓著，金燦燦的楠木畫框，程文應每天來到總裁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掃，焚香，然后一本正經地拜見皇帝陛下。
君君臣臣，他們從小就受的這個教育，早成了他們骨子里邊的東西。
稽核司打市易司成立第一天，就特別給市易司列了一個賬本，如今京中的大筆資金往來，根本不可能繞得過皇宋銀行。
那個叫呂嘉問的年輕人，和那個首先提出市易法的魏繼宗，為了高效管理，也不得不在皇宋銀行開立對公賬戶。
而他們所干的那些事情，在銀行賬務上都有蛛絲馬跡可循。
更多的證據，則是來自計司，來自王安石自己的堡壘內部。
薛向，是如今的三司使，不過帶著個“權”字，沒辦法，老頭出身太低。
可市易司有了成績之后權勢熏天，如今呂嘉問以新銳的姿態，凌駕于薛向之上，每每讓老干部下不來臺。
老薛的理想是國家資本主義，跟呂嘉問這種只懂收刮的經濟棒槌，根本尿不到一壺里邊。
加上明潤在計司中下層的老根脈，四通商號在汴京商圈里邊十年的經營，拿到市易司的那些東西，簡直易如反掌。
不過明潤說得好，悶聲做生意，合理止損就行，商人干商人該干的事情，不許干涉朝政。
半年時間將一百多萬貫變成七百多萬貫，在程文應眼里，這不是大功，而是大罪！
不過熙寧五年的財政，從賬面上看，新黨的成績的確能亮瞎人眼。
程文應如今對國家經濟已經有了通盤的了解，四通商號的根基，已經延展到大宋的方方面面。
熙寧五年，國家財政盈余兩千多萬貫，是英宗一朝五年總和的兩倍。
青唐，荊湖，拓地兩千多里，招納戶口幾十萬戶。
方田均稅法，加上幾處開發，得隱田新田二十多萬頃。
朝廷裁西軍正蕃義勇二十萬，而戰力不降反升。
程文應有時都在嘀咕，是不是大家再勒緊褲腰帶再熬幾年，把皇上的封樁庫熬滿了，然后讓明潤帶著大頭兵們出擊，把西夏這宵小給掐死，大宋這口氣不是就緩過來了？
老一輩兒多吃點苦，給下一輩兒打下好基業，華夏自三代之始，一代代人不就是這樣過來的？
但是明潤說這種想法很危險，大宋正確的做法，是把應有的生產能力解放出來，讓絕大多數人都能成為大宋的納稅人，而不是吞噬稅收的巨大包袱，然后國庫才會有錢，軍力才會銳勁，才有保護自己和別人干仗的能力。
前一種想法，是在拿國運豪賭，后一種辦法，才是真正的治國之道。
治，國，之，道…世事如棋，當年在眉山甩著鼻涕教工坊匠作做尺子的小頑童，如今都在理論治國之道嘍…
門外響起一個聲音：“程公新年好，我來補登存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