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的情況不是特別理想，主要還是不配合。”張智甫教授來這里的時間明顯已經有了好一陣子。按照他的說法，這個病人剛剛被收入急診科的時候，張教授就在現場了。“從他剛被送過來開始，整個人就顯得很暴躁。”
平心而論，任何一個被警察同志們強行送來醫院的患者都不太可能情緒穩定的下來。—尤其是在看到了那捆著對方四肢的束縛帶后。但曹志全的問題很顯然并不只是“暴躁”而已。
整個搶救室里充斥著曹志全的嚎叫聲。就算一旁的醫生已經為他靜脈注射了2ml西地泮，他仍然驚恐且憤怒的嚎叫著。
任何一個具有正常判斷能力的人，都能從曹志全的嚎叫中做出“這人腦子有問題”的判斷。正常人也不至于在醫院里大喊“我沒病！”以及“有人要殺我！”，更重要的是，正常人才不會喊個幾分鐘就突然停止喊叫然后渾身抽搐一次。
孫立恩稍微觀察了一下曹志全后搖了搖頭，“這種狂躁的情況可不太適合放在咱們科里啊…”
綜合診斷中心目前醫生人手比較充足，但護士人手依舊不太夠用。一旦碰到了曹志全這種狂躁的病人，護士的人手就顯得更加緊缺——不光是因為護士們人手不夠，在照顧這種病人的時候，首選當然應該是男護士，但現在綜合診斷中心里的男護士有且只有小郭一個人而已。
靠其他女護士照看這個年齡四十四歲的病人，很容易出現各種風險和問題。所以孫立恩才有這么一個說法。
“護士人手不足，那屬于可以解決的問題。”張教授看著孫立恩認真道，“他的病情問題，可能才是不好解決的那個。”他一邊說著，一邊拿出了一張薄薄的紙，“這個患者可能沒有我一開始想的那么有意思——我之前只知道他被精神診斷中心開出了西酞普蘭，但卻沒看到精衛中心的診斷。他們的診斷是‘軀體化障礙’。”
在曹志全被送來四院的時候，他身上甚至連張身份證都沒有。還是警察同志們獲取了他的指紋之后，才確定下了曹志全的身份。而四院的醫生們憑借這個身份信息獲取到他的診斷資料，是十分鐘前的事兒。
軀體化障礙？孫立恩皺起了眉頭，這可和狀態欄說的不太一樣。
軀體化障礙是個最近這些年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名詞，它是一種癥狀變化多端的綜合征的稱呼。患有軀體化障礙的患者本身會極度擔心自己身體的情況，并且持續多次的就醫。而醫生和相關醫學檢查的結果大部分都是“平安無事”。就算偶爾有一些支持患者病情的檢查，這些檢查也無法解釋為什么患者會如此痛苦和焦慮——它們大多數時候只是非常輕微和早期的病變。這樣的病變，一般來說基本不會引起什么嚴重的反應。就連“不適”都應該很小甚至根本沒有才對。
如果不是軀體化障礙，那導致曹志全被診斷為“軀體化障礙”的又是什么？為什么精衛中心的醫生會認定他的問題來自于精神層面而非切實的身體病變？
“精衛中心和咱們用的不是一個系統，我問過咱們這里的醫生了。他們說得讓醫務處的工作人員去調病歷。”張教授對孫立恩的提問回應道，“詳細的病例得過一段時間才能拿到…”他看著孫立恩深鎖的眉頭，試探性的問道，“你想收這個病人？”
“對。”孫立恩點了點頭，他對于這個病人的情況有些擔心。至少從狀態欄的提示里可以確定，“軀體化障礙”應該是個誤診，曹志全確實有病，而且這個疾病一直沒有得到醫生們的正視。在多次診斷和檢查后，實在是沒有查出問題的醫生們最終給曹志全作出了“軀體化障礙”的診斷。
如果放著不管，曹志全絕對不會得到應有的治療，同時還會被當成抑郁進一步發展而繼續錯誤治療。到時候強力鎮靜劑一下，他倒是不會繼續亂喊亂叫了，但原本的疾病并不會有任何好轉，反而還會繼續惡化下去——抗抑郁類藥物對亞急性癡呆和全身性肌肉痙攣可是不會有什么治療作用的。
張智甫教授有些好奇的看著躺在病床上，仍然在大喊大叫的曹志全。他不太明白曹志全究竟有了什么變化，才能讓孫立恩突然決定把他收治下來。但至少孫醫生看上去不像是那種會因為上級醫生建議，就收下一個自己無法處理的病人的醫生。
“那就收下來。”過了幾秒鐘后，張智甫認真說道，“這個病人的情況 可能會比較復雜，孫醫生你可能要辛苦一點了。”
“干了這一行，辛苦是常事兒。”孫立恩笑著應道，他轉過身重新看著病床上因為西地泮逐漸生效而顯得有些疲倦的曹志全道，“只要能有好的結果，那就不算辛苦。”
等到把曹志全收入綜合診斷中心住院部，時間已經到了第二天凌晨一點。
曹志全的老婆和兒子在晚上十一點二十分左右趕到了急診科。孫立恩和張智甫教授一起接待了這對母子。
“你父親這樣…不舒服有多久了？”詢問病史是孫立恩的工作，而且孫立恩自己也比較擅長在詢問中找到支持狀態欄判斷的依據，“他是不是有比較大的性格變化？”
“我爸以前脾氣很好的。”曹志全的兒子穿著倒是挺符合年輕人的定位，一身有點帶著輕微殺馬特風格的衣服。但是說起話來，卻沒有“精神小伙”特有的“精神”氣質。反正孫立恩聽他說話，感覺面前這個小伙子甚至還有些靦腆。“他以前在工地上工作的時候，好多工友都說他這個人沒脾氣，怎么開玩笑都不生氣。就算是有些人開玩笑過火了，他也就是叫別人不要這么搞…從來沒和人紅過臉。”
“但是后來出現了很明顯的性格變化？”孫立恩繼續追問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大概有…兩年了？”很明顯，曹志全的兒子也不太確定自己老爹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性格大變的。“最近一年特別明顯，因為一點點小事他就大發雷霆。上次因為我關門的時候力氣稍微大了一點，他就打了我兩耳光。”
這個變化絕對夠明顯了。孫立恩低頭記錄著，心里則在琢磨，這種變化究竟是“亞急性癡呆”帶來的，還是“全腦皮層彌散加權成像高信號”帶來的改變。
“你們為什么去了精衛中心？”孫立恩換了一個方向詢問道，“之前去其他醫院檢查過了？是因為什么去的醫院？都檢查了什么問題？”
“我爸一開始去醫院，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頭暈，而且記性不太好了。”曹志全的兒子答道，“自從他從東江省那邊回來過了個年之后，就覺得自己特別容易頭暈。以往他很喜歡和我講工作里的事情，但是那次回來之后，他自己講的事情前后對不上號。一會說自己在那邊做泥瓦工，一會又說自己是支板的，甚至還說自己其實是去工地上負責當大廚…我問他怎么搞得，他就發脾氣。不過以前的事情他倒是記的都很清楚。”
記憶力衰退，性格暴躁，而且還可能有輕微的妄想。孫立恩記錄的筆稍微停了一下，他覺得這個部分里的妄想和性格暴躁可能要打個問號，這倒不一定是因為曹志全有什么疾病，也有可能是因為自己的記憶出現問題后而產生的情緒波動。
張教授在一旁安靜的坐著，他正在觀察孫立恩的提問和記錄方式。而且他觀察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孫立恩目前只說了八句話，問了八個問題。但每一個問題都得到了確實的回應。這在臨床實踐上是不多見的。
臨床上進行病史采集的時候，更多聽到的回答基本都是“不”“沒有”和“不記得”，這才是臨床詢問最常見的情況。病人過去沒有基礎疾病，沒有手術史和輸血史，沒有冶游史…總而言之，得到否定的回答才應該是常態。
但孫立恩并沒有選擇最簡單的也是最常規的詢問，他直截了當的從患者的癥狀出發，詢問病人家屬相關問題。同時得到了最直接，同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回答。這種詢問方式就和臨床實踐區別巨大。
更重要的是，張教授有些想不通，憑什么孫立恩第一次提問就問到了“性格變化”這個重要的臨床癥狀上。他非常確信孫立恩以前并不認識曹志全，而且四院到現在也沒收到精衛中心的相關病例匯報。但孫立恩就問到了這個點…這又是為什么？或者說，憑什么？
“檢查的話…我就不太清楚了。前面幾次去寧遠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時候，我還在外地上學。后來去精衛中心的時候我是跟著去的，不過精衛中心的醫生沒讓我和我媽進診室。具體做了些什么檢查我也不清楚。”后面的問題，曹志全的兒子第一次給出了“不確定”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