鞘內注射是一件有些風險的治療手段。在臨床上，鞘內注射多用于治療中樞神經型白血病。通過腦脊液系統給藥，能夠在四到六小時之間讓藥物充滿患者的腦底表面蛛網膜下腔。這種給藥方式成功的避開了腦血屏障對于化療藥物的屏蔽作用，讓藥物成功的進入各腦池循環。通過鞘內注射重復給藥，能夠很好的維持藥物在大腦中的濃度。
但鞘內注射也有風險。這種風險主要體現在藥物本身的容量上。人體腦脊液一天能夠生成大約五百毫升，但各個腦室和脊椎中所能容納的腦脊液一般不超過一百五十毫升。這些液體本身能夠有效的支撐起人體的中樞神經，并且起到優秀的緩沖和清除炎性物質的作用。
腦脊液循環障礙，是最常見的顱內壓升高原因之一。由兩個側腦室中豐富的脈絡叢生成的腦脊液通過室間孔進入第三腦室，再經中腦導水管流入第四腦室。隨后通過第四腦室的正中孔和外側孔流入腦和脊髓的蛛網膜下腔，并且通過矢狀竇旁的蛛網膜顆粒回收腦脊液。這種相對復雜的流動系統和聯通系統意味著整個腦脊液循環系統遠比血液系統更加脆弱。一般在治療中，醫生一次能夠向腦脊液系統里注入的液體體積不會超過60ml。
在之前的治療中，為了讓兩性霉素b盡快通過腦血屏障，并且在患者的腦部達到有效濃度，治療組已經為所有患者注射了兩次合計50ml的兩性霉素b和葡萄糖溶液。兩次注射的間隔為兩小時。而現在距離上一次注射只過去了七十分鐘。
就算患者之前沒有接受過兩性霉素b鞘內注射，醫生們也不可能一口氣在他們的腰椎里注射800mg甲潑尼龍。這在物理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大劑量使用兩性霉素可能導致腎損傷或者患者的下肢和背部疼痛之類的問題，醫療隊的醫生們對此并不怎么在意——只有活人才會受到副作用和不良反應的困擾。死人是不會抱怨自己身上的某個部位在疼痛的。
在得到了“可以使用雙氫青蒿素和甲潑尼龍共同使用進行免疫抑制”的提示后，劉堂春連忙打電話給了醫療隊，要求盡快送青蒿素過來使用。而甲潑尼龍的鞘內注射計劃則被暫時押后了半個小時。在青蒿素送到之前，甲潑尼龍先進行靜脈注射。
接下來的治療過程基本就是靜觀其變，忙乎了一天的孫立恩和劉堂春終于可以找地方瞇一會了——爺倆從昨天開始就沒睡覺，晚上在哨位上盯梢到凌晨，然后又馬不停蹄的趕回美國醫療隊營地進行診斷和治療。辛苦了兩天，在自己人的支援下他們終于可以休息上幾個小時了。
孫立恩迅速陷入了無夢的深沉睡眠中。從精神高度緊張狀態一下子到了放松可以睡覺的時候，人反而睡的有些不太踏實。深沉的睡眠似乎只持續了幾分鐘，在胡佳叫醒他的時候，孫立恩甚至覺得有點委屈——就不能讓我再多睡一會了？
可當他發現自己已經睡了六個小時的時候，委屈就變成了困擾，睡了六個小時但是還是困，這可咋辦？
“我們已經和國內聯系過了，大使館和國務院都幫不上忙。”伊維拉女士也明白波利坦維亞目前局勢不太穩定。由于軍方的兩名負責人一個發病一個酒精中毒，作為營地目前的主要負責人，她需要挑起最重的擔子。但現實情況卻是殘酷的。無論是美國的非洲司令部，還是駐波利坦維亞大使館都向伊維拉女士表示“愛莫能助”。而常規的民航則無法運送這么多的遺體進入美國境內。
“我們現在無法撤離，只能等到…等到事情告一段落再想辦法。”伊維拉女士顯得有些沮喪，“如果找不到遺體運送的機構，那就只能…先把他們葬在這里了。”
“這種事情我也幫不上忙。”劉堂春并不怎么關心其他的事情，他只是有些揪心于自己剛認識不久的朋友可能要葬身他鄉。不管為什么美國大兵會出現在這個區域，并且還擔負著營地保衛的工作。畢竟這些美國醫生來到波利坦維亞，也是為了治病救人。“不過我可以把這件事情跟波利坦維亞當局反映一下，說不定能有點用處。”
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在和今天預計到達的營地通話后，劉堂春決定取消今天的行程。沒有到達美國營地的醫生們繼續在村莊里修整——正好還能幫當地居民看看病。而到了美國營地的醫生們就再堅持一晚上看看情況。要是過了今晚，沒有人死亡或者說死亡的人不算太多，那就算是治療方案有效。剩下的工作可以繼續交給營地里的美國醫生。
要是患者都死了…那至少醫療隊也沒有繼續停留的理由了不是？
“唯一可惜的就是咱們不能在這里待太久。”胡春波醫生在座位上扒拉著營地提供的美軍自熱食品。這種食品味道其實比較一般，但最大的好處是能吃上一口熱的。為了保證安全，營地里的食堂已經接近三天沒有運行過了。“要是讓我在這里待上半個月，絕對搞一篇sci出來，說不定還能發到二區呢。”
“那你還是別想了。”劉堂春也在吃自熱干糧，不過老劉同志有些吃不慣自己手里的這份菜單，他一邊吃一邊抱怨著，“美國人真是沒見過世面。餃子里怎么能包奶酪呢！”扔下手里的自熱食品后，劉堂春毫不在意形象的在一旁的墻壁上蹭了蹭手，“要發文章，你還是得來我們四院。你看小孫，剛規培了一年，新英格蘭都發了一篇了。”
孫立恩和徐有容合作的case
report已經在新英格蘭上進行了預先的網絡發表。程雯的病情引起了不少業內專家的興趣。雖然文章上留的聯系方式是徐有容的郵箱，但是孫立恩這些天也接到了不少跨洋追來的電話。給孫立恩打電話的人來頭一個比一個大，從知名醫學院的教授到業內大牛。大家最關心的只有一個問題，“那個小姑娘能不能來我們這里做一個免疫檢查？”
和柳平川的估計一樣，普通的醫生大概只會覺得這個病例看起來很有些嚇人。但上升到行業內專家這個層次，大家首先關心的都是“為什么”。為什么別人的腦包蟲都是吹氣一樣擴張，但陳雯的病例卻表現成了顱內的二十七個小白點。如果能夠找到導致陳雯病例和其他病例區別的原因，那么醫生們很可能就能找到能夠應用在其他腦包蟲感染者身上的治療方案。至少也能找到某種可以抑制包蟲囊生長的手段。
這個意義極為重大，也難怪國內那幫看著國自然項目眼紅的大佬想盡方法想搞到前面去。
“新英格蘭？！”胡春波的眼神又變了，看不自覺看向孫立恩的眼神里，充滿著羨慕和嫉妒。就像是…就像是看到了一篇沒有人署名的sci文章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