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在美國感染的疾病，而且感染者都是男性…孫立恩從伊維拉口中得知了一些情報，但他絲毫看不出這些情報現在有什么作用。
比起這個，還是治療記錄更有參考意義一點。孫立恩抱著一摞報告回到了隔離區的辦公室，這里被騰出了一間空房給孫立恩等人使用。同時兩支醫療隊所攜帶的所有藥物都向孫立恩等人敞開供應——為了做到心里有數，胡佳自告奮勇的去先行清點藥物庫存了。而孫立恩和胡春波則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文書工作——劉主任召集了幾個還敢上一線的美國醫生，一起去照顧病人了。
根據美方的治療方案，他們對二十八名患者進行了分組治療。一組按照細菌感染，使用了包括美羅培南在內的多種抗生素。另一組則用上了包括更昔洛韋和阿昔洛韋在內的抗病毒藥物進行治療。第三組就更絕，他們甚至用了兩性霉素B來對抗可能的真菌性感染。
然而三組病人接受治療的表現并沒有什么直接區別。死亡人數依舊迅速攀升。抗生素組十名患者里六人死亡，抗病毒組十名患者中七人死亡，抗真菌組七名患者中六人死亡。數據上看，幾乎所有治療都沒有對疾病產生影響。所有發病的急性腦膜炎患者，不論采取哪種治療方法，死亡率始終高達70以上。
“這事兒不對勁吶。”孫立恩越看越心驚，他放下了手里的治療記錄，對胡春波道，“對所有治療都沒效果，這得是啥感染源？”
同時有二十八人發病，這肯定不是什么遺傳性疾病——導致發病的必定是某種能夠同時感染二十八人的病原體。
“和腦子有關系，致死率這么高…總不能是瘋牛病吧？”胡春波也有些發愁，他首先能想到的和現在情況對得上的疾病就是瘋牛病。但人感染了脘病毒后出現的克雅氏病進展不會這么快，而且癥狀也不會表現的如此一致。這個想法馬上就被他自己給否決了，“難治是沒錯，但病程對不上。”
孫立恩的注意力則被剩下的幾個幸存者吸引了過去，“如果所有人都會在發病后四十八小時內死亡…”他點了點手上的記錄，“那這個發病了…五十四小時的士兵怎么還沒死？”
安德魯·杰克遜，一名年僅19歲的美軍士兵。病歷上記錄他是第一次服役，并且是第一次被派遣到海外。病例中記載安德魯過往健康，在五年前有過濫用毒品的歷史。接受了社區戒毒后通過征兵站的體檢成功入伍。
“他和劉主任的那個老朋友，就那個叫馬蒂森的前后腳發病。馬蒂森剛發作，他就開始出現了表情淡漠，發燒嘔吐的現象。”胡春波也看到了這個病例，他點著上面的內容一字一句道，“發病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五十四個小時，但是他還活著。”
“雖然可能比死了還慘一點，但他確實還活著。”孫立恩點了點頭，“他和其他死者最大的區別應該就是年輕——其他死亡的患者平均年齡在三十二歲，年齡越大死的越快…但是也有例外。”孫立恩又抽出一張病例，“這個人是馬蒂森的老師亞歷山大·杰斐遜，今年六十九歲，他發病了四十九個小時，也還沒有死。”
“如果這兩個病人的情況不是特例，那就說明他們兩個身上都有某種能夠減緩死亡的特征。”胡春波點了點頭，孫立恩的發現非常重要。“年輕的可能是抵抗能力更強，免疫系統更加活躍。這種活躍導致了他死亡的速度稍慢一些…也就是說確實是某種能夠被人體免疫系統清除的病原體感染了他們。這肯定不是脘病毒。”
“而這個年齡大一些的…我懷疑他死亡速度慢，完全是因為年齡。人的大腦是會隨著年齡增長而稍微縮小的。”孫立恩點著亞歷山大的病例道，“因為有腦萎縮的狀態，所以他對于顱內壓增高的耐受更強一些。”
這個邏輯是通暢的。但…孫立恩和胡春波一起搖起了頭，“這兩個人不是一個治療組的啊。”
亞歷山大接受了兩性霉素B注射治療，而年輕的安德魯則是美羅培南的治療接受者。兩人分屬不同的治療組，情況也不能簡單的淪為一談。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么生病的只有男性。”第一個猜想方向目前看來暫時行不通，孫立恩的思路自然就朝著第二個方向發散開來，“從十九歲到六十九歲，感染患者只有男性？這說不通呀。”
“這有什么想不通的。”對于孫立恩的這個疑問，胡春波倒是很看得開，“男人到死都是男孩，別看年齡差別大，其實男人的生活基本都一樣。尤其是在美國這種標榜著自由開放的國家，所有男人的生活基本都一樣——啤酒、體育、女人。”胡春波搖著頭笑道，“不說美國了，中國情況也差不多。我實習的時候見過十七歲的梅毒，當了主治見過七十歲的梅毒腦病。其實都一樣。”
“也就是說…”孫立恩細細咀嚼著胡春波的話，他的腦子正在全速運轉，試圖抓住任何一絲可能的推論，“他們感染的途徑，可能是一場…一場二十八人全都參與了的大Party之類的？聚會上的酒水或者煙草制品…甚至可能是某個從事特殊服務業的女性患病，所以二十八人才同時感染了？”
“很大膽的推測。”胡春波點著頭，一邊點頭一邊在心里嘟囔著年輕人還是缺乏生活，“不過最后一個不太可能，畢竟一個晚上接待二十八個客人，就算是從事特殊服務行業的女性也扛不住。而且你得知道，美國人到了非洲還是很怕艾滋病的。美軍的安全套是免費配發制度，就是為了防止這種事情。”
“所以不是性傳播，但是其他途徑依然是有可能的。”孫立恩頓時來了興致，他似乎看到了診斷的關鍵所在，“我再去問問伊維拉女士，說不定她有什么主意。”
“對此我沒有任何可能的念頭，親愛的。”伊維拉女士帶著疲倦的笑容搖了搖頭，“我們已經開展了三次流行病學溯源活動。但是沒有任何一次活動可以解釋為什么他們會患病，而其他參與了活動的人卻能夠保持健康，不光是女性，營地里還有十幾個沒有得病的男性呢。”
“那您能和我說說，你們最近都有什么集體活動么？”孫立恩還是不死心，以往的職業生涯告訴他，如果想要找到問題的正確答案，那就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才行。“比如大家都參與了的party？”
“這個倒是經常有。”伊維拉女士點了點頭，“我們也曾經懷疑過這個問題，但是過去兩個月我們都對供應商提供的啤酒和雪茄做了抽樣檢查，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又是一條路被堵死了。孫立恩愁的直想撓頭發。“那他們有沒有什么小規模的團體活動？比如小聚會之類的？”
“這種事情，我要是知道的話早就跟你說了，親愛的。”伊維拉女士攤了攤手，“如果是他們的小聚會，那我肯定是不知情的。如果你還是想問的話，我建議你去問問看剛剛發病的胡恩上尉，或者他的副手樸中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