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恩和自己的治療組占領了整個第九診室。原本就不怎么大的房間里硬是被放進了兩張桌子，可以一次性接待四名病人。孫立恩，帕斯卡爾，徐有容，周策作為第一梯隊，而布魯恩和袁平安則作為后備。如果他們四個人中有誰太累堅持不下去了，就會由后備梯隊來頂替。
“只是咳嗽是么？有沒有發燒？有沒有覺得特別累？”孫立恩的診斷速度不自覺的正在加快，他幾乎每隔兩分鐘就能完成一次診斷——如果只靠狀態欄而不詢問病史的話，這個速度甚至可以被壓縮到十五秒以內。但這么做的話，不光坐在隔壁的帕斯卡爾博士會驚訝，只怕病人們也會覺得孫立恩并沒有認真看病，只是想把他們打發走而已。
“都沒有是吧？就是有些咳嗽？”孫立恩又問了一遍，然后在面前的電腦屏幕上快速打了幾個字，“沒關系的，您這個狀況恐怕連感冒都不算。回家多喝點熱水，好好休息兩天就行了。”這個患者的腦袋上確實沒有什么負面狀態，只有一個人人頭上都有的“焦慮，恐慌”。
“不用開藥？醫生，你至少給我開個消炎藥吧？”那個中年男人有些為難道，“我這嗓子確實難受的厲害…”
“消炎藥是要有炎癥才能開的。”孫立恩耐心解釋道，“你的嗓子也沒有紅腫，也沒有吞咽困難，沒有指征，我不能給您開消炎藥。”他指了指中年男人身后的人群道，“這種輕微癥狀，以后能不來醫院就別來了。您看看身后這么多人，要真有個什么傳染性疾病，您反而容易感染。”
中年男人一聽，連忙點了點頭，然后用袖子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這里有口罩。”孫立恩順手遞了個口罩過去，“戴上趕緊回家吧，最近這些天，沒有什么不舒服就別出門了。”
送走了又一個患者后，孫立恩連伸個懶腰的動作都來不及做，就又準備叫下一個候診的人進來。這時，他眼前忽然閃過了一連串的紅色警報，還是熟悉的老三樣，“警告，高傳播風險”，“警告，致命風險”，“警告，病原體變異風險”。
孫立恩“的瞳孔猛的縮小了一下，然后他強行克制住了自己清場的沖動——門口走進來的這位臉上帶著一個N95口罩，而且還是不帶呼吸閥的那種。這表示他傳播疾病給其他的的風險比較低。
“沈友華，男，58歲。高血壓（27743.55.16），？？？？冠狀病毒感染（158.22.42），低燒（33.14.51）”孫立恩看到了他頭上的狀態欄，然后示意對方坐下，自己則稍微往后移了移凳子，“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么？”
“我啊？沒什么特別不舒服的。”沈友華朝著孫立恩點了點頭，“就是有些頭疼…我四天前去過云鶴市開會。今天上午才回來的。我老婆說去過云鶴的回來了都得自己隔離一下嘛，在加上我吃的控制血壓的藥也吃完了，而且體溫稍微有點高”
“體溫有點高？多少度了？”孫立恩一邊拿出了體溫計，一邊詢問道，“有三十七度五么？”
“差不多吧…？”沈友華想了想，不確定道，“大概三十七度八左右？”
孫立恩想了想，開出了影像檢查的醫囑，“您帶著這個檢查單去交個費，然后到影像科那邊拍個片子。”孫立恩盡量讓自己的表情顯得鎮定一些，“畢竟您有云鶴旅行史，這個癥狀也有些疑似，還是先拍個片子排除一下比較好。”
孫立恩說的小心，但第九診室還是齊刷刷的出現了一陣腳步聲。不少焦急的站在診室里等著看病的候診病人，都退后到了診室外面。甚至有些人一臉緊張的嘟囔著，“這個有病！”
沈友華也一臉緊張，“醫生…你是覺得我也…也感染了？”
“得經過檢查才知道。”孫立恩硬著頭皮說著違心的謊話，狀態欄的提示不能拿來當證據，還是得經過相關檢測才行，“您先去拍個片子，等會我看看。”他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您從云鶴回來之后，沒回過家吧？”
沈友華搖了搖頭，“沒回過…”他指著自己臉上的口罩，“這個口罩還是我在云鶴上高鐵的時候，那邊的商店老板送給我的。”
“麻煩您提供一下過來的時候乘坐的列車編號。”孫立恩臨時加了一步診療指南上沒有要求的內容。按照四院的幾個感染病例來推算，這一趟列車上恐怕也會有不少人感染。及時明確對方的交通過程，這也有助于疾病控制部門明確密切接觸者，并且展開醫學觀察。
“對了，去拍CT的時候，不要摘掉你臉上的這個口罩啊。”孫立恩在沈友華離開前叮囑了一句，“等拍完了片子之后，你就直接回來。”
“你臉是有點黑。”第九診室一上午接診了兩百名患者。這個成績其實并不算好，因為在早上十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沈友華的CT結果出來了。雙肺彌散性毛玻璃影，高度懷疑病毒性肺炎。因此整個第九診室臨時關閉，開始進行徹底的紫外線照射加地面消毒。而沈友華本人也被收容到了搶救室的負壓隔離室——傳染病科的隔離病房目前只接收確診患者。看著CT結果，曹嚴華醫生穿著一身防護服對孫立恩感嘆了一句，“今天來就診的幾千號人里，就你碰見一個疑似的。”
孫立恩在內心里嘟囔著“不是疑似是確診”，不過嘴上卻也只能附和道，“點背唄…”還好列車號已經拿到手了。向疾控中心報告了之后，孫立恩和袁平安換了個班，回來整理材料準備去找周軍報告。
“這個病人的治療方案你有什么想法？”曹嚴華醫生一邊看著影像學的報告，一邊和孫立恩聊著天，“我去傳染病科那邊看過了，他們的治療方法都…比較經驗化。”
傳染病科目前收治著十八名患者（董昕醫生和黃文慧主任已經停止治療轉入觀察了），而十八名患者林林總總用著八種不同的治療方案。從奧司他韋到阿比多爾，從利巴韋林注射液到霧化吸入α干擾素，還有扎那米韋和帕拉米韋，甚至用上了洛匹那韋和利托那韋。十八名患者全都簽署了“實驗性用藥”的知情書。而最早發病的0號病人，在使用洛匹那韋和霧化吸入α干擾素的基礎上，同時還被給予了糖皮質激素沖擊治療。
“我能有什么看法？”孫立恩無奈道，“連病毒的致病機制都沒搞清楚，現在只能憑著當年非典時期的經驗用藥，看看治療情況再說吧。”
在疫情早期，醫療機構對于疾病還缺乏認知的時候，只能通過經驗用藥先行嘗試治療。而之后隨著對疾病的研究繼續深入，才能找到相對有效的治療方案。
這是嚴肅而且有些殘酷的客觀事實，并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數科研人員和醫護人員能做的，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盡量減少對患者的傷害。并且再努力加快一點速度。
“實驗室那邊出結果了。”孫立恩和曹嚴華醫生正在交流著看法，周策手里拿著一張報告一路小跑沖進了小會議室，“電鏡確認了，是冠狀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