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管子治國 此時張昶已被董承的聲勢給嚇了一跳，不過他也算是有幾分急智的，當即移席站起，小步趨到中庭，對皇帝拜伏道“臣只想著為朝廷排解憂難，早些定下鑄幣大政、平衡財貨，絕無攬權之意還請陛下睿鑒”
“重鑄五銖，修復錢法，無論是于國、于商、還是于民，皆為一大便宜之政；也是眼下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的事情。如今收各郡自行鑄幣之權，歸于中央，不僅是為了事權一統，更是為了統一規制，徹底杜絕錢幣良莠不齊、幣制混亂的現象。”皇帝未有表態，先是夸了董承與張昶二人“這一點，二位說的都很對，與我不謀而合。”
張昶膽顫的神色這才緩和少許，董承面色一喜，還未說話，只見皇帝把臉轉向坐于次席上的侍中楊琦，開口說道“楊公可有高見進陳”
楊琦似乎早有預備，不慌不忙的說道“臣以為，當今之憂，不在于錢貨，而在于民饑。積年以來，稻苗毀于蝗螟，機杼勞于催征，民所患者非是錢幣之輕重，而是饑無所食、渴無所飲、居無所處。”
“是啊。”皇帝明白楊琦話里的意思，雖然對方此時此地說這種話有些不合時宜，但正符合對方仗義執言的秉性，而且也的確是苦口良言。皇帝聽了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目光憂郁起來，嘆了一口氣“民以食為天，黎庶可以一輩子沒錢，但決不可以一天不吃飯，故而農桑才是至急。”
本來眾人正在討論鑄幣，太尉董承與少府張昶都為鑄幣權的歸屬而爭執不休，可好端端的楊琦居然說起了農桑，似乎并不把新鑄五銖當做極為要緊的事情，尤其是對方看上去絲毫沒有因為黃琬的黜退而有所收斂本性。
皇帝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為了盡快籠絡近侍、好提前布置，他特意向侍中馬宇探聽了楊琦的底細與品性。正是由于他得知了楊琦敢當著孝靈皇帝的面，拿虞舜與唐堯作比，來嘲諷他與孝桓皇帝兩人都是半斤八兩的事跡后。皇帝由此認定楊琦是個不可多得的強項忠直的人物，所以當時才下定決心，對楊琦大膽的表露心跡。
最后也不出皇帝所料，楊琦論忠論能，都是一時之選，為皇帝聯系各方、共同抗衡乃至于扳倒王允立下了汗馬功勞。
只是人以利合、以利分，當初的盟友們紛紛隨著王允這個強敵的離去而各自為營、分占權力，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皇帝層出不窮的改革措施，由一開始的清丈上林、到募民屯田、甚至到鹽鐵專營，逐漸觸及到各方的深層利益。無論是馬日、黃琬、還是楊氏；無論是為了門戶私計、還是出于穩健保守的政治立場，眾人無可避免的互相疏遠、對立，再也不復當初的親近。
這就是為什么馬日與楊氏等人一開始如膠似漆的團聚在皇帝身邊，到后來卻分道揚鑣、互相算計的緣故了。他們對皇帝本人不是不忠、對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僅僅只是秉持的理念、堅守的利益不一樣罷了。
“農桑乃朝廷之要、農殖為生民之本，理應專重，而眼下卻多言鑄幣之便。臣以為，即使現行小錢敗壞錢法、擾亂市價，朝廷宜議良策處之，但也不該矯枉過正，有失所重。”楊琦神色肅然，抬眼環顧四周，宣室殿里坐著的盡是錄尚書的三公、專管其事的九卿，包括他還有兩個平尚書事、算半個宰輔的侍中。
這么大陣仗在以往都是用來討論決定事關國運的政務，可現在為的卻是議論鑄幣這種次要的事情，這傳出去勢必會將鑄幣這一項政務抬升到一個不該有的高度，甚至有可能蓋過朝廷對農桑的重視程度。要知道在去年，皇帝議立屯田、重興農桑的時候，也不過是召集了這些人而已。
所以在楊琦心中，皇帝完全可以單獨喚相關臣工、或是詔命群臣議論，犯不著鄭重其事的把宰輔們都叫過來，就好比后世為了討論是否讓錢幣貶值而專門召開常務會議一樣，實在有些小題大做。
楊琦剛才刻意做出這么個掃視眾人的動作，用意也是十分的明確直白“孔子曾言割雞焉用牛刀，臣請陛下思之。”
跟外表正直、內里圓滑的執金吾司馬防相比，楊琦才真正算得上的是耿直強項，即便如今楊氏因為黃琬的黜退而遭受波及，楊琦依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為朝廷打算，該說什么就說什么，絕不會為了明哲保身而委曲求全。
這就是楊氏子孫，這就是強項之輩。
馬日雖與楊琦立場不同，但心里還是極為嘆服對方的人品，此時撫須看向楊琦，輕輕頷首。至于董承則是不以為然，為對方耿直的表現而感到輕蔑，他心里想著，都這個時候了，保持沉默或是曲意逢迎不好么非得耍強項的性子博取聲名 不過想歸想，董承到底是沒有插話，他看得清楚，在皇帝發表看法之前，自己最好在一旁察言觀色。
“入春以來，朝廷連發數道詔書，督各地郡縣務必以生民為重、農桑為要。此外，更有整修水利、推廣新農具、開荒屯田等策正逐一推行，這正是專重農事的表現。”皇帝自然不會承認自己小題大做，他一臉認真的看著楊琦，說道“如今百姓大抵安定，朝廷于去歲減免了稅賦，今年百姓手中當有余財，正是為自家購絲做衣、添置農具之時，若是此時錢幣不行、交易不暢，豈不是累及百姓”
楊琦一愣，從沒想到皇帝會從這個角度來辯駁他，他竟有些不知該答什么了。本想下意識的說百姓物物交易沿襲成風，可以直接讓百姓照往常一樣以物易物，可這樣一說卻又顯得今天談論的事情十分多余。
正在他組織語言的當口，皇帝接著說道“我這半年在石渠閣瀏覽史書，發現但凡百姓叛亂，無不是貧苦無財的流民所致，鮮有家境殷實而造反的。管仲曾言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何也百姓有了家資，就會為了保全家資而遵紀守法、安居樂業。而若是百姓貧困無財，便會鋌而走險、生起犯禁之心，如此則難治。”
楊琦轉過彎來了，遲疑著說道“陛下的意思是，如今朝廷有諸多重農之策，百姓不愁生計。所以新鑄五銖，是為了錢幣暢行，使交流貨物，充裕黎庶家資”
“正是如此。”開元盛世的時候天下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百余年間未災變，正是國強民富，從而大治無亂的緣故，皇帝鑒古知今，對管仲的理論深信不疑“治國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楊琦跟那些為了反對而反對、只知道索取聲名的人不一樣，他只不過是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而已。如今皇帝說得算是在理，雖然沒有直接回答召集這么多人來究竟是不是大費周章，但已經委婉的表示皇帝對鑄幣的看重，是值得讓他召集這么多重臣商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