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親家勾結在一起，原本是各自一個大膽，現在合起來足抵常人七八個膽子。水印廣告測試水印廣告測試 他們決定直接對皇帝“入手”。
具體策略是，待到朱泚一萬貫買馬錢到位后，先用這筆錢去買更便宜更多的胡馬，而后高岳就負責給皇帝上表章。
表章的核心內容是：于隴州、鳳翔、涇州復興朝廷的馬坊，來系飼每年回紇送來的，耗費皇帝大量絹布可在禁苑內園里又養不好的那六千匹戰馬，當然馬坊的掌控權要落在高、韋二人手中。
這樣既可減輕禁苑內園的無謂消耗，又可讓邊軍獲取大量的良馬。
這其實不是缺馬不缺馬的問題，而是如何把買來的胡馬轉化為真正戰斗力，而不是把它們活活養死養廢的思維問題。
計較已定，高岳便告辭了韋皋的家宅，向百里新城而去，開始籌備此事。
同時到了秋季，各地兩稅里的“上供部分”源源不斷地送抵京城。皇帝李適欣喜地發覺，合并課戶、不課戶，及土著和客戶后，給各道、各方鎮統一制定納稅標準，百姓民眾的負擔輕了，朝廷的收入卻顯著增加了：現在朝廷掌握的兩稅錢戶有三百余萬，該年所得錢物總額為三千余萬貫，其中按照“三分原則”，留節度和留州的有兩千余萬貫，送給京師的有九百五十萬貫，如加上另外所征來的青苗錢，中央國庫所得為一千零八十九萬貫；而該年所得的斛斗米，總數為一千六百余萬石，其中二百萬石送到京師，一千四百萬石留存各地。
為什么在錢財方面，中央所得和地方所得比例為1比2，而斛斗米方面卻有1比7呢？
除去各地方鎮對上繳斛斗米態度不積極外（錢財是身外之物，米糧才是性命根本），更多還是中央考慮到各地隨時會出現的水旱災害，和轉運的高額耗費，便把大部分斛斗米留在地方倉庫以備賑濟救災所需了。
當然這一千零八十九萬貫錢（布帛也折算進去了），還不包括鹽利，而是單單的兩稅錢而已。大歷末年，全天下的總財政收入大約是一千二百萬貫，其中鹽利占據一半，那么朝廷在賦稅上的所得也就是六百萬貫，故而這兩稅法一實施，賦稅這項急速增長了八成多。
另外，大歷年間的賦稅所得，是通過殘酷的賦斂實現的，現在兩稅法下民眾的負擔相對減輕不少，中央所得卻增加很大（其實是中央將原本地方的利益給奪來），兩稅戶平均一戶承擔的稅錢也就十貫多一點兒，而之前按照獨孤及的統計，他在舒州為刺史時，課稅戶里哪怕是最低等的，一年也要負擔四五十貫錢。
李適非常欣喜，很快白麻宣下，將楊炎進位為中書侍郎。
就在楊炎興奮非常，準備找機會制桂管的劉晏于死地時，皇帝的另外道白麻也宣下——盧杞，接過了門下侍郎、平章事的位子。
接著在紫宸殿內，李適直接問二位宰相，尚缺位御史大夫、平章事，兩位可推舉合適的人選。
并且李適還說，為了公正，二位冢宰各自推舉二位候選人。
楊炎這時候才發覺，自己實在不適合舉賢：他信得過的很難推選出去，能推選出去的他卻信不過。
盧杞那派的他不能推舉，劉晏那派的他不能推舉，崔寧那派的他也不能......
哪怕是顏真卿這樣的耿直人，楊炎也不能推舉。
究其原因，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可舉賢，卻是宰相的基本職責，哪怕是做樣子，也得做到位。
此刻楊炎心中有些后悔，這是他和元載間有差距的地方——元載為相時，雖然專權跋扈，但也始終在培養接班人，作為儲備力量。
自己就是元載鐘意的接班人，但他為相的時間太短，也沒有心思著手此事。
曾經有位年輕人，一度入了自己的法眼，可惜的是這年輕人很快就和自己分道揚鑣。
紫宸殿當中的楊炎，在這時卻感到格外的孤獨。
但皇帝的催促不斷傳入耳朵，逼著他做出表態。
最后楊炎低著頭，小聲說出兩個人選，崔昭和趙惠伯。
其中崔昭為壽州刺史，趙惠伯上次他已推舉過了，是河南尹。
說出這兩個名字后，楊炎似乎能聽到皇帝隱隱的不屑聲。
趙惠伯暫且不說，那崔昭以前是犯過貪贓罪的。
而旁邊的盧杞，十分鎮靜從容地也說出兩個人選，張鎰與嚴郢。
張鎰父親張齊丘，曾任朔方節度使、御史大夫，張鎰本人出身姑蘇，是經學世家，為人儒雅清簡，資歷極深。
至于嚴郢則是京兆尹，接替黎幹后，因執法威嚴并且愛民如子，在朝野的聲望也非常高。
盧杞的人選，可以說無懈可擊。
“二卿所舉，都是一時瑜亮，容朕隨后思量。”
等到兩位宰相退下后，李適坐回書案前，在雪白的御札前提筆，但是還沒寫出名字，先問了身旁的霍忠唐，“楊炎功大不大？”
霍忠唐不敢胡說，便坦白楊中郎推行兩稅法，國庫一歲內便滿盈，不可謂不是大功。
“那楊炎會不會成為元載第二？”皇帝下一個問題，充滿了危險的意味。
霍忠唐頓時瞠目結舌，但是看到皇帝的眼神在盯著自己，又不敢不說，最后只能支吾：“元載對陛下亦有定冊扶立之功。”
聽到霍的回答后，李適意味深長地笑笑，接著說出了這樣一句：“朕為太子時，需要元載，可朕為天子后，卻不需要元載。難道元載昔日對先睿文圣武皇帝，就沒有翦除魚朝恩的功績嗎？”
“陛下之想，深不可測，非奴所能知也！”霍忠唐此時只能跪下，反復喊著如此的話語。
李適也不再與他多說，而是用筆尖落在御札上，宛轉寫出“嚴郢可為御史大夫”的字樣，接著就讓霍忠唐送去翰林院里，擬出制文。
授嚴郢為御史大夫制文出來的同時，李適還發出兩道敕令，一道是催促中書侍郎楊炎，對山南襄陽的梁崇義發出最后曉諭；另外一道是聽從顏真卿先前的奏請，下令在京所有的回紇、胡商在朝廷購入他們驅來的六千匹馬后，盡快在蕃官突董、赤心的帶領下返歸回紇，不得再于京城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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