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距離“偉人”《關于建筑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
這一時期，除了為了“響應”談話，最早一批由機關、企事業單位出資建設的住宅小區，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時候。而且從1976年至1980年這五年間，京城市陸續建成房住宅面積也達到了萬平方米。
另外，為解決建成的房屋四處扯皮，不能盡快投入使用的情況，在今年2月16日，國家頂層又召開擴大會議發布決議。要求任何機關單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個月之內住進人，否則就由京城市政府沒收。
于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整個京城逐漸掀起了一輪搬遷狂潮。
這一下子，和打家具的木匠、顛大勺的廚師相仿，連蹬三輪車的個體“板兒爺”也忙得熱火朝天起來。
不能不說，和以往相比，新建住宅的公共設施與生活設施比較齊全，住宅的建筑標準也有很大提高。
因此在這個月，劇作家蘇書陽告別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喬遷新居后。完全是帶著一種非常愉悅的心情，開始寫作電影劇本《夕照街》的。
或許也是受到現實生活的影響，這部影片結尾處，夕照街的人們同樣告別了他們維系數十年的過往生活。
大雜院，公廁，擁擠的胡同隨著殘陽夕照漸漸消失。未來生活的模樣在遠方的地平線上朦朧浮現，等待被塑造，成型。
當然，職工對住宅需求出現了高升增長是社會普遍現象，哪怕房子蓋得再多再快，跟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幾十萬計算的回歸人口一比，就成了杯水車薪了。
無法解決終究居于多數。這就像食物鏈一樣，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這種福氣，搬進窗明幾凈的新單元房。
可有一些人又實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繼續等待的地步，于是讓年輕的夫婦們住進筒子樓，不失為一種暫時緩解單位住房困難的好辦法。
同樣是在這個月，人藝演員楊力新也在三樓分上了一間面積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和妻子一起住進了首都劇場的后臺。
盡管房間實在擺不下什么東西，一張雙人床，一個大衣柜。一個帶推拉門玻璃的茶具柜就沒地兒了，但與那些仍舊是沒有還分布上房的人相比，楊力新已經深感滿足了。
唯獨使他感到不太適應又有些為難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著一些忐忑倉皇的色彩。
因為住在筒子樓里，生活中大部分的和習慣只能暴露在鄰居的視野中。誰家的事情，別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沒有特別的私密，關起門你睡覺，開這門每家可以穿來穿去。
要說也是巧了。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電影《鄰居》。恰恰反應了社會住房緊張的矛盾與現實。
同時也對在這種內部有著長長的走廊，廁所，水房，廚房公用的筒子樓里。一家一盞燈，一戶一個水龍頭，一個電表的生活方式，有著比較詳實的體現。
這讓這部電影成了那一個時期國人生存形態的一種記錄。使得乃至今天，我們對多戶人家聚居在一個大樓道里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方式，仍舊有據可查。
但筒子樓還不是最差選擇的解決方案。更多的分房無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礎上擴建。像鳥兒“絮窩兒”一樣，繼續搭蓋起各種材料、各種樣式和各種面積的小房。
朝向東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間的過道兒，只要能將將推過一輛自行車去，鄰居就不說話，“雜”是當然的。
甚至就連這樣的情況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運氣好，院里地兒還大，有地方接房、改房。靠四處撿來的磚，先下手為強，弄好了能弄個夠高夠規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著后面的人，所以面臨的條件必然因此而變得越來越艱巨。有人想盡辦法，最后也只能湊合蓋出個八平米、石棉瓦頂子的“陋居”來，僅僅只能保證放張雙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這還不是最堵心的情況。
像有個女孩從兵團回來，由于家里孩子多，只有兩間房。可憐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個她出來而不能相容，經常吵架。
她沒地方住，長期打地鋪。最后齊齊哈爾一個對她頗有好感，她卻一直不太“感冒”的男知青給她來了信，結果就因為那邊有房可結婚。她竟毫不猶豫，轉了戶口，離開了京城。
由此可知，在住房緊張的年代，僅為了一處小小的容身之所，許多普通人會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價。這實在是一種極為殘酷無奈選擇。
所以和以上這些情況相比起來。在這次區政府分房中，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安置在重文區政府大院新樓里的洪衍文和許崇婭簡直可以說，幸福得像花兒一樣了。
但好事往往也會存在不那么圓滿的一面。
既然是“特殊待遇”，就必然招致旁人的眼紅。這一點在洪衍文拿到新房鑰匙的之后得到了最明顯的體現。
他可沒想到自己一直刻意隱瞞的副區長女婿身份，經此事一下傳了出去，成為了眾人皆知的“秘密”。
結果整個檔案室里私下里流傳的全是酸溜溜的風言風語。同事們在道著恭喜的時候，眼神里總是閃爍著玩味的神色。
話里話外似有意又似無意帶出的“厲害，厲害，真人不露相”，或是“以后還要你多多照應”，無疑全都指向一個詞兒“裙帶關系”。
再加上耳邊總能聽到一些出于對這次分房指標不滿，大家私底下罵娘和訴苦的話，洪衍文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兒了。
于是趁一天周末到許家的時候，他忍不住就跟許崇婭流露出情緒，表示有點不太想要這個房子了。
他說其實他們完全可以住到“煤市街”的洪家老宅去。雖然房子太大，有點冷冷清清，也有點不方便，可他想好了，只要在臨街處開個門…
沒想到就這時候，許曉軍突然如劫匪一樣破門闖入進房間，一臉不屑地指責起洪衍文來。說他“不知好歹，得便宜賣乖”，敢情這小子一直在門口聽小話兒呢。
這一下如何得了，不用說，肯定是把許秉權和于婉芬也給驚動了。
俗話說，不怕沒好事兒，就怕沒好人啊。別看同樣一件事，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卻會是兩種意思。在許曉軍惡人先告狀的極力渲染下，側重點一下變成了洪衍文不知恩的抱怨。
所以盡管有許崇婭主動幫著洪衍文解釋，跟許曉軍吵了起來。許秉權夫婦也難免在情感請寫下產生誤解，認為洪衍文“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為此，于婉芬看向洪衍文的目光變得冷冰冰的，錐子一樣銳利，帶著明顯的輕蔑和不屑。
開口就說，“我知道你們家有房子，能擺下幾十桌的地方，應該是夠住了。可我們小婭從小就住在單元樓里，她不會適應平房的生活。每天不知要落多少灰土，上個廁所得跑老遠。再說，你還有兄弟姐妹們，日后總不會一直獨居著。那親戚關系的復雜，日常的客套也不是好受的。你就舍得小婭受這種罪？”
許秉權的目光里也充斥著懷疑和幾分淡淡的陰冷。
比較武斷地指責，“衍文。我還以為你是個明白人，現在可是有點失望。你應該清楚，有私房的人是沒什么可能分到房子的。為這套兩居室我從中可是費了不少事啊，不就為了你們好？可你怎么不珍惜呢？而且我也要提醒你，國家對私有房產的認可，還會不會再有變化也是說不準的問題。萬一那天方向變了，你們的私房要改回公有你又怎么辦？還有那些閑言碎語，我當然知道他們在說些什么。可這點壓力你要經受不住，以后還怎么能擔任更重要的位置？你總有一天會走上領導崗位的，你可能讓人人滿意嗎？好好想一想…”
在這種情況下洪衍文還能說什么呢？官場有一條重要的準則，就是領導永遠都是對的。即使錯了，你也不要當面硬頂，那是最差選擇。
所以洪衍文知道他無法分辨，解釋也無用。如此的結果只能轉向更加糟糕的境地。
唯一的正確的處理方式，他必須沉住氣，先虛心接受批評。以換取對方的諒解。
于是他低頭了。許家人則在他的謙虛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滿足，好似獲勝的將軍大肆擄掠一番后，才得意洋洋撤軍了。
但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這一次妥協。讓洪衍文清楚地認識到了他在許家的地位，他更明白了自己父母和洪衍武一直提醒他的“難受”二字，是什么意思。
因此，也是在這一刻開始，他認認真真開始考慮自己未來的路了。與享受許家提攜好處相比，他更渴望是有機會擺脫這個家的控制。
這絕不是他太過自信。而是他很清楚許家人會因對他在栽培，而更增對他頤指氣使的資本，那即使他獲得重要的位置，又有什么意思呢？
要說許家唯一值得他珍惜的東西，也只有許崇婭對他不含任何雜質的摯愛了。
在事后，許崇婭為家里人的態度一直對他道歉，替他感到委屈，更痛罵許曉軍。
這多少也給了他一些寬慰。反過來想想，許崇婭也確實不怎么樂意去住平房。那這次就算是為愛犧牲了。
全為了她，忍這一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