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初，又迎來了清點勝利果實，享受豐收喜悅的好日子。
上個月洪衍武連電影票帶倒指標，總共拿了六萬六千塊的純利。
他那些在電影院門口吃飯的手下們，成功實現了收入翻番，等于又是一個雙薪月。
“糖心兒”和“刺兒梅”，這次因為沾了“二頭”的光，利潤比往常一下激增了兩倍，各自分了六千塊。
這不但使“糖心兒”成天樂吟吟的，也讓“刺兒梅”笑得瞇起了眼，甚至對“小地主”說話都硬氣了三分。
這完全可以說明一個問題。錢哪，不但是英雄膽，它照樣也是女人的膽。
最值得稱贊的是“二頭”，按說好的，這小子拿到了兩千塊的分紅。
可這些錢，他自己個也沒獨悶兒。竟然不容推辭地跟“大眼燈”、“伸手來”和“滾子”一人伍佰地平分了。加上“工資”，他們每人拿了得有八百多。
照他這路子，可以說這哥兒四個已經領先一步實現幸福的共產主義了。
對這一點，洪衍武固然覺得有些不切實際，認為日子長了肯定難以一直如此的維系下去，但心里還是滿欣賞的。
因為這一舉動足見人品。既然是這樣的人為他辦事，他還能不放心么？
當然，在處理錢的方面，洪衍武現在也是不用太發愁了。照樣是王府井和琉璃廠兩頭跑，買名人字畫、買印石三寶。
而且因為不著急了，他還慢慢挑上了，跟各家店混熟的人都打了招呼。
說只要有罕見大塊料的田黃、雞血，或是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黃賓虹的畫作，一定給他留著。
說實話，他這時候還真頗有點志得意滿之感。幻想著自己的下半輩子，要不然也開個印石字畫博物館玩兒玩兒得了。
那到時候，隨著這些東西的行情上漲。肯定是各路媒體爭相報道啊。
他必定也得混上個什么文玩大家的稱號。也得上電視臺做幾期節目去，聽那些主持人滿口“老師”稱呼著。
馬老師弄古董，那還算什么呀！能跟他比嗎？
官窯青花也不過是論千萬算的。頂多和他手里的田黃打個平手。可這些字畫，那都是論億算的。咱一副頂他十個官窯！
想著出風頭的美事，心里樂到了極點。洪衍武還好為人師地想教育一把“糖心兒”呢。
“姐姐，跟我學著點吧，你也買點字畫、印石。你就知道傻留錢，那票子算什么呀，只會越來越毛。物以稀為貴懂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懂嗎？買這些東西，就跟咱倆手里的郵票似的，也能不斷上漲。同時還透著品味，熏陶個人修養…”
陪著他一起逛商店的“糖心兒”倒是挺虛心地點點頭。“嗯，說的挺在理…”
可跟著，就伸出那纖纖素手，把洪衍武用小一千塊，剛收的兩張畫軸拿走了。
那是一張齊白石的仕女圖，一張徐悲鴻的猛虎圖。
眾所周知，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最出名。但從某種角度說，之所以如此，除了這兩種東西他們畫的傳神，那也是因為這兩種東西他們畫的最多。
其實像這種畫家本人很少嘗試的題材，價格往往還會更高一籌。
所以洪衍武的笑模樣，立刻變成了傻眼。
“唉，唉，你這是干嘛呀？”
“糖心兒”睜著大眼睛，完全是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
“干嘛？聽你的，我拿兩張畫掛家去也熏熏唄。”
“洪衍武”立刻干嗆了一口。
“薰？你當薰蚊子哪。我是怕你吃虧，才讓你別留錢…”
可不防倒讓“糖心兒”抓著話柄了。
“什么你的我的？你的還不是我的？咱倆以后不是一家子？要我說，今后你就繼續買字畫，我留著錢唄…”
“我，我…得，您有理…”
“我還想要兩塊石頭呢，你光留著有什么意思，咱倆也一人刻個章唄。有章省事，都不用寫名字了，一蓋就行…”
“行，行，您茲要高興，怎么都成…”
洪衍武這真是強忍住了心疼，還得陪笑臉呀。可誰讓他窮得瑟的呢？
這就叫報應，還是有人能治他。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這種痛苦也蠻讓人自得的。
什么叫有錢人？那就是得把好東西不當好。什么幾千萬、幾個億的，咱根本不在乎，說糟踐就糟踐。
爺，那揍逮系介個樣兒～
同樣是在這個月的月初，洪衍武和和陳力泉的工作也終于有了著落，這倆人又有地兒上班了。
說句不過分的話，街道的這位李大主任，當初給他自己親兄弟張羅工作都沒這么盡心過。
這也就是看在電視機的份兒上，才會按著他們的要求，不厭其煩地打了無數個電話，最后總算是在前門段兒上給他們尋摸著了一個較為合適的事由。
要說這個工作還真不錯。雖然是臨時工，一月照樣是十八塊錢。可每天是在室內上班，固定早六點到中午十二點，六個小時工作時間。
說是體力工作者，可也到不了四脖子汗流的地步，每周還有一天休息日，那比待在菜站，天天雨打風吹可強多了。
不過這活兒唯一的缺陷就是臭，有點腌臜。他們得見天兒跟豬腸子打交道。
哪兒啊？這什么工作啊？
嗨，京城老字號，鮮魚口的“天興居”飯館。
京城人大多吃過炒肝，都知道這是正宗的京城風味小吃。但上了年紀的老京城人，還知道有關“炒肝”更多的故事。
比如說，知道這玩意其實是由“白水豬雜碎”演變來的。
知道“炒肝”的創始者本是創業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會仙居”。
知道當年是大記者楊曼青出主意做公關，才捧火了“會仙居”的炒肝。
還知道民國22年（1933年），借“會仙居”第三代傳人鬧內訌之際，它斜對面的“天興居”后者居上。最后不但把“會仙居”給干趴下了，1952年還把“會仙居”給吞并了。
而從此至今，這京城的“炒肝”，也就首推“天興居”為正宗之源了。
這個“第一”的名頭可不是白占的。哪怕是在這樣的年月，別的地方炒肝買一毛錢一碗，“天興居”靠著首屈一指的味道和制作工藝，都能賣兩毛錢一碗。
還別看這么貴，還照舊是人滿為患。每天熬的七鍋“炒肝兒”，一鍋能賣一百三十碗，不到九點鐘，準告售罄，晚一步都吃不著。這就是差距！
可能說到這兒就有人感到奇怪了。會問，“這么牛的老字號，那怎么會有洪衍武和陳力泉的位置呢？能讓他們兩個強勞過的人來上班，那李主任的面子可夠大的！”
嗨，這事兒也得兩說著。
怎么呢？
一方面“天興居”的名氣大是不假。可它出名兒也只是出在這碗“炒肝”上了。
這東西，京城人是當早點吃的，配著點包子或燒餅、火燒，可不能當正餐。所以說破了大天兒，這“天興居”本質上就是一個大點兒的早點鋪。
店堂四五十平米，也就擺十來張桌子，比普通小飯館大點兒不假，但和“京城烤鴨店”（聚德全）、“齊魯餐廳”（便宜坊）這些老字號一比，可就相形見絀了。
說到實際的經營狀況，除了早上六點到九點，熱鬧不到仨小時，其余時間顧客寥寥無幾。
也就中午還兼營點炒菜、炒餅、蛋花湯之類的簡便午餐，應付幾個逛前門只求填飽肚子的外地旅客。
至于晚上那根本就別想了，鬼影子也沒一個。所以也就不營業了，一過下午兩點，直接上板兒關門。
另一方面呢，“天興居”現在也確實是急缺干活的人手。而這就得說到當時特殊的歷史原因了。
原來為了盡可能不去上山下鄉，“天興居”從“運動”時期起，招來的年輕人，竟然大多是從后門安排進去的。
就這幫小青年，無論是來自于什么樣的家庭，共性是干嘛嘛不靈，吃嘛嘛香。還都打骨子里就看不上服務行業，頗有些自覺龍游淺水、大材小用的委屈。
打上班的頭一天起，他們就沒認真工作過。最擅長反倒是的遲到、早退、吵架、扯淡、或者是跳跳“忠字舞”，打打“敲三家”什么的。
真論干活，不幫倒忙就不錯了。
用掌灶司永祥師傅的話說，只要這幫小子上班別把蛐蛐帶來，別再掉進炒肝鍋里去。包包子時候別抽著煙，再把煙灰給包進去，他就謝天謝地了。
干脆，還是讓他們閑著吧，也比裹亂惹事的好。
所以實際上，“天興居”一直都是靠老職工們的自覺性維持著日常經營。特別是廚房里的事兒，關系到店鋪的百年聲譽，試過幾次之后，就誰也不敢讓小年輕們插手了。
當然，小年輕們自己也樂得清閑，每天仨小時最忙的時候收收臟碗、抹抹桌子，剩下時間也就抽煙打牌去了。就沒一個人，想著跟老師傅學點技術的。
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現在，而隨著老師傅們一個個退休了，年輕人繼續一個個增多。自然干活的自然越來越少，吃飽了混天黑的越來越多。
那么天長日久，全部積累起來的矛盾真到了某種程度上，也就會來一個總爆發了。
而現在恰恰就是這種時刻，因為洗腸子車間的兩位老職工剛剛退休，百十斤豬腸子每天清洗和處理的任務沒人干了，成了個讓人頭疼的大難題。
是，老職工們還是有人會干，可是真忙不過來了，至于小年輕們，根本碰都不愿意碰一下。
于是這可就愁壞了白白胖胖，彌勒佛一樣的沙亮寶經理。要沒了處理好的豬大腸，哪兒能變出一鍋鍋的炒肝兒來呀。
倘若京城百姓吃不到這一口，那是要叫屈罵娘的呀。真寫封信到飲食公司，肯定得挨上級批評。關鍵是挨批之后還照舊得解決問題，那不就太虧了嘛。
還真是巧了，就在這種最迫切需要解決問題的特殊時候，一個受李主任所托的電話，打到了沙經理的辦公桌上。
正滿頭大汗的沙經理一接電話眼睛就亮了。
有兩個能干活的小年輕想來這兒當臨時工？這不正是想睡覺，就有人給遞枕頭嘛。
強勞過？那倒不算什么，反正倆小子也不是因為偷進去的。
話說回來，要不是這樣有毛病的人，他也不能甘心沒有正式編制，還干這種活兒不是？
得，這么著，這事兒就說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