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即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哲學派別，由于注重“名”與“實”之間的關聯，故而在后世稱為名家，但在早期時，名家卻被當世稱為「辯者」。
名家的思想，源自禮官，當時世人對于“名”非常看重，孔子亦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名家的代表，當前較為著名有「鄧析」與「惠子」。
鄧析亦是鄭國大夫，與當時的國相「子產」都支持“刑文公開”，同時，他還主張「不法先王、不是禮儀」，即表示先王制定的法令并非不能更改的圣物。
是故，當國相子產使鄭國出現改革時，鄧析亦是其中的參與人物。PS：前文作者記錯了，子產鑄刑鼎改革的是在鄭簡公、鄭定公時期，而不是鄭莊公時期，兩者相差一百多年，現已修改。
但在制定新法的過程中，鄧析與子產出現了分歧。
國相子產推行改革的時期，鄭國由于經歷了一系列公室奪位的內亂，國力已大不如前，更要命的是，此時國家的政權，已被合稱「七穆」的七家卿室家族所把持。
之所以稱「七穆」，是指這七家卿室都是鄭穆公的子孫，即公室的分支，而鄭國國君的權力，此時已被大大壓縮。
七穆中最強盛的，即鄭穆公的公子「子罕」的后人「罕氏」，以及同為鄭穆公之子的「子駟」的后人「駟氏」，而子產的父親，則同樣鄭穆公的兒子「公子國」，屬「國氏」一支。
后來，七穆中其他幾支家族遭到排擠而衰弱，在國家政壇上就只剩下罕氏與駟氏，由于子產在此前七穆中駟氏與良氏的爭奪與廝殺中保持中立，因此他得到了罕氏一族罕虎的信任，成為了鄭國的國相。
在這種情況下，子產施行改革，由于他自身是公卿一勢的代表，因此他所主張的，自然是維護公室利益，限制貴族（非公室家族）的特權。
而鄧析因為是非公室家族的貴族出身，代表的是貴族——即士大夫、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他主張維護貴族，通俗地說即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禮義，也不接受當時國君的命令。
這樣的主張，自然無法得到鄭公與七穆的支持。
于是鄧析便聚眾講學，向國民傳授刑法知識與訴訟的方法，并幫人訴訟PS：最早的訟師，即后世熟知的律師。
關于鄧析幫人訴訟，還有一個典故。
曾經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淹死了。后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尸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贖買尸體，但對方要價很高。
于是，富人的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
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將尸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
于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尸者買尸體了。
得尸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
鄧析又對他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尸體了。
這則典故，形象地表述了鄧析的一個重要思想——“兩可說”。
在正統觀點看來，這是一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詭辯論，簡單地說，就是模棱兩可、混淆是非的理論。
但就「買尸」這則典故來將，鄧析他對“得尸者”與“贖尸者”所講述的話，實際上都是正確的，作為中立者，他沒有立場，也沒有理由為其中任何一方說話。
所以說，「兩可說」并非詭辯，其實是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念。
而除了幫人訴訟外，鄧析亦自己編了一部刑書，載于竹簡上，后人稱為「竹刑」。
后來，執政鄭國的權臣「鄭駟歂」——即駟氏子弟，他叫人殺掉鄧析，但卻取用了鄧析所著這部竹刑作為鄭國的新法。
再說惠子。
惠子，即莊子的摯友惠施，與鄧析不同的是，惠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成為了魏國的國相，是「合縱抗秦」最主要的組織者與支持者。
他最大的成就，即讓魏國與齊國“互尊為王”，結成聯盟，然后又將另外一個強國楚國亦拉到這個聯盟中，結成「齊楚魏」三國聯盟，共同對抗秦國。
而私底下呢，惠子又讓魏惠王暗中派遣賄賂「公孫衍」——即后來繼惠子之后，「合縱抗秦」的第二代領袖人物。
公孫衍亦是魏人，在秦惠君五年時，被秦國任命為「大良造」，且積極謀劃攻打魏國。
秦惠君，即是殺掉商鞅的秦君。PS：秦惠文君，即秦惠文王嬴駟，當時秦國他還未稱王，是故稱秦君。
在收到魏國的賄賂后，公孫衍便勸秦王改變攻打目標，趁著秦魏修好之際，攻伐秦國西邊的游牧民族。
然而此時，鬼谷子門徒張儀來到了秦國，他指出，魏國有稱霸的根基，如果讓魏國緩過氣來攻打秦國，到時候秦國的處境就會很艱難。
秦惠君如夢初醒，便驅逐了公孫衍，啟用張儀為客卿。
公孫衍因此深恨張儀，離開秦國后，便來到魏國，支持惠子「合縱抗秦」。
值得一提的是，張儀也是魏人。PS：魏國真的是人才輸出大國。
秦惠君十四年，張儀擁戴前者正式稱王，更改年號為秦惠王元年。
秦惠王三年時，為了秦國的利益，張儀被秦國派往魏國擔任國相，希望魏國能成為中原第一個向秦國屈服的國家。
正是在這段時期，惠子失去了相位，先赴楚國，隨后回到宋國，而公孫衍則成為「合縱抗秦」的魏方第二代領袖人物。
且在后來，公孫衍在齊、韓、燕、趙、楚五國的支持下，趕走張儀，成為魏國的國相，并繼續「合縱抗秦」。
這即是惠子、公孫衍、張儀三人之間的恩恩怨怨。
而頗為有趣的是，在「合縱連橫」期間，縱橫家是這場博弈的主角，比如蘇秦、張儀、公孫衍，而惠子，雖然他主張合縱抗秦，但實際上他卻是一位名家鼻祖。
而這，也正是莊子對惠子很不滿、覺得他“猶有未樹”的地方——你惠施就應該老老實實去研究你的名學，混在諸國間的博弈中做什么？
平心而論，惠子其實是一位學者，一位辯者，他在魏國執政期間，雖然對國家不能說沒有裨益，但終歸不如公孫衍、張儀等人那般耀眼。
對于惠子的才學，莊子亦是認可的，甚至于還在天下篇中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這即「學富五車」典故的由來。
而反過來說，正是因為惠子有才學，但卻因為種種俗事俗物而耽誤了在其名學中的成就，所以莊子才要罵惠子——這大概就是“愛之深、恨之切”吧。
作為被譽為名家鼻祖的惠子，其主要思想有「合同異論」與「堅白論」。PS：有書友指出「堅白論」是公孫龍提出來的，實際上不是的，公孫龍只是延續了惠子的思想，并且，他割裂了惠子的「堅白論」理論，是「離堅白派」，屬于狹義的詭辯范疇。順便說一句，「白馬非馬」的理論，其實也不是公孫龍首創，而是出自稷下學宮的「倪說」，即韓非子所載的「兒說」。
而在「合同異論」中，認為世上的萬物，雖然有小的差別，但本質都是相同的，基于這一點，他勸世人「泛愛萬物」，莫分彼此。
聽上去似乎跟墨家的思想有點相同？
但事實上，墨家思想的最大對手，就是惠子。
比如墨子曰：厚，有所大。
顧名思義，即是一件事物只有有了“厚度”，才能有體積。
但惠子則反駁道：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他認為，認為物質的粒子不累積成厚度，就沒有體積，但是物質粒子所構成平面的面積，是可以無限大的。
墨子又曰：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
即認為個別區域的前方不容一線之地，這就是“有窮”；與此相反，空間無邊無際，這是“無窮”。
惠子又反駁道：南方無窮而有窮。
他表示人站在北方（北方極點）時，所有方向都是南方，所以是“無窮”；可若是站在南方（南方極點）時，所有方向都是北方，南方的“實”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是“有窮”。
墨子又曰：平，同高也。
惠子又反駁道：天與地卑（接近），山與澤平。
意思是說，在從極高處俯視，天跟地是接近的，山與湖泊是平的，表示觀測的人所在位置不同，他看到的高低是不同的。
毫不夸張地說，在辯論這方面，當時惠子堪稱辯遍天下無敵手，無數慕名而來的學者、辯者，都無法難倒惠子。
然而似這般雄辯的惠子，他偏偏就無法辯過莊子。
最著名的，莫過于「濠梁之辯」，即莊子與惠子在濠水一座橋上散步時的辯論。
當時莊子看著水里的儵魚說道：鯈魚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閑自得，這是魚的快樂啊。
惠子道：你又不是魚，從哪里知道魚是快樂的呢？PS：「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典故就來自于此。
莊子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兒是快樂的呢？
惠子說：我不是你，固然就不知道你（的想法）；你本來就不是魚，你不知道魚的快樂，這是完全正確的。
莊子笑道：請你回歸最開始的問題，你說「你從哪里知道魚快樂」這句話，就說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才來問我是從哪里知道的。現在我告訴你，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的。
這即是戰國首屈一指的兩位辯者之間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