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儒家思想的“巧偽”，莊子向來是抵制的，因為那是“虛偽”的，不真實的。
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卻提出了一個「偽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動形象地闡述了「‘偽勇’在某些情況下與真正的勇敢并無太大差別」的觀點，這讓莊子受到很大的沖擊。
因為按照蒙仲在那則寓言中所說的，倘若那名薛人“順從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會被賊子所害——引申下來即是“弱者因為懦弱而助漲世間之惡”，這并不會使世道變得更好。
但是…
莊子皺著眉頭，提筆在一塊竹牌上寫下幾個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見此，蒙仲委婉地說道：“夫子，我以為世上萬物都有‘陰陽’兩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雖‘巧偽’，用「仁義禮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沒有可取之處。…昔日鄭國有一人偷盜宋人之羊，被宋人抓獲，相鄰皆呼「鄭人盜羊」，難道鄭人個個都是盜徒么？恐未必。鄭國亦有「鄭莊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產（公孫僑，法家先驅）」那般的賢相，且鄭國是首創將國法銘刻于銅鼎之上而使國法一目了然的國家。”
鄭莊公…
莊子皺著眉頭思忖著。
就像蒙仲所說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兩面，世人對鄭莊公的評價，就很復雜。
首先，鄭莊公是一名開明的雄主，善權術、輕禮義，而更關鍵的是，他作為周王室冊封的卿士——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卻對周王室態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陳、蔡、虢、衛諸國聯合討伐鄭國，沒想到卻被鄭莊公帶著大將「祭仲」——前文「人盡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將周王室的聯軍擊敗，使周王室顏面喪盡。
鄭國因此成為當時中原最強大的諸侯國，而鄭莊公本人，亦被后世稱為春秋時代的小霸主。
正因為鄭莊公對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厭惡前者，稱鄭莊公時當世“禮樂崩壞”的主要禍根之一，而一向對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國，也因此與鄭國相互看不慣。
這也是鄭國與宋國后來戰爭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戰國時代仍對周王室表示恭順，且仍維持著朝賀獻貢習慣的國家，就只有宋國與魯國。
然而，鄭國又是首個將國法明確“告知”于民的國家。
在鄭國之前，各國皆有各自的國法用來約束國民，但此時的國法，并不對外公開，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條刑法。
更有甚者，此時的國法已成為權貴傾軋國民、平民的一種手段——反正國法不對外公開，我說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當時各國的刑罰都很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鄭國的國相「子產」決定改革，他在鄭簡公的支持下，鑄造了一只大鼎，將鄭國的刑書鑄刻在這只青銅鼎上，然后將青銅鼎擺放在王宮門口，讓全國的百姓都能看到這只「刑鼎」，看到他鄭國的刑書。
此后，鄭人都了解了本國的法律，趨利避害，而鄭國的權貴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傾軋平民，于是鄭國因此而變得強大。二十年后，晉國亦開始效仿，趙鞅與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書也鑄刻在「刑鼎」上，將本國的刑書公布于眾。
對于這兩件事，世人的看法評價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賢孔子卻竭力反對。
在當時亦是大國的晉國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禮治、厭惡鄭莊公的孔子很不高興地對弟子說：晉國大概要因此滅亡了，國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這怎么能顯出貴族的尊貴？
然而，晉國并沒有因為這個刑鼎而滅亡，甚至于，后來各國陸續效仿，終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書，公布于眾，很大程度上杜絕了一部分人借刑書而使自己獲利。PS：所以說“子產”是法家先驅，他在當時仍然崇尚“禮治”的時代，冒著極大風險推出了這項改革。
“這位鄭莊公，夫子如何評價呢？”蒙仲詢問莊子道。
莊子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他必須承認，鄭莊公是一位褒貶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殺死起初就關系不好的弟弟「鄭段（即叔段）」。
鄭莊公與鄭段乃是親兄弟，母親皆是「武姜」，區別在于武姜生鄭莊公時難產，經歷萬般痛苦才將其生下，而生鄭段時則是順產。
是故，武姜偏愛小兒子鄭段，而討厭鄭莊公。
而鄭段呢，仗著母親的疼愛，在國內橫行無忌，讓鄭莊公很是不喜，想殺掉弟弟甚至是母親，卻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職責，于是想出一個計策，既放任弟弟鄭段，讓后者因此變得越來越狂妄、越來越跋扈，最終，鄭段與母親武姜聯合，試圖內應外合殺掉鄭莊公，奪取鄭國的君位。
就這樣，鄭莊公名正言順地用「討逆」的大義殺死了弟弟鄭段，還驅逐了他的母親武姜，立下「不至黃泉、毋相見也」的誓言。PS：然而過了幾年后，鄭莊公實在思念母親，又礙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條地道，在地下（黃泉）與母親相見，這即「黃泉相見」這個典故的由來。
耍手段殺弟逐母，此事盡顯鄭莊公的梟雄本色，但在治理國家方面，鄭莊公卻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鄭國當時非常強大，不怵晉、楚。
這樣一位雄主，若單純用“善、惡”或者“好與不好”在評價，就未免會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認為亦不能單純就定為“惑世妄言”。
不可否認，儒家思想認為“禮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經還包庇了弟子「曾參」。
這件事的起因，是曾參的父親「曾點」。
某日，據說有鄉人的一只羊跑到曾點的家院前，被曾點捉起來宰殺吃了，而其子曾參沒有舉報。
后來葉公——「葉公好龍」的那位葉公，便就這件事對孔子說道：我們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親偷羊，兒子就出來檢舉揭發。
孔子就回答道：我們那里正直的人與這種正直有區別，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在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禮制”，就到這種地步，也難怪道家會指責儒家“巧偽”，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來孔子的弟子「子夏」說道：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風格，儒家一向認為，作為有君子人格的人，應當顧全大局，而不必執著于細節。
但孔子時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贊賞的地方，比如對「學」的態度，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學的目的是什么？
對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學習的初衷是為了當官，是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時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學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學」，總算是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國、用在治人。
說到治國、治人，應當首推道家的治國之道，在治國方面，從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確地指出了「無為無不為」的治國策略，以勸誡各國的君主。
「無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順應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說，在四五月本應該做農事的時節，君主不要因為與他國開戰而耽誤了國民的農事。
關于這一點，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其中的「勿奪其時」，就是告誡君主順應自然——該讓農民種地的時候就讓農民種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還可以延伸到對待國民的態度，總而言之就是，國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讓他們去做，君主不要“額外”——即除了刑書以外——去約束他們。
而「無不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樣也是指去做順應自然、順應天道該做的事。
這方面體現在哪里呢？
打個比方，國內發生天災，務農的國民因此顆粒無收，這個時候就應該順應自然，開倉救濟國民，而不是違背天意，繼續向國民征收田稅。
延伸下來，還有想辦法提高國民的道德修養這類的。
君主無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無不為（多做些順應天道、順應自然的事），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國思想。
而相比較道家的治國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顯得格外的“不親和”。
在這方面，道家的主張就是自我約束與自我提高，道家認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這個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東西——比如儒家「仁義禮數」的束縛，以及法家刑法的約束。
但遺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這樣的覺悟。
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說，也是它被稱贊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張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卻并不會像儒家、法家一樣，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難在像當代這種「道虧之世」有所作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說道。
聽聞此言，莊子帶著驚訝看向蒙仲。
因為蒙仲的這個觀點，與他不謀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