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孫堅后，孫策很快也辭別孫靜及一眾宗族，返回秣陵。
首相張纮和計相虞翻正在籌建秣陵。虞翻提出了修改意見后，張纮也不敢大意，再次勘察整個擬建都城的整個區域，還請了精通風水的同道來參謀。
這位同道不是旁人，正是襄陽學院的祭酒蔡邕。蔡邕是個通才，不僅精通儒家經典，還通曉各種秘術，比如圖讖，對地理也有相當的造詣，據說讀過傳自黃石公的《青囊經》殘本，靈不靈不清楚，反正說起來頭頭是道。
他說那一套玄而又玄的理念，孫策沒聽懂，只聽懂了一個意思：秣陵王氣已經被秦始皇掘斷，不宜作為王都，否則國祚不久。至于疾疫，秣陵的確有郁結之氣，可是有秦淮河疏通其間，只要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圍以內，發生疾疫的可能性不大。
孫策不相信蔡邕的理論，但是他承認蔡邕的結果有一定的科學性。所謂疾疫，很多時候都和人口有關。人口多了，衛生狀況堪憂，傳染病就容易發作，相互感染，形成所謂的疾疫。如果醫療衛生做得到位，即使是大都市，出現大規模疾疫的可能性也不大。
參考了蔡邕的建議后，張纮和虞翻統一了意見，建議在金陵邑的舊址營建新城。
金陵邑是楚國滅越之后營建的軍事要塞，就建在沿江的臺地上。這片臺地是一片本地不多見的石質山地，又稱為石頭山。石頭山北臨大江，西臨秦淮，水路交通極其便利。正對著石頭山的江心有一片江心洲，將大江一隔為二，主江可供百姓船只來往，夾江可停泊水師戰船和官府的船只，互不干擾。在東側，有玄武湖可供戰船長期停泊、訓練。
孫策聽取了匯報之后，同意了他們的建議。這沒什么好懷疑的，地理條件就是如此，這些人又是當世人杰，尤其是有了幾年的實踐經驗，做出的決定必然是最合理的那一個。孫策唯一的意見就是不要急，一來秣陵終究是臨時都城，不會是長久之計，沒必要太花心思。二來三線作戰，財政困難，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花在營建城邑上不合時宜。
畢竟現在的形勢不同，他不需要依賴秣陵對抗中原。
張纮、虞翻都同意孫策的決定，除了石頭城之外，暫時不考慮其他的建筑。即使是石頭城也不打算建得規模太大，有幾座宮殿，符合孫策的吳王身份就行。
石頭城還在圖紙上，孫策邀蔡邕到湯山別苑小住。
再次見到孫策，蔡邕心情很好。這些年他在襄陽著史，進展順利，初稿已經完成大半，相關的志書已經全部完成了。只是蔡琰給他提了一個建議，說他所著的史書與孫策期望的史書有一定的距離，即使寫完了，付刊印行的可能性也不大。這讓他心里有些不安，借著這次機會，他想和孫策見個面，交換一下意見。
孫策看完了蔡邕帶來的目錄和一部分書稿，考慮了很久時間，又和張纮、虞翻等人反復商量，最后做出決定：蔡邕還按原計劃完成史書，他已經六十六歲了，還有沒有精力重來一遍實在是個問題。這是他一輩子的心血，雖然與孫策期望的還有一些距離，卻也無愧于一部良史。既然寫出來了，就應該印行天下。這部書完成之后，如果他還有精力完成改版，到時候再印就是了。如今印書成本大幅度下降，多印一兩部書并不是太大的問題。新舊兩部史相對照，白紙黑字，也能記載這個時代的變遷，讓后人有更確切的感受。
蔡邕如釋重負，心情大好。他主動提及了新版的計劃。他雖然在襄陽著史，卻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作為有名的大儒，各郡縣出版新書都會送一份給他，不少學問爭論還需要他仲裁，因此他對學術界的動向一清二楚，就連楊彪、黃琬還在撰寫中的官制史稿都如數家珍，對孫策的希望早有領會。
“大王所求者，道也。”蔡邕如是說，自信滿滿。“先天地而生的道，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不以人心為轉移的道，是為道學。”
張纮聽了蔡邕的意見后，有些擔心。“會不會與道家學說相混，讓人誤以為是《淮南子》一類。”一邊說，他一邊看了孫策一眼。
孫策心領神會。張纮考慮的不僅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問題。劉安召集門客著《淮南子》是有政治目的的，劉安后來也成了謀逆的藩王。謀逆也就罷了，關鍵是他還失敗了。如果將他提倡的學說命為道學，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劉安，也會讓人覺得他孫策就是劉安的翻版，不吉利。
蔡邕顯然深諳此道，撫著胡須，面露得意之色。“此道學非彼道學，《淮南子》不過是一群門客的文集，且不說那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學者，其書內容也不統一，不過各說各話罷了，互相矛盾之處不一而足，只可稱為匯編，不能稱為新學。大王提倡新學，卻不盲目信古，不盲目尚賢，唯道是從，上下而求索，直追道之本原。道者，眾妙之門，玄之又玄，我覺得可以稱為玄學。”
孫策愕然，怎么折騰了半天，又回到玄學上去了？
“大王以為不妥？”蔡邕看起來有些意外。
孫策沒吭聲，轉向張纮。張纮卻覺得不錯。“玄學好，幽而遠，小而隱，環環相扣，有上古結繩計數之象，乃是文明之始，溯本求源，可以將儒道及百家一舉囊括，擷采百家精華，再開新風。”
孫策仔細想了想，也覺得張纮說得有理。他對玄學有先入為主的印象，覺得玄學就是不切實際的學問，實際上真正的玄學并非如此，開始是有拋棄儒學之繁縟，返本清源的用意在內，也就是他所做的，蔡邕所說的求本源之道。只是后來魏晉政局動蕩，司馬氏得位不正，刻意打壓士林，這才將玄學引入歧路。
玄學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學風發展到漢末，讀書人意識到儒學出現了偏差，自覺的進行反省、糾偏的趨勢所然。他的出現并不是逆轉趨勢，而是往其中添加了一些唯實的因素，甚至可以說，他為玄學的出現提供了助力，讓玄學提前幾十年出現了。
既然如此，何樂而不為？蔡邕提出這個名詞，提倡新學風，總比他一個半文盲更有號召力、說服力。連蔡邕這樣的老學者都可以改變思路，主動求新求變，不正是他期望的結果么。
“蔡公不愧是當代通儒，一語破的。”孫策笑瞇瞇地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