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去的路上，梁一飛一直在想那個瘦女人講得話。
說是自己找她聊天，其實從頭到尾，幾乎都是在聽那個瘦女人自己碎碎念。
她的那些話，不能講全有理，但的確有很現實的一面。
以前廠子里的這些工人，從年輕時候開始，就像一顆螺絲釘，死死的釘在一個崗位上一輩子，加上終生鐵飯碗和微薄的收入，讓他們即沒有條件，也沒有動機和能力去學習其他知識，充實自己。
大規模的改革之下，資本的逐利性，導致這批人唯一的下場就是只能被犧牲。
可歸根結底，這些人本身并沒有做錯什么，至少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人都是過著一樣的生活。
好人，壞人，懶人，勤快人，在時代的車輪下，并沒有任何區別，只能被碾壓而過。
對于他們而言，這并不公平。
對于國家而言，這是不得已沒有辦法的事，如果再不改革，最后的結果是所有人都要吃不上飯，之前出事的制藥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雖然外商接手后，一批人生活陡然困難起來，可畢竟還有另一批在崗的人，收入提高了，久而久之稅收提高、物資豐富，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也會好起來。
可因為出了這個事故，外資撤離，制藥廠重新被國資局收回去，廠子里所有人再一次吃起了最廉價的大鍋飯，這鍋飯能吃多久？最后的結果，恐怕是所有人都餓死。
作為一個企業家，梁一飛從來都認為，追逐利潤沒有錯，甚至可以說，在法律的框架內，追逐利潤，是企業家最大的道德。
可是今天這趟廠區之行，給他的內心帶來了一絲觸動。
難道，企業家個人價值的實現，一定要建立在犧牲一批底層的基礎上？
個人的智慧能力，穿越帶來的優勢，難道就不能在實現個人理想的前提下，再去讓更多的普羅大眾過得更好一些嗎？
也許自己窮盡一生，也沒法讓多少人過得很好，可就像那個故事里說的那樣，小男孩救不了全世界被擱淺的魚，能救一條是一條，因為對于被他救下的任何一條魚而言，魚的整個世界，會因此而改變。
以前他跟記者聊，跟梁副處長聊，滿口仁義道德，內心全是自我利益。
可今天，他是第一次認真的思考，企業家，到底要不要擔負起社會責任。
從社會上攫取利潤，踩著數不清的底層的尸骨爬上巔峰，那是不是應該對這個社會負責，對那些成為墊腳石的尸骨負責？
純粹從理性的角度分析，可以說沒必要。
因為這些人，并不是主動愿意當墊腳石，主動犧牲，成就他人，相反，有成就的人，排除那些含著金鑰匙出身的家伙，大多數像自己這樣的人，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智力，以及更多的付出。
除了自己，沒有必要對任何人負責。
可是，如果再深層次的想一想，一個人賺了錢，實現了自己的理想，終極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要看著面前的人間，化為煉獄，滿地尸骨，唯己獨存？
今天這場國資局組織的‘參觀會’，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來的這一批老板中，不止一個像梁一飛這樣開始重新思考。
很多人心底里，不約而同的冒出來一句話。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兼濟天下本身，也同樣是一種境界非常高的人生追求，對于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有個其他任何成就都無法比擬的效果。
回去之后，有幾個私企老板就聚在一塊聊今天的見聞。
30年后，企業家喜歡講情懷，動不動把情懷掛在嘴邊，但梁一飛太清楚了，不能講全假，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懷，只不過是一種自我標榜和炒作概念的噱頭。
而在當前，第一批富起來得企業家中，很多人，的確真正懷有家國天下的情懷，并且愿意為了這份情懷，犧牲很大一部分個人的利益。
時代不同，造就的企業家也不同，三十年后，那些滿肚子文化科技、看起來更加文明的精英們，往往比這個年代的大老粗企業家，更加沒有底線，更加不擇手段和唯利是圖。
“我知道，有些人今天是真正有觸動的，有些人呢，嘴上講得好聽，心里依舊不以為然。”梁處長在最后聚餐的時候，很嚴肅的說：“我不評論是非對錯，但是作為國營企業管理單位，我還是那兩句話：第一，誰捅出了簍子，誰自己擦屁股，擦不干凈，后果自負！第二，企業改革還是要進行，不改革，那就是等死，但是在改革過程中，我們會更加嚴謹認真的去選擇合作對象，有些為富不仁的人，我們一定是排除在外的。”
參觀完舊的居住區沒兩天，梁一飛把華強廠的財務室主任，主辦會計鄒玉茹找到了辦公室里來。
華強廠的下崗名單基本定下來了，加上那些離退休的職工，湊了個整數300。
直接讓這些人拍屁股走路那肯定不行，所以梁一飛之就跟鄒玉茹交代過，拿出一個補償方案來。
大致的方法，倒是挺巧，和那個出了事的制藥廠很類似，分幾年走。
具體待遇有所不同。
華強廠下崗工人，分三年，第一年拿80工資，第二年，拿50，第三年，拿30。
當時這么一算，按照當前滿額工資平均330塊錢，第一年一個工人拿3000出頭，廠子里每個月支出八萬五的樣子，一年支出90萬出頭；
第二年接近工人每年拿兩千，廠里每月支出5萬出頭，一年63萬左右；
第三年，工人每年拿1100左右，廠里每月支出3萬出頭，一年38萬左右；
總的來講，為了安置這300個工人，廠子里總共支出兩百萬冒一點頭，看起來是個不小的數字，不過由于是分三年，所以廠子里壓力并不大；
梁一飛也不用專門想辦法去弄錢。
事實上，由于其中有兩百多離退休工人，拿的錢本來就只有全工資的80，所以以這個基數算，廠子里用于下崗安置的花銷更小。
算起來，總共支出，不到160萬，平均每人五千塊錢。
在廠子里干了一輩子，最后，給五千塊錢打發走人。
這個方案，在之前看來，各方面都還能接受。
畢竟梁一飛還是給錢的，當前有一些無良的企業家，通過各種關系，走非法途徑廉價買下了企業，口頭上答應安置，實際操作中卻根本不履行承諾。
不過，現在這個方案不合適了。
制藥廠的事雖然沒上報紙，但同一個城市里，這么大個廠子，這么嚴重的事件，怎么可能瞞得住，很快就傳開了。
上到國資局，下到工人，都意識到，這種逐年遞減的方案，很可能行不通。
另外還有個主觀因素。
梁一飛這次心里難得的溫情了一下。
他很清楚，接下來三年，是通貨膨脹最快的三年，三年后的工資，幾乎要翻一倍，工人們每個月到手的錢，越來越不值錢。
現在一百多塊錢還算個錢，第一年還能勉強應付，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也就是9596年間，一個月30，98塊錢，甚至都不到，退休的那些老頭老太太只能拿到70塊錢不到。
在城市里，96年，70塊錢能干什么？！
最關鍵的是，3年之后呢？
說句實在話，三年后，要是因為下崗，那些退休工人餓死，也搞不到梁一飛頭上來，梁一飛有十足的把握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影響。
可是梁一飛考慮之后，還是決定，給這些工人，尤其是退休的老工人，一條稍微好走點的路。
雖然這些人身上有很多梁一飛不喜歡，甚至厭惡的特質，但他們畢竟不是真正壞人，這些讓人厭惡的特質，更多的，應該歸咎于時代而不是個人。
今天把鄒玉茹找來，就是重新制定一個補償方案。
梁一飛的想法，是用96年之后，流行起來的‘工齡買斷’，比如一年一千，干了三十年就有三萬，干了十年，就一萬，要只干了一年就下崗，就只有兩千。
當然具體一年多少錢，還要視情況而定。
“廠長，這個法子好倒是很好，就是花錢太多。”鄒玉茹說。
按工齡，非常公平，之前貢獻多的多拿，貢獻少的少拿，工齡長的人年齡大，之后找工作更難，工齡短的年齡年輕，找工作相對簡單，給前者更多的補償也非常合理。
可問題是，這樣的話，廠子里一次性拿出的錢就太多了！
不要講一年一千，就是一年一百，那么多離退休工人，都是三十年以上工齡，光是這兩百多人，廠子里一次性就要拿出七十來萬，加上在崗的，快小一百萬了。
何況，怎么可能只有一百一年呢，哦，一個干了三十年的老工人，最后買斷就三千？
少說要給到兩三百。
那一次性就要拿出兩三百萬！
這筆開支，目前華強廠拿不出來。
說實話，梁一飛也拿不出來。
“這個錢我來想辦法，至于每年多少嘛…”梁一飛沉吟了一下，在他心目里，一年兩百是絕對不夠的。、
原本三年分批給5000左右，要是工齡一年兩百塊，那現在一次性，最多也就給6000而已，不是他的初衷。
給比較高的補償，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梁一飛能心安，從利益的角度來說，相對未來保健品市場賺的錢，這點錢不嚇人，而華強廠也可以成為南江省企業改革最大的亮點，梁一飛本人會在接下來近十年的全國性國企改革中，擁有一個護身能力很強的光環。
多給點錢，他自己不吃虧。
關鍵是這么一來，一次性就要拿出好幾百萬，這錢怎么來？！
自己掏腰包，顯然不行，也沒有！
正準備說話，忽然辦公室的門就被人推開了。
嘩啦啦，涌進來一大群人。
為首的，是二產線主任劉德才和公會副主席李明浩。
他兩身后，跟著兩個已經定了下崗的年輕工人。
而剩下的人，卻是一群老頭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