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好古那么熱衷于和日本建立“友好邦交”并不是因為后世老一輩無產階級外交家開創的中日世代友好邦交的影響，而是大宋國內政治和經濟的需要使然。
大宋因為軍事上比較挫，從立國至今，都沒有牛逼的時候。所以外交路線一直是比較務實的，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的靈活外交原則。并不總是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實本來也不是，契丹才是天朝上國，不但對外（主要對西方）宣稱是中華，而且還效仿漢唐整出一堆附屬國！
而大宋這邊，勉強算得上藩屬的，現在也就是西夏、大理、交趾、占城那么幾個。至于日本國，情況就比較奇怪了。明明對藩屬國不那么熱衷的大宋，卻一直有將日本變成藩屬國的欲望。特別是神宗和徽宗這兩個“圣君”，更是明文催促日本來朝。
當然了，催促也是沒有用的…日本人自己也以天朝上國自居！他們的官家還稱“天皇”，天上的皇帝啊！比大宋的皇帝還牛逼！怎么可能向大宋稱臣？這事兒別說門了，窗戶都沒有。
不過…武好古是奸臣嘛！既然是奸臣，就要蒙蔽圣聽了。明知道不可能讓日本天皇認大宋皇帝這個主子，他也得宣稱可以通過“傳教”把小日本哄成屬國。
為什么要怎么做呢？自然是有好處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云臺學宮代替明州府，成為中日兩國邦交的對口單位。
此時中日兩國有邦交嗎？
其實是有的！
因為宋朝的外交權力并不集中在朝廷，當時的通法是大事上奏中央由樞密院處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賦予邊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權。久而久之，形成定勢。而且還有慣例形成的外交對口單位，比如河北東路雄州對應遼涿州，河東路代州對應遼朔州。永興軍路延州對應西夏宥州。而這個政策又延續至海外諸國，京東西路密州對應高麗，兩浙路明州對應日本，后在神宗年間添設高麗司。福建路泉州對應占城，真臘，大食南海西洋諸邦。
這種地方主導的外交形式被稱為牒狀外交，也是宋代中國和日本唯一的官方外交方式。
不過中日兩國的官方牒狀次數很少，有史料記載的僅有十四份國牒，其中九份是大宋送往日本的國牒，五份是日本送往大宋的國牒。
也就是說，明州州衙并不是個合格的外交機構，恐怕大部分知明州事的官僚都不知道自己肩負和日本邦交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國自己的史料記載中，曾經出現過“賜日本國王”和“送日本太政大臣”的內容既然可以對日本太政大臣用“送”，為什么還要對日本天皇用“賜”呢？
完全是不懂外交的官員在瞎胡鬧嘛！
“崇道，你想讓云臺學宮代替明州州衙，成為對日本國外交的衙門？”
蘇東坡居然知道明州州衙有個對日邦交的工作，他也猜到了武好古的心思武好古就是想把對日本牒狀外交的權力拿下！而且他還想在將來拿下對高麗國、占城國、真臘國、爪哇國、三佛齊國、天竺諸邦國還有大食等西方諸國的牒狀外交權力！
不過首先要拿下的，還是對日本國太宰府（這是日本朝廷設立的一個外交通商機構）的牒狀外交權。
以后不再是明州州衙移牒日本國太宰府，而是由云臺學宮移牒日本國太宰府。
也只有這樣，云臺學宮才能有效展開對日布道傳教的活動先得在書信上哄哄人家不是？怎么都得管白河院叫聲“法皇”吧？“天皇”和“上皇”是不能叫的，但是“法皇”有點模棱兩可，有點像佛教“法王”，是個大和尚的宗教稱號。
當然書信的抬頭也不能用“賜”或者“敕”這樣扎眼的字兒了，這種便宜沒啥好占的，也占不了。
“老師，”武好古笑道，“云臺學宮如果不能移牒日本國太宰府，我們怎么和日本國掌權的法皇直接接觸？沒有日本國法皇的同意，我們又如何在日本國的平安京、博多港、難波等地開設書院？”
“日本法皇？”黃庭堅插話問，“日本國的官家怎么叫這個名號？聽著有點像和尚。”
“不是有點像，”米友仁笑著解釋道，“人家就是個和尚。”
“甚？”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笑了起來，“和尚怎么做了官家的？”
“不是和尚做官家，”米友仁道，“而是日本國的官家做了和尚…不過大權還是掌握著的。”
“元暉，”蘇東坡奇怪地問，“你怎知道的？”
一旁的米友仁替武好古解釋說：“老師的一個朋友，大相國寺的高僧臨政大師在三年多前去了日本，還得到了日本國法皇的寵幸，做了僧官。是他托商人捎信回來說的…那位日本法皇對我老師的畫技非常喜歡，還想請他去日本國畫像呢。”
“哦？崇道，你要去日本國？”
武好古笑著搖頭：“學生自然不去了，學生還要跟著老師習儒呢…不過可以差米元暉走一趟。”
“我去？”米友仁馬上露出了為難的表情。去日本國可要飄洋過海的，萬一船翻了可怎么辦？自己有大好的前程，可不能最后淹死在東海里面。
“你不想去？”武好古看著米友仁，笑著說，“那就叫張熙載去吧…不過得給他求個官身才好上路。
到時候再我再向官家求個畫兒，交給張熙載一起帶去日本國送給他們的法皇，這樣法皇就不會拒絕我們云臺學宮去開設書院了。”
以宋徽宗的名義送出的，將是一幅武好古畫的佛教油畫。武好古準備畫智深大和尚，還要畫得莊嚴神圣要勾起白河院法皇“化身為佛”的欲望，這樣一來他就不會拒絕云臺學宮在日本國開始書院的請求了。
畢竟，“化身為佛”對白河院來說，有著更大的利益！
別看白河院現在號稱“威滿四海，權振一天”。可是他所代表的日本皇權仍然非常衰弱，他的威權基礎其實是新興的武士階級被稱為白河院北面眾隨的武士團體，以及在洛北白河一帶修建的所謂“御寺院”。
順便提一下，現在的日本國名義上其實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并不是名正言順的封建封邦建國是沒有的，但是朝廷控制的土地人口卻是越來越少，都落到了莊園和寺社手中。
所謂的“莊園”，其實就是堡塢，就是私人城池，就是類似遼國頭下軍州一般的存在。并不是那種只管種地的莊園。而是一個擁有武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給自足的割據形式。
而寺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莊園，同樣可以用于土地、封戶和僧兵以及效忠的武士。
白河院為了擴大自己的威權，也不得不將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分封給忠于自己的武士、寺社，從而讓朝廷直轄的公田進一步減少。這很有一點引鴆止渴的意思，只管自己爽，不管子孫死活了。
不過白河院也不是一點不為將來考慮，他在位的幾十年中，還是多次實行“莊園整理令”，用以爭奪公卿控制的莊園和不忠于自己的寺社。
而為了爭奪寺社的控制權，將自己神化就成為必要了他出家做法皇的目的，其實也是為了方便奪取寺社。神圣莊嚴的“化身為佛”油畫，在爭奪寺社的時候，就能派上大用場啦。
另外，武好古準備輸送到日本去的儒學思想，也有利于白河院控制北面武士。儒學是講三綱五常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就是君為臣綱嗎？
哦，儒家也有比較弱化君王的派別，比如是孟子那一派。孟子說的是“五倫”而不是三綱五常，其中對于君臣關系的定位是“君臣有義”，而且還有“君為輕，民為本，社稷次之”的理論。不過這種限制君王的儒家理論就不必往日本國傳了，他們的天皇已經夠可憐的了，再限制下去就沒有了。
“老師，”武好古又將話題轉到了向日本國“傳教”的內容上來了，“學生以為，我們向日本所傳之道，是必須綜合考慮日本國情的。可不能把我們的‘鄉約’、‘商約’和‘士約’傳去日本國，他們也用不著。”
日本國現在是莊園經濟，工商業根本不發達，農民更是沒有地位，是給武士隨便砍著玩的存在。能搞什么“約”啊？
“那日本要用何道理？”蘇東坡問。
武好古想了想說：“我國現在是圣君當朝，君威鼎盛，所以才要用各種約法。而日本國則是君權不振，貴族和僧侶割占土地，控制民戶，類似我國的兩晉。因此要傳日以尊王之道，要特別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還要強調大義名分之說。
至于大道嘛，暫時不要傳，無論是理學還是自然之道，一時恐怕都爭不過日本的和尚，還是先循著大理國的路子來吧。”
“大理國？”
“對，佛治心，儒治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