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已經是二月下旬了。
幾場精貴如油的春雨，不但讓黃河兩岸的大片平原得到了滋潤，連氣溫也快速回升，讓人感覺舒適了不少。
因為哲宗皇帝的駕崩，武好古的工作計劃也被打亂了，本該上路前往界河赴任的他，現在還在開封府沒有挪窩。他留在開封府，主要是為了替趙佶處理“私人事務”，都是很私人的事情，什么女人啊，錢財啊，字畫啊。
在替趙佶安排了“多余”女人，又發賣了一些質量不高的藏品之后，趙佶的私房錢還剩下不到三萬緡，在開封府已經算不得一筆大錢了，不過武好古也得認真幫著趙佶運營啊。
他和潘孝庵、高俅商量了一番后，又各自拿出了兩三緡（武好古拿出三萬），給湊了十萬緡，開了個云臺商行。讓花滿山做了掌柜，又從潘家抽調了幾個管事兒，一塊兒往海州去了。準備搶在今年茶葉采摘之前，高價收購位于云臺山上的茶田，收完以后，再請一批制茶的匠人做出上好的“龍鳳茶餅”送到開封府，爭取盡快打出貢茶的名號。
另外，云臺行還會收購一些朐山縣靠海邊的土地，并且開始在那里興建宅邸和市鎮，預備迎接各地的貶官（指編管、安置官員）到達。
順便一提，武好古控股的共和行，現在也在朐山縣和紀憶家的商行合股進行同樣的建設就是在潘巧蓮陪嫁的土地上，所以組成的合資商行（名叫東海行，掌柜是紀憶的堂弟紀磊）還有武家內賬房的股份。
與此同時，武好古也沒落下界河商市的工作。商市的元老院和政所就在開封府成立了。武好古擔任了元老院首席元老（簡稱元首）和商市市長。還任命黃植生擔任了商市營造所長，林萬成擔任了商市警巡所長，張熙載擔任商市財稅所長。
三位所長已經帶著各自招募來的人手和好幾萬緡的經費，在林沖率領的一隊禁軍護衛下，先行出發去往現在還是一片空地的界河商市了。
根據最新的計劃，他們會完成初步的征地和元老院、市政所、警巡所以及一個碼頭，還有一批公務人員住宅的建設。全部完成以后，武好古才會動身前往。
在安排好了以上這些事情后，武好古每日除了入宮面圣（其實就是陪趙佶聊天）之外，就是在處理共和行的商務，陪著懷孕的妻子潘巧蓮，和西門青母子玩耍，還有就是練習武藝以及傳送畫技給張擇端、杜文玉了。
哦，對了，武好古還在等待禮部試發榜。他雖然沒有參加考試，不過卻也和這次考試有些關系。
因為他已經從趙佶那里請了圣旨，要為所有高中的進士畫像，還要把他們的人像印在《文曲星》雜志上，還會配上他們高中的文章、本人的題詩和題字。
總之，這本《文曲星》必是一本名動士林文壇的月刊。
偶爾得閑，武好古也會回到自家在金水河畔的大宅，去跟武好文、武忠義討論過殿試時，天子可能會出的題目。這兩位差著輩份的武家才子現在都顯得信心十足，儼然是今科必中了。
“題目肯定是一篇策問。”武好古非常肯定地說，“殿試很少考論，官家可不是大儒，看不了恁多高論。
禮部試的時候已經考過對外的時務策了，殿試我看該考對內的策問了。估計和治平四年丁末科的殿試題目差不多。”
治平四年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情況也和如今相似。英宗皇帝是那一年正月去世的，神宗當時也是年少登基，一心想要做一個明君，因此就以如何讓朝政達到三代之治為題（題目大意是這個）考了一回。
“大爹爹，二哥，”武好古想了想，又說，“如今的官家和向太后都是希望緩和新舊黨爭的。若是在殿試中提‘更化’、‘紹述’，肯定是不會有好名次的。”
所謂“更化”其實也是改制變法的意思，最早出現在漢朝，當時是以仁德代替嚴刑，用儒家代替法家。因此就在高太后臨朝的時候，用這個詞兒來形容恢復舊法了。
而“紹述”則是繼承的意思，特指哲宗繼承老爹神宗的新法。
“大哥兒，既不是‘更化’，又不是‘紹述’，那要怎么辦？”武忠義認真地問著。
他這一科考得真好，很有把握，覺得是必中了。雖然他胡子都白了，可是還想要好好做官的，所以對朝廷的方針是非常感興趣的。
武好古則看著自己的弟弟武好文，“二哥兒，你怎么看？”
“我倒是覺得如今天下太平，朝廷應該與民休息，少與民爭利了。”武好文說的其實是“更化”的主張。
他有這種看法也是正常的，雖然他是儒生士大夫，但他不是鄉村來的地主儒生，而是開封府的工商儒生，雖然戶籍上并不是工商，但實際上就是個工商戶，所以政治觀點還是比較偏向“市場經濟”的。對于王安石新法的那一套抑制工商的“國有專營”自然是比較反感的。
“話說的不錯，”武好古笑道，“可是文章卻不能這么寫啊…向太后不是高太后，今上也不是先帝。新舊雜用，異論相攪才是他們想要的。”
“新舊雜用，異論相攪？”武好文搖搖頭，“那不是不倫不類了嗎？”
武好古苦笑了笑：“本就是不倫不類…天下太大，情況太復雜了。你不能把各處都當成開封府啊！所以新黨的觀點是有可取之處的，而舊黨的主張也不見得都是好的…”
宋朝的商業雖然遠比之前的歷朝歷代要發達，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營的傾向。雖然通過“買撲”和“鈔引”，在一定程度上將官營變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強官營的官員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想通過國家經營工商業來改善經濟，增加財入的。
不過這些國家經營的辦法，在章惇執政期間大多沒有恢復，所以北宋的工商經濟在哲宗朝表現的還可以，這也是章惇的執政還算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可是“與民休息”和“少與民爭利”的路線還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惡，也不是官家沒有契約精神。
問題出在大宋不是開封府，也不是海州、揚州、明州和泉州這種工商匯聚的都市，而是一個擁有四百軍州和億萬庶黎的龐大帝國。
而在大宋的億萬庶黎中，農民占了絕大多數！后世有不少學者估算過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為主業的，還有許多是居住在城市內的大地主和官僚、禁軍以及他們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戶，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這樣絕大部分收入來自工商業的吏商，占人口的總數最多也就不10。
所以朝廷在制定國策時不能只考慮工商匯聚的大城市而忽略廣大的農村和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
再提一下，北宋已經不是漢唐那樣以莊園經濟為基礎了，完全自給自足在理論上都不可能的，所以兼營一點工商的地主也很多。不過他們和居住在大都市中，絕大部分收入來自工商業的市民還是不一樣的。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還是依賴佃租經濟（小農經濟）的地主，所以他們還是要維持小農經濟不被城市工商業給顛覆壞掉的…
呃，工商末業嘛，發展一下就是萬惡的資本主義了，當然是具有顛覆性的！
別的不說，就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大發展的紡織業對小農經濟的破壞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羊吃人、蠶吃人什么的就不說了，單說“男耕女織、地主收租”的田園生活，就會因為城市手工業工場的大發展而被顛覆掉。因為“女織”根本競爭不過手工業工場。
而一旦沒有了“女織”，佃戶承擔租稅的能力就將大打折扣了！地主階級和封建王朝的財政收入，也就跟著一起下降了。而且，佃戶和小自耕農的大量破產，還會引發社會的動蕩，這就更加突破了大宋王朝的底線。
紡織業僅僅是資本主義破壞力的一個方面，一旦工商業失去抑制，野蠻發展起來，一定會將大宋帝國的基礎小農經濟沖擊的體無完膚！
與此同時，由于生產力的限制，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商業能夠容納的人口又是有限的。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資產階級政權只存在于人口數量有限的自由市、城市同盟和聯合省中，往多了說就是幾百萬人口的經濟體，而且都是外向型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往外輸出破壞性的產品以換取萬惡的金錢。
而這種最多幾百萬人口，依賴工商業聚斂財富的經濟體，當然不會制定重農抑商的國策了，所以就成為了資產階級的溫床了。
而大宋這么一個巨大的，以小農經濟為根本的經濟體，是無論如何不能完全放開了搞重商的，那樣肯定天下大亂！
誰當權，都不可能！
唯一可行的，就是先搞一個小小的特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