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諒州。
一座海拔二三百米的小山上，被摧毀的越人山寨的火焰漸漸熄滅。略微休整后，百十名打著‘羅’字旗號的軍隊，帶著一二百名黑瘦矮小的南越土著，從四面八方，向著無有抵抗之力的山寨圍攏過去。從最初開始越人的反抗力度上看，這個山寨不過是個三四百人的小定居點。
羅字旗號，這就是鐘相軍了。后者受封羅國公。
眼前黑乎乎又是殘破的山寨寨墻剛剛經過了一次震天雷的洗禮，火把照耀下，山寨靠近寨墻附近的竹樓幾乎沒有一座是完整的，部分倒塌的竹樓四周還灑落著依舊殷紅的血跡，躺倒著一具具的尸體。
中原軍隊對于南越的‘統治’是極其殘酷而高壓的。
境內的世家大族，幾乎都逃不開被清洗和被遷移的命運。前者的下場就不提了，后者若不愿走的話，便就只有罰沒為奴這一條路。即便是那些主動投效的家族，也必須遷移。
而對于普通百姓，移風易俗之余，更是給以高壓統治。但凡發現有人“通匪”，那就全家遭殃，還大肆鼓勵底層百姓彼此監督舉報，否則施行連坐制度，遭殃的便不是一家一戶了。
那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是為了增強中原的武力與趙宋朝廷對百姓的統治力，連坐相保的檢察作用與兵農結合的抽丁、訓練的軍事職能相統一，很具有理想化。可現下中原軍隊——三阮所部已經完全退出了第一線戰斗，控制地盤也只限于紅河沿線，其余土地則都實際掌控在方、王、鐘三藩兵馬之手。四方治下施行的則都是保甲制度，卻是只剩下了統制民力，保證賦役，實行人口管理的職能。那兵農結合的抽丁訓練的軍事職能，就不需要再提及了。
南下的中原大軍以一種摧毀一切的姿態，將“獨立意識”存在了二百年之久的南越，進行了一場徹底清洗！
政治與文化的根絕。大批的世家大族不是被清洗，就是被強制遷移，這會直接造成南越文明的斷層。雖然使用漢文漢化的南越文明與中原有著很多的相似，但那些‘文化人’腦后生反骨，只這一點便必須要從南越土地上清洗了去。
很殘酷的法子，但是沒辦法。陸皇帝可不想三番五次的來一回平越戰爭。那些南越本土的世家大族，他們已經從國家獨立中吸取了太多的好處，其對中原的敵視太過于根深蒂固，根本不是言辭能夠說和的。正史中明成祖犯過的錯誤，陸皇帝可不會去重蹈覆轍。
就像三阮引兵攻破升龍城后，那城內來不及逃走的權貴，還有在隨后的追擊途中被俘獲的權貴，全部給阮小七給砍了腦殼。
打這場戰爭之初，這就是一場中原對南越的“滅種亡國”之戰。
當然，同樣的中原大軍的到來對南越的社會階層也非是半點沒有變動的，他們為南越的最底層奴隸帶來了新生。要知道南越國總尚有大量奴隸存在，其中多半為“家內奴“，與中土魏晉時候的完全沒有人生自由的奴婢也沒什么區別。在死后被南越上謚號為仁宗的李乾德，對之也僅僅是定私奴刺墨（黥字）之禁，也就是說京城內外諸人家奴仆不得刺墨胸腳，犯者沒官。
但現在這些奴隸頭上的主人要么被清洗了，要么被遷移了，他們就也自由了。從某種意義上看，他們已經從奴隸轉為了自由農。
就在陸皇帝統帥大軍北伐燕云，以及隨后的這段日子里，方王鐘三藩兵馬陸續進入南越，李乾德手下的正規軍早被打消干凈，但李乾德被人卻‘好運’的屢次從追擊中逃脫，至今也被南越諸反抗勢力共尊。
所以，這兒的廝殺就要繼續持續。讓更多的土著在戰爭中反感戰爭，也在盡可能的壓榨出反抗分子。
紅河三角洲已經皆被四方給拿下來，南越卻還有更多的山區等待著被征服。后者也正是南越土著中的抵抗力量現今的聚集地。如是，南越土地上幾萬人的大戰就沒有了，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如眼前這場戰爭一下的小規模戰斗。
在中原軍隊看來，這就是陸皇帝所言的治安戰。
以南越人為戰斗主力，后者縱然身材矮小，力量也欠缺，但總是有一些性格悍勇的。只要言而有信，獎罰分明，這些人就有足夠的動力去為中原作戰。
披上棉甲，拿上刀槍，如此這般的土著附庸，已經足夠追的南越反抗軍抱頭逃竄。
“李明，你帶人從那邊去，占領那個高角樓！孫大郎，你帶人正面推進。其他人繼續看住四面，大家保持警惕！”
即使有土著做擋箭牌，鐘相軍也并非安全無失。一切都要小心再小心。
半響，男人的慘叫聲和女性的哭泣聲打破了這兒的寂靜。血與火之后，大群的俘虜隨著這支兵馬歸入了中原軍隊的營壘，后者是俘虜，也就是可以買賣的奴隸。
人力商行在南越地界上的出現，叫三藩的軍隊都陷入了一種莫大的激勵中。那些俘虜再不是只會浪費糧食的廢物了，而是實打實的錢財。
工部的礦產勘探隊在瓊州發現了一處高品質的銅鐵礦，在南越沿海地區發現了一處質地優越的煤礦，二者要開發都需要很多的勞動力。還有那琉球，以及贛西、湘南、鄂北的銅鐵煤礦，乃至滬港的工地上，再多的俘虜，無論男女都都被消化了去。
男的去做苦力，女的則可以賣給礦場的礦工。那礦場的工作固然危險性高，可正式礦工的工資也高。且礦工多的有那娶不到媳婦的，正好解決了前者的后顧之憂。再不成還可以拋到市場上么。
橫豎俘虜有銷路，打仗有錢賺。這就給了三藩兵馬足夠的動力去作戰。而隨著他們不斷地深入崇山峻嶺當中，越來越多的南越蠻人倒在了他們世代生活的大山深處，或是臣服在了中原腳下。
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從一艘來自廣州的天方商船抵到了煥然一新的吳淞港，一群本地工人就忙不迭地圍了上去，開機器的開機器，扯吊繩的扯吊繩，一架架嶄新的大型畜力滑輪吊機聳立在吳淞港的碼頭上。在幾十名工人的上下合力操縱之下，這艘天方商船搭在的貨物，半天時間就卸完了。
時隔數月，費薩爾·本·阿卜杜勒阿齊茲再次來到了吳淞港。昔日里，這兒僅僅是一處簡單的入江口道，但現在，這兒已經取代了通惠鎮，成為了滬港地區的第一重地。所謂“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端的不是瞎話。
去歲，費薩爾耗資萬貫在吳淞口購入商鋪三間，這方才不到半年，市場售價就已經翻了一番。
但這且不是費薩爾急匆匆趕來滬港的重要原因。
真正的緣由是已經抵到了揚州的陸皇帝。
后者沿途巡視淮南水工，費時大半月光景，已經要告一段落。那接下的日子，定然是要巡視滬港。
這不僅是滬港本身的一大盛事，更是他們這些商人的一大盛事。那不分夷夏，無人不愿意迎奉出彩，以得到中國皇帝的褒獎。
更不要說皇帝出巡，沿途攜帶的達官貴人，乃至隨行的內務辦，那都是一等一的豪客貴客。
這次費薩爾就拿出了自己手中全部的精品，甚至出發前還在廣州高價收購了一批上等寶石、寶馬。
寶石，這一直是天方與中國交易的拳頭產品，雖然因為數量限制，總金額遠不如香料。但看那些大海商，誰家手中沒有一批精品寶石？在通常意義下，這些就是他們與中國貴人溝通關系的憑借也。
而寶馬，尤其是賣相極佳的寶馬，卻是近來時候中國市場上陡然熱絡起來的搶手貨。
尤其是益都那邊的貴人，人人愿意花大價錢購入上等良駿。那種勁頭可不是只為了尋找好馬坐騎。
原因如何，費薩爾根本無從得知。但這對于他來說，對于整個天方商賈而言，都是好事。
那大批量的馬兒，遠渡重洋，自天方運抵中國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可少量的寶馬名駿卻是可以。更不要說那印度也有上等的良馬…
橫豎中國只要有銷售市場，他們只要有利益可圖，那商人們便會趨之若鶩。
費薩爾早早地從船上下來，并沒直去自家店鋪，而是在碼頭外一處茶館坐了下。往來東西方許多年，更在廣州置下了房產的費薩爾是一個標準的中國通，不僅會寫漢字，更精通漢語。
很清楚茶館在中國的作用，那可是最佳的消息流通地。
果然，費薩爾剛進到座頭，前去找報博士購買報紙的侍從還沒回來，便聽到旁邊一桌的人正在談論陸皇帝南巡的趣事。
那是皇帝仁慈有愛，皇后賢淑德厚。
陸皇帝一路走來可灑了不少錢。首先是地方上物質供應，那并非白白索要地方物資，而是全都由內務辦采購處的人使人招標的。
分段招標！這是一個很新鮮的法子。叫那些商人們在一個基準數值做依據下，競價承包沿途供給。
除去地方官府敬獻的少許土產外，那總規模超過了七千人的南下‘大軍’，沿途所需的糧食、蛋禽、牲畜、河鮮、瓜果等等，全都中標的商人負責供給。
那要是當中出了差錯，輕者商賈本人遭受懲處，重則便是抄家滅族，殃及聯保之官紳。
可不是什么人隨隨便便都能參與競標的，后者需要州縣官員的聯名作保，那出了問題，聯名之官員一樣要吃罪。這許會催生出很多官商勾結之事，但也最大程度上保證了競標商人這一群體的純潔性。
畢竟這競標招標一事，只要此行妥帖了，便會以此為例，大規模的出現在國家工程建設中的。
事實證明，那勞改營是不夠用的。就像事實證明，那招標事宜端的可行一樣。
皇帝一行從齊魯進到淮南，沿途路上的三個供給商，便沒有一個犯錯的。雖然鬼都明白，那三人是寧可賠本也不會短了御駕供給的。
這一趟買賣雖然勞心費力且還不會賺到錢，甚至還要向里頭倒貼一大筆錢，可商人得到了夢寐已久的榮譽，得到了叫人另眼相看的社會地位，這是他們平時花再多的錢都買不到的。
大封建還未開始，“國士”這一爵位還沒掉價。商人花錢買榮譽的門路且還沒有開啟。如此，這為陸皇帝做承包商的榮耀就很招惹眼球了。頭上沾了一層天子光環的。
陸皇帝同樣也省了錢財，這是一個雙贏模式。
不提這個，就說陸皇帝為何要開啟‘招標承包’模式？
這全國上下的工程那般的多，只靠勞動改造，如何能成？并且這種制度也只能通行一時，待到天下太平，國家安泰時候，那里還有那般多的勞改犯呢？
再思之官場貪腐之事，那豆腐渣工程可不止限于20世紀末，明清時候更是數之不盡。他就記得上輩子看過的一帖子說，清朝中后期時，黃淮河工耗費浩大，尋常年景亦費有數百萬之巨。但如此巨款真被應用在河防上的怕是十之二三。
帖子里還有一些具體的數字和事例，現在想來，并不見得就是真的，但對陸皇帝的影響卻是巨大。
尤其是滬港工地上的勞改犯連連報缺后，更叫他清醒的認識到了‘勞改犯’這一政策的不足。陸皇帝如是便生出了將工部從“天下第一建筑公司”變成單純的工程監督質檢單位的想法。
這次的招標承包就是他進行的第一次嘗試。
固然不能真的一勞永逸的解決工程貪腐問題，但只要制度縝密，總是能好得多的。至少比單純的靠勞改犯要靠譜的多。
此事已經在江南傳的沸沸揚揚了。很多人都在談論，因為這種模式不但新穎，更叫商人們覺得有利可圖。費薩爾就聽了一耳朵的招標招標，很新鮮，也很覺得振奮。而這些事兒，他在廣州根本就不曾聽聞。
廣州固然富裕，也有許多的番商生長生活在那里，但它距離中國的政治中心真的太遙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