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眾人，呼延灼面上露出了羞愧，自己身為開國名將之后，卻對亂臣賊子選擇了低頭，沾污了祖宗聲名啊。但實則內心里是松了一口氣的。因為大家都是一類人，老大別笑話老二。
尤其是內中有著楊溫，教呼延灼感覺心里頭的壓力猛地一輕。
“諸位將軍，小人蘇定，這邊有禮了。”
眾人剛剛聚齊，還不好意思說話，打破場上這種尷尬沉悶的氣氛，蘇定從旁邊冒了出來。
一道道目光聚集在蘇定的身上，后者臉上則還是一片輕松自如。誰叫眼前的這些人并非真的是投效了齊王，而只是在‘打工’呢。
后邊這個比喻可不是他以為的，這是齊王親口定義的。呼延灼諸人此遭就是在為梁山軍打短工的。
干一天活兒，拿一天的積分；做多大貢獻，得多大好處。勞有所獲，按勞分配。
陸謙曰：打工也。
這實質上也是投降，僅僅是多了一層遮羞布也。怕是梁山軍把他們的家眷親屬接來齊魯之時，就是他們徹底為陸謙效力之刻。
“齊王治下諸多規章制度，諸位將軍都已經知曉，小人便不再多言。就請諸位且去沐浴更衣，而后來此，隨小人前往兵部衙門領職。”
這些人都是武臣，都是受限制使用的對象，未來的工作場所，蘇定用腳趾頭想都能知道，非武學莫屬。
隨著陸謙自立為王，那原本的一些機構便有了新的變化。那益都招賢館便被改為國子監，各州府設立大學。原先招賢館眾人，才能優越者自來益都國子監，成為監生。那幾乎就等于一只腳邁進了官場。次等人才留州府大學，也能直入官場，但只可以為小吏。
陸謙治下，官佐共分九品十八階，縣令為正從七品，其佐官——縣丞、縣尉為正八品，主薄、稅務官、司法官為從八品；再下就是九品，可這也依舊是官。
拿水滸人物舉例，宋江這縣衙押司便是正九品，張文遠這資歷淺薄的后進許就是從九品；位在縣丞之下。拿到后世的兔子時代，這便《公務員法》中看不到的股級干部。
晁蓋這保正是從八品，與稅務官、司法官等同，鄉官的副手則是九品正副。
但從九品鄉下依舊有小吏，在后世這就是股級干部手下的兵，在前朝就是漢代那些斗食少史。
陸謙按照后世的官吏，縣令附郭升一階，州府一級，都城又是一級，他整個治下官職最高的縣令就是益都縣令，為正六品。
州官為六品，府一級的為五品，物以稀為貴么。日后再向上會有省，正印官為三品。此品階等同六部尚書，只是后者還有入內閣，提升一階，為從二品。次輔是正二品，首輔為從一品，正一品為虛職，只留給告老。武官另外介紹 小吏雖然也是吃官糧，做的好一樣可升官，陸謙這里并無什么官吏區分。但如此職位必然不被‘雄心壯志’之人看得起。大學學子要步入官場最少也當參加本州府/省府主持的公試，優異者便可自九品做起。
當然，制度上是這么一說，但陸謙現下才不會放權給地方州府。
也所以，他手下的禮部要比后世明清時候的禮部更加繁忙，任務也更加沉重。
地方官府有開‘公試’之權限，只要上報，且規矩符合——空缺官位之多寡、與上一次公試隔期年數是多少，上頭就不能阻攔，就要派出學官體查巡視，無形中工作量就大了許多，自然的份量也就重了許多。
國子監的設立還不明顯，可州府大學的設立，實質上便是掘斷了各地私學的根源。本來齊魯士林還以為所謂的‘大學’便是宋朝的府學，誰知道陸謙給了官學如此大好處。那大學內的學子是可以直接參加公試。而每當上面開科考，國子監監生能直接報名，各地的州府大學也有一定比例的直進名額，余者也還可以參與公考。
所謂的公考便就是“舉子之考”。宋代是沒有“舉人”這個功名的，也沒有“秀才”這一說，這點與明清大大不同。
眾所周知，明清科舉有縣府院（道）三試、鄉試、會試、殿試共四個大級別，有童生、秀才、舉人、貢士、進士共五個級別的讀書人。其中，童生雖然不是正式的功名（未進學），但是也要縣府兩試通過才能取得這一身份，在社會上也可以自稱“學生”、見官不跪了。
而宋朝的科舉只有解試（州府主持）、省試（禮部主持，相當于會試）、殿試三個級別，凡是符合條件的人都可以去參加宋代科舉的第一級考試——解試，這與明清有著很大不同——在明清要事先通過縣府院三試取得“秀才”功名才能參加鄉試。所以，在宋朝是沒有“童生”、“秀才”這兩種級別的讀書人的，或者說，任何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都可被稱為秀才。
解試通過就是舉人，可以參加省試。但是如果省試沒有考中，下科還得從解試考起。也就是說，在宋朝，“舉人”這種功名是一次性的，正常情況下保有期為一屆三年。而不是說你做了一次舉人，就能一次次的參加科考了。
陸謙覺得這法子很好。完全是照抄了來。
如此是多么大的優勢啊？等于說州府大學的學子，同等情況下有兩尺考舉人的機會，這是縣里的官學以及各地私學完全無法媲美。而比較起來，官學升入大學更為建議，這就好比后世各大名校的附屬中小學。陸謙沒有直接砸了那些名老宿儒的招牌，實則更加惡毒也。
中國人于做官上的熱情，根本不是所謂的道義、師生情誼、大義啥的可以阻攔的。尤其是在陸謙的聲勢蒸蒸日上之際。
如是，對比‘文學’上順利的進展，從演武堂演化而來的武學，就開展不利了。
那各州府大學與國子監，雖然缺少名師教導，可是別忘了，陸謙麾下的科考與宋朝完全不同。政務、稅務、司法，分門別類，陸謙早組織人依據實例編撰起課本來，宗穎做這個很用心盡責，結果也頗好。如此，那些講師便只在課堂上照本宣科，下面的學子拿著課本用心鉆研，科考之上一樣可揚名。
而齊魯本地的那些書院，即便有名老宿儒教導，那所學與所考，驢頭不對馬嘴，一樣是完蛋。而那些名老宿儒若是也改隨“國教版”，那么，他們一身所學也就廢了大半了。
陸謙此舉叫齊魯本地歷經清洗之后殘存的士林中人大為不滿，近乎是有一個算一個，都在高聲攻擊著陸謙離經叛道、大逆不道。但這叫嚷有個鳥用哦。陸謙要的是實打實的做事之人，不是那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書呆子。
這引導中華文明方向，改變正在走向陳腐的儒家，于陸謙眼中，那就是要從改變科舉，改變天下讀書人做官的路徑著手。就像當年的王安石，如何推廣自己的理念？那就是科舉。
熙寧八年，耗時三年的《周官新義》、《詩經新義》、《書經新義》編撰完成，合稱為《三經新義》，其中《毛詩義》二十卷、《尚書義》十三卷、《周官新義》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義》最為重要，是作為托古改制的熙寧變法的理論根據。一個月后，《三經新義》便被神宗皇帝頒賜給宗室、太學及諸州府學，作為全國學生必讀的教科書和科舉考以的依據。
如是，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后，《三經新義》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也依舊源源不斷的為新黨輸入新鮮的血液。知道蔡京之流徹底的把‘新法新黨’的招牌砸爛。
文學上陸謙不以為意，一群書生的叫喊，僅此而已。反正他在天下士林中的名聲早已經壞透。估計也就比方臘好一些。后者對于官吏的手段過于酷烈，雖然他們的心情值得理解，朱勔一黨流毒江南七八年，本處百姓苦貪官污吏久矣。
陸謙的大清洗下，一地士紳、讀書人，多少也能留下一半。摩尼教義軍所過之處，則幾乎斬盡殺絕。
陸謙實則更關心武學。國子監與武略院都面臨著一個同樣的問題——師資力量不足。只是區別在于，文學這邊的這一難題被現實大大的縮小了，而后者卻被放大了。
國子監的監生能抱著課本啃，武略院的武生能一般無二嗎？這不可能。
而梁山軍中倒是有很多戰場經驗豐富的人物，但眼下有偌大的地盤要駐守，未來還可能有頻繁的戰事要發生，那些軍將顯然不可能成為固定教員。如此，陸謙把目標打到呼延灼他們身上，就也是順理成章了。
后者也順勢而為。
而至于呼延灼他們為何會猛的選擇低頭，哪怕不上戰場，只在武略院中任職任教。說到底，那還是老趙家自己做的孽。去歲年末，趙佶匆忙遷都西京，以洛陽為行在，呵呵，這說明了什么？這說明了老趙家自己都沒信心短期內鎮平齊魯，恢復天下。他們就也得過且過吧。
洗漱更衣，打扮一新后，蘇定引帶著他們騎馬奔向兵部衙門，周遭是兩百名全副武裝的甲兵。雖然蘇定覺得身后這些人早已經意志消沉，就是沒有甲兵看護，他們也不會奔逃。但為以防萬一，還是穩妥為上。
眾人一進益都城，呼延灼他們就感覺出一股違和感。這城中打掃的如此整潔，是其一；沿街商貿繁華，人流往來繁多，則是其二；其三是百姓臉色紅潤、安定。
這畫面說是在太平年景才對，怎么也不改映現在一座剛剛淪入匪寇之手數月的益都。
“陸謙竟有如此治世之才？”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他們知道自己的份量，還不足以讓陸謙為了他們而弄虛作假。
到了兵部衙門，蘇定引著他們直入職方司，這就是兵部的組織部。那職方司郎中與蘇定相熟，兩邊交接后，多敘了兩句話，就聽得外面忽然傳來了一個粗大的嗓門：“休聒噪。薛永何在，喚他出來見俺！”
蘇定驚愕，“這是何人？”在兵部衙門直呼兵部尚書名號，他好大膽子。
那郎中苦笑道：“一渾人罷了。乃方圣公二太子方肥是也。”
楊溫忍不住嗤笑，“再是渾人，如此無理，也當亂棍打出去。不然你官署威嚴何在？旁人看了去，都以為是梁山泊怕了那方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