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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一章 大亂前夕(十)

  但是谷賤利于工商,各種手工業品的成本被壓到了底線,逃亡而來的人導致城市人口激增,原本小小的沛邑,如今已經有將近十五萬人口,已經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城市。

  墨家官營作坊利潤、商稅、消費稅,這是泗上地區稅收的前三,第四才輪到土地稅。

  半強制推廣的、利用舊時代公田制殘余的村社,也使得泗上的農夫處在一種新的存在既有力量、又有組織、又可以集體經營。

  工商業的技術壟斷和超額利潤,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稅上做文章,因為墨家不是后發,而是先發,技術、組織、工商業水平都在九州前列,不需要依靠農業稅進行原始積累的工商業追趕。

  原始積累,總得有農夫吃苦,墨家不過是把這份苦,轉嫁到了九州諸侯國的農夫身上,轉嫁到了南海等地區的銅器邦國身上。

  泗上缺人,于是抬高原材料價格,使得大型土地種植有利可圖,勾引已經經歷過一次政變的宋國小貴族圈地、驅趕農夫讓他們往泗上逃亡。

  泗上原材料價高了、雇傭成本增加了,于是鼓勵進口糧食,迫使本地的勞動力廉價,而轉嫁的則是宋、越、楚等地的封地農夫生活更加困苦。

  泗上需要勞動力,于是墨家那些商賈商會在南海所做的“長工”貿易,填充開發淮北蘇北。

  泗上需要市場,于是對齊開戰,強制土改,使得農夫有足夠的消費能力,使得商品可以賣出去。

  泗上需要黃金,于是在南海默許四百人攻下一個邦國,打包所有的宮室黃金。

  泗上需要九州的文化認同,于是在南海以“有奴隸就是害天下”為名開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當地邦國的貴族、巫覡、祭司等文化階層全部槍決,以階層斗爭對抗當地文化,用當地底層斗當地上層,分給他們土地使得那座城邑成為墨家在南海地區的基地。

  泗上需要把持貿易利潤,于是勾引越國貴族利用農奴和封地的廉價勞力,生產蔗糖、海堿、稻米、茶葉,利用定價權和超額利潤收購轉賣。

  泗上需要外貿利潤,于是勾結趙國邯鄲的工商業者看著公子章和公子朝內戰,下注投資,搶奪對草原地區茶鐵貿易的專營權。

  泗上需要減少魏國方向的壓力;繼續擴張璆琳、絲綢等產品的市場,于是援助秦國建立冶鐵作坊、運送軍火、卡死南鄭,引誘秦國往西,開展貿易,反正秦國可以當絲綢之路的二道販子獲利,絲綢之路的每一次獲利,泗上的璆琳絲綢作坊就可以獲利一次;用秦國的崛起減輕魏國方向的壓力,秦國每在洛水方向增加一個士卒,泗上就可以減少部署在陶邑方向的一個士卒。

  泗上不只是吸著九州的血在養軍隊、教師,更是靠著九州之外的在養。

  工商業不足夠發達、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不夠強大的前提下,以先鋒隊模式依靠農夫搞資產階級革命,這就是此時諸夏唯一可行的跨越式發展方式若是工商業足夠發達、資產階級的力量足夠強大,他們自己就奪權了,哪里輪得到墨家。

  事到如今,泗上已經成型,對于泗上的整體利益集團而言,利天下除了統一,再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對勞動力、市場、土地、原材料的需求,都促使著統一九州…

  每干掉一個貴族封君,就拓展了至少上千人的市場,就能多售出千百匹棉布,就可以解放了數百人的勞動力,所謂利天下,已經到了這種程度的時候,已經有了慣性。

  楚國這么大的國家,每年售出的棉布不過才是泗上一地的七分之一,這已經讓泗上的工商業者很不滿了于道義,干掉貴族那是消滅蠹蟲;于利益,干掉貴族分掉土地使得農夫有剩余糧食消費,那是市場。

  當道義處在制高點卻又和利益綁定在一起的時候,戰爭就已經不可避免。泗上沒有軍功貴族,但是卻有比軍功貴族更可怕的推動力新興資產階級。

  所謂利天下,就是按照資本的意志,去改造天下。而這個意志,被墨家當做天志總結出來,并且作為現階段綱領指導實施,這就是利天下。

  資本意志的代言人新興資產階級的力量太弱了,一群廢物,打不贏封建王權,于是便需要“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先鋒隊,以大義號召和利益號召著農夫、奴隸、工匠、新興市民階層一起幫忙。

  資本需要土地不屬于血統貴族,于是血統貴族的存在是錯的;資本需要單位生產力提升以擴大九州市場,于是消滅貴族進行土地改革是對的;資本需要泗上糧價降低,于是制法大會上禁止糧食進口法案被否決…

  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禁止糧食進口法案的否決,意味著泗上的統治階層所代表的利益,不再是農民。

  泗上走出了小農輪回的怪圈,否決了封建宗法仁義天下存在的土壤,沿著一條不擴張就會自爆的康莊大道一去不返。

  比及二十年前的原始墨家,已經被適的修正主義搞的不成模樣了道的問題上和楚國道家稱兄道弟,號稱天志就是天道,天地自化之,道在宇宙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產生,而道產生之后,由道推動天地自然演化成了現在的模樣。

  天地之道,就是宇宙的力學法則,就是墨家天志的一種。

  宇宙是如“太一生水”那樣在矛盾和運動中生成的,但是因為“道”也就是“天志”也就是“力學法則”的存在,宇宙自然演化成了現在的模樣。

  而人類社會的自然演化也是天道,不經干涉總有一天會演化到“樂土”,只不過墨家總結出了規律,猛推一把;你們道家求自化,那是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自然演化當然正確,否則墨家“樂土”的合法性怎么解釋?雖然你們求自化,我們求悟道悟天志而人為加速演化,不過大家還是可以一起坐下來談談的朋友。

  自化,太慢了,我看也別自化了,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天道、人道,一步到位。

  法的問題上,把墨家的“君、臣民之通約也”發揮到了極致。

  適鼓吹“君,是人又不是人。譬如一個人叫二狗,他是天子,那么他不是天子的時候,依舊是二狗。天子有兩重屬性,一個是人,一個是臣民之通約的法。但是法自己沒有手腳,不會執行臣民通約的意志,所以需要一個君”

  “而君的臣民通約的那個屬性,未必是一個人,而只是一個可以執行意志的實體就行。哪怕一條狗,他要是有智慧可以執行法的意志,那么他就可以當君;如果一個墨家作出的機械,可以執行法的意志,那么機器也能當君。”

  “所以,君的第一屬性是通約之法,第二屬性才是人。君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組織、一個學派、一個邦國的所有部門,而非一定是一個人。”

  適是極端反貴族的,所以為了防止“君、臣民之通約”的君主立憲制,他直接把君虛化為了國家機器,這不但是要“選賢人為天子”,而是直接進化到了“狗若能執行法的意志,狗都能當天子”。

  并且利用這個概念,極力鼓吹他對“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理解。

  用類似的概念,表示上,不是具體的人,而是所有墨者意志的體現,是一個執行機關,也就是墨家中央的執行委員會。主要是意志自己沒有手腳不能自己動彈,所以得選人執行意志。

  同樣的,墨家的上,就是墨家中央的執行委員會;泗上的上,就是萬民制法代表大會;天下的上,就是將來天下的代表大會。

  那么這個“一同天下之義”,就是要做到九州是個統一的整體,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不允許的,都需要“上下同義”,由下表達意志,由上這個實體的國家機器執行意志。

  而“夫既尚同于上,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的意思,適表示“天志是可知的,雖然你們農夫希望糧價提升,禁止進口外部糧食,但是你們的義不合天志,這是有害的,道理是這樣的…所以不能夠完全地按照所有人的意志直接少數服從多數,那樣是要天下大亂的,要在合乎‘天志’的基礎上制定政策。比如那要是人人都同意沒有政府,沒有法律,互相搶劫,那是絕對不能通過的法律,所以不能夠完全由集體表達的意志作為上,要有‘天志’作為基礎,并且在符合天志的基礎上才行。”

  “那么,怎么知道政策是否合于天志呢?這又需要看子墨子所言的‘三表’社會的總財富增加了嗎?大多數民眾得利了嗎?人口增加了嗎?”

  “政策制定之前,又怎么知道是否合于三表呢?這又需要說知之術,進行推斷,而說知之術又需要專門人才進行掌握和推論,也就是墨家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此掌握立法的最終否決權。”

  這就是整個泗上的執政體系,一個完全的近代國家機器,論動員力、組織力和執行力能把周圍的分封建制的邦國貴族打出屎來的國家機器。

  一整套邏輯下來,適所修正的墨家就成了現在這般模樣,和時代格格不入,卻又充滿活力。

  說它萬民制法,卻又控制政策方向;說它同義,卻又不管束太多,使得踮屣這樣的民眾喜聞樂見的舞蹈大行其道;說它自化,卻又引領對聯、鞭炮、餐桌、筷子之類的習俗;說它保守,男女牽手行于途、鼓勵自由戀愛、鼓勵早婚早育;說它自由,但為妓違法、乞討違法、什伍制度、強制軍役…

  同義、平等、兼愛。

  墨家從適主政宣義部到現在,一直遵循這三條準則,也就造成了這個光怪陸離在這個時代有些魔幻的泗上,開辟著諸夏特色的啟蒙運動——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運動能夠成功的前提,是工商業者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自行搞掉封建貴族,以廣泛的自由促使廣泛的工商業者反抗舊制度——同義、平等、兼愛的前提,是工商業者沒有足夠的力量,不能夠依靠廣泛的自由促使廣泛的反抗,而不得不以同義來組織先鋒隊奪權。

  所以墨家和楊朱學派不對付,楊朱學派那一套,放在工商業極為發展、資產階級和市民階層力量足夠強大的時候,那絕對好用,但現在用那就是找死,會被封建貴族打的渣都剩不下,學說都會被湮滅。

  所以墨家和儒家不對付,儒家那一套,魔改之后只能走封建仁義宗法的路,以德為最高準則,注定了熬不過最慘烈的原始積累,太不仁義了;不魔改的話,實在是落后于時代了,克己復禮和墨家的義即利也完全相悖。

  所以墨家和農家不對付,農家那一套,標準的空想,十足的勞動換來十足的商品,以勞動價值取代價格,達成沒有利潤的交換,保證農民利益,使之小農化,只能最終融合進封建仁義宗法之中,作為重農抑商的刀來用。

  所以墨家和管子學派也不對付,管子學派那一套,標準的商業資產階級手段,把整個國家當成全國最大的金融投機商,操控物價,依靠各種物價的操控充實國庫,各種金圓券手段、高利貸富國,工業資產階級發達還好,不發達就是作死。尤其是離泗上這么近,泗上的手工業發達,齊國照著管子學派這么搞,手工業被泗上遠超,又離泗上這么近,很快就要變成買辦政權。

  所以墨家和名家也不對付,名家那一套的始祖,是鄧析,靠著一張嘴,作為鄭國最大的訟師,愣是扭轉了鄭國的法律。一大群律師、雄辯家掌握天下,墨家覺得這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墨家和兵家也不對付,兵家打仗有一套,但是打完仗怎么辦?統一了之后怎么辦?兵家避而不談。

  所以墨家和楚國道家也不對付,萬物自化,自然法則,要是一切都等著萬物自化,墨家所謂的樂土肯定在將來的某一天能達成,然而哪一天呢?鬼知道。千百年后,諸夏等得起嗎?民眾等得起嗎?

  所以墨家和鄭國道家也不對付,道法自然,小國寡民,國家機器的出現是一切混亂的根源,于是就要退回到道法自然的自然狀態,國民自治,每個人都有執行自然法的執法權,那過于空想。

  …百家爭端,除了現在還沒有完全成體系的法家,墨家可謂是和誰都不對付。

  可要論起來,卻又和誰都對付,都在吸收著百家的精華,化為己用。

  道家的道,很好啊,萬物自化證明墨家的樂土九重學說是合理的,是符合天道的。道先生而宇宙自化,完全就是包裝成天志的“機械宇宙觀”的翻版。對于社會發展的道,是無為自化等著自發演化到資本主義萌芽狀態?還是掌握了利益分析學說之后大力推一把,強行帶進去?那也不是不可調和的,坐下來聊聊,互相進步嘛。

  楊朱的利己,很好啊,但是要區分兼體界限,邏輯上講,每個人最大化的利己就是兼愛,而不是說兼愛就不利己;利天下就是利自己,因為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單獨存在,這都是可以坐下來一起聊聊、講講道理的。

  兵家的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很好啊,所以墨家同義的基礎,就是數萬義師,要戰勝而強立使得天下服嘛,真理只在戰勝之后。

  農家的市賈不二價,很好啊,可以引動一下“利潤”從何而來的思索,空想的美好未來是啟發科學的美好未來的原初力量嘛。

  管子學派的通貨說、物價說、價格論、稅收調節宏觀調控、消費促進投資等,很好啊,可以節用來豐富一下經濟學,使得在價格、通貨、消費的基礎上和墨家的國富學說融合,發展出合用的經濟學基礎。

  名家的詭辯術,很好啊,和墨家的辯術融合,論證法律的意義、發展邏輯學。

  至于儒家…儒墨爭到這個份上,不是儒家沒有值得學習的,而是儒墨之間是死敵,墨家特殊的組織結構使得巨子不可能去和儒家坐下好好談,更不可能由巨子出面去學習,底下人去學管不到,可巨子要是去學,那這巨子也不用當了。

  互相對罵“孔某”、“墨狄”、“禽獸”、“無父”的地步,再加上墨家的執政基礎和代表的階層利益,都使得不可能坐下來好好談。

  墨家上下也只能學習子墨子“非儒而稱孔子”,對儒家的那套治國學說全力反對,但對孔子個人極為尊重,除了原則性的將來建設一個怎樣的天下完全不聽外,在做人、修身等事上還是要尊重的。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這一次百家應邀或是主動來到泗上將要展開的這一場大辯論,實際上就是一種“同義”,一種融合。

  墨家這是在逼著其余百家站隊。

  要么你們自己分裂,弄出一些和墨家的學說相近的次生學派入住泗上,其余派系和墨家再不來往;要么大家一起坐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儒家代表不了諸夏、墨家也代表不了,百家學說出自諸夏,大家求同存異,一起為最美好的天下努力,搞政治協商,歡迎你們來泗上出仕。

  而大辯論也是為了統一做基礎。

  最起碼,宇宙觀大家爭來爭去,那總得確定一個宇宙觀吧?總合著不能說三晉那邊認為天圓地方、泗上認為大地是個球、楚國那邊認為太陽出于扶桑神樹。在這個確定的基礎上,確定和統一一些觀念和基礎,大家才可以繼續辯論,要不然我說這是牛,你說這是馬,那也實在辯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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