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金收兵的齊軍只是這一波的進攻失敗，重新收攏隊伍還要繼續。
將近兩千人的嘗試進攻，沒有火炮的支援，就靠著杵盾短劍戈矛，用著二十年前就已經過時的攻城方式，沖擊著最適合低劣黑火藥時代的城防，后果可想而知。
哀嚎遍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裝死臥在了這布滿死亡的三百步之內。
躺在地上裝死的司馬長聽著那些凄慘的齊語之音，嘆氣道：“這天下怕是要變了啊。二十年前打仗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時候跟著貴人，貴人的戰車一沖，我們也不管敵人在哪，只要跟著戰車跑過去就好。遠了的話雖說有羽箭，可也不想現在一樣，隔著三四百步就不知道被哪里落下的鐵彈砸死。”
其實天下已經變了，不然這時候打仗不會是這個樣子，然而這個齊軍司馬長所謂的天下并不是這個意思。
那齊卒也道：“就看這個樣子，想要攻下贏邑，要死好多人啊。”
司馬長不屑地笑道：“攻下？哪里攻得下？你我不想死想回家，別人難道就不怕死不想回家？打到今日，已經沒什么可打的了，我們不過是在替公子午死就是了。我們要是不死，不擊敗墨家，他就得死。”
這簡單的道理經過簡單的描述，周圍的人頓時發出一陣陣了然明悟的哦哦聲。
這樣簡單的道理，可以被這些自小生活在村社的士卒所明白，再難的道理便不需要。
但并非是所有這些趴著裝死的人，都只用這樣的道理來詮釋自己裝死裝的心安理得的行為。
譬如數百步外的另一側，也有一個人在那裝死，但他的身邊只有自己，并沒有其余的伙伴。
偶爾炮聲響起的時候，他會悄悄抬頭看看遠處的動靜，悵然道：“夫子言，天下萬物，莫貴于生。利于生則為，害于生則止。若天下人人貴己貴生，又何來這戰亂紛紛？”
“夫子學于楊子，楊子之學，方為真理。可嘆墨家，卻以為他們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天下，弄得天下烽火，倒也可笑。”
裝死的這人說完，搖搖頭，又回頭看了看正在組織第二波進攻的齊軍，罵道：“為一人之利，而損萬人之生，桀紂之行也！田氏豈不亡矣？”
既是“天下萬物莫過于生、利于生則為、害于生則止”，那么戰場上裝死自然是心安理得。
臨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學說在臨淄傳播外，楊朱的學說也在臨淄大行其道。
此時天下，黃老五德與天人感應與儒家還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說完全難以融合生產力發展之下、諸侯紛爭之世的時代。
幾十年后孟軻曾言，天下之學不歸于楊、便歸于墨。
再之后也有人評價道：楊蕩而不法，墨儉而廢禮。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
說的都是這樣一個事實：楊墨兩家成為了天下的顯學，逼得儒家辭而辟之。
尤其是伴隨著墨家和楊朱學派之間的多次公開辯論，楊朱學派的信眾反而越發的多，當然比起增加的數量還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因為這個亂世，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因為數百年禮法的壓抑，終于出現了巨大的反彈，人的曙光初現之時，必然會包含太多的極端。
自私、自利、貴己、貴生，這也是對抗封建禮法的一種方式，正如更為后世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從極端的肉欲、性、私利、自私、貪婪開啟對抗黑暗封建禮法道德的曙光。
楊墨之間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間的分歧，其根本上還在于對于天下的思索。
墨家認為，理性可以知曉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斷出最適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楊朱則認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這種學說脫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楊朱所謂“夫人人不損一毫，則無堯舜，人人不利天下，則無桀紂；無桀紂，則無當時之亂；無堯舜，則無將來之弊矣。”
也就是說，不要想著利天下，因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會造成害處和混亂。
人不可能知曉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論出最適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樣，所以從一開始國家的產生就是一個錯誤。
堯舜是為了利天下，而將天下合為一，改變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國寡民”的態勢，結果怎么樣？結果因為國家的出現，導致了桀紂的出現。
沒有桀紂，就沒有天下的苦難，但這天下苦難的根源，卻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改變了“道法自然”的狀態，使得國家出現。
墨家則認為國家是必須存在的，至少此時是必須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論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國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這才是楊朱和墨家之間最本質的分歧，也是導致了一毛不拔之辯的根本原因：
楊朱認為，人人自利，我的財產歸屬于我，我的房屋歸屬于我，風能進雨能進，王侯不能進，也不要想著什么為利家國的借口而奪走我的財產，那么天下就會富庶。
貴族不拿走我的財產，我也不去拿別人的，天下怎么會貧窮？
人人貴己、人人貴生，讓我打仗我不去，所謂“其義不入軍旅”，那么天下怎么還會有戰爭呢？
你們墨家今日說為了利天下，便可以讓國家繼續存在，也可以強制人們服役、用稅收拿走別人的財物。等到有一日你們墨家沒了，利天下事沒人提了，但是強制人們服役、用稅收拿走別人財物的天下習慣卻沒有消失，所以你們做的事不能夠利天下。
墨家卻認為，我們今日強制人們服役，用稅收收走別人的財物，那是為了更好的利于天下，以理性去推斷，我們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優解，而你們楊朱學派的想法雖然聽起來很好——墨家的兼愛之說的基礎是愛己、兼愛只是理性推論下愛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優解——目的上并不矛盾，但是在過程中分歧太大。
楊朱認為現在應該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國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權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來強制服役和稅收都是不應該的。
墨家認為現在不可以取消國家的存在，威權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權，否則不能夠利天下。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實，儒家式微，天下將亂，生產力提升，人性覺醒，不可避免地要走楊朱和墨家所必須走的兩條路，至少在道理上只能選擇其一，所以才導致了“天下之言不歸于楊、即歸于墨”的局面。
這是個很好推斷的未來。
若天下之言歸于楊朱，那么便會開啟“禮崩樂壞”、“道德淪喪”、“充斥肉欲”、“以極端的本性釋放對抗極端的壓抑”的文藝復興，釋放出的貪婪、欲望、自私、自利、求生、求利，求財，對黃金的渴望超越原本的道德…人人如此，人人便都和“禮”是天然的敵人，這種釋放出的欲望和人性會自發地團結天下人，會把分封建制的“禮”炸的粉碎，人本之下對于個性自由的過度追求之后重新開始思索道德和理性的關系。
而墨家要做的，則是用理性推論出如今天下，禮已經不再適用，要用理性推斷和物質基礎創造出新的道德標準，而這個道德標準若沒有物質支撐難以為繼，所以要用利天下這三個字，讓天下的人在駟馬先鋒的組織之下，不是依靠自發和自覺以及人性釋放后對禮的天然敵視、而是有目的有組織地依靠墨者這些駟馬先鋒隊帶領，砸碎過去的條條框框，創出一個新的天下。
前者可能需要數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后者可能只需要幾十年，尤其是在物質基礎不斷跟進的現實之下。
這種分歧之下，那個在市井中學過一些楊朱學派學問的“逃卒”，對于墨家只是厭惡，卻并不恨。
對于身后的那些強制他的出征的貴族，則是充滿了恨。
每個人的義不相同，而楊朱的義是貴生，所以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并不會有絲毫的羞愧。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幾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并不一樣，但效果卻是一樣的。
戰場之外的市井辯論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辯的面紅耳赤，恨不得持劍互毆以正其義。
戰場之上的生死搏殺中，他卻只是感嘆一下墨家的義不一定對，但對墨家的敵人一樣充滿了恨。
敵人的敵人未必一定是朋友，但在有時候總比敵人更可靠一些，這楊朱學派的逃卒嘴里雖然念叨著墨家道理的不對之處，卻還是迫切地盼望著這一戰墨家快點打贏。
墨家雖然沒有極致的貴生，但是天生人而活著是天帝賦人之權的說法，導致了墨家并不殺無罪的俘虜，這一點他還是清楚的。
他很認同墨家的“生命是天帝賦人之權”的說法，只是討厭墨家以強制服役和征戰天下的手段、以逼得天下人認可“生命是天帝賦人之權”的行為。
因為這本身就違背了“生命是天帝賦人之權”的本質：天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天帝，所以無權以此為理由強制服役征戰，因為服役征戰可能會死人，不合于貴生之義，只會適得其反。
他覺得，這就像是墨家說，我們墨家要讓天下沒有打人的事，我們最討厭打人這種行為了，然后靠著一雙拳頭打的那些喜歡打人的人都不打人了，這就沒有道理。
楊朱的義不是錯的，不是沒有道理，只不過楊朱沒有教這逃卒的夫子、這逃卒的夫子也沒有教他一件事：貴己貴生，我不害人，別人也不害我；我不取別人之物，別人也不取我之物。然而若是我不去害人，別人卻來害我；我不取別人之物，別人卻來搶我之物，我該怎么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