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從很早開始便是淮南都督府一項土地政令的備案，此前之所以不頒行，也不是怯于鄉宗勢力的反撲，而是因為沒有必要。
因為此前的淮南都督府，本身便控制著大量的土地和人丁，而且擁有著極為發達的商貿系統，屯田這種高度集中的生產方式對于資源的調動和控制要更加有效率，立足于此供養多達十數萬的軍隊。
至于在關中問題上舊事重提，就在于關中形勢本就紛雜混亂，無論胡漢生民能夠安于生產者不過十之一二，生產秩序幾近無存。未來就算王師入主關中，如果不能將那些強梁武裝拆分瓦解，即便一時臣服，也只是一個隨時又會復發作亂的毒瘤。
“關中民情，乏于教化，勇于私斗，唯以田畝各付小民，使其衣食俱有仰仗，方可再論征發戈事。”
好勇斗狠，桀驁不馴，與其說是性情使然，不如說是一種迫于現實無奈的選擇。所以沈哲子才要選擇這種更加觸及根本的方式，將最基本的生產資料進行重新分配。
“可是那些鄉戶鄉勢盤結年久，縱然怯于王師一時鼎盛伏低，可若只是單憑行臺法度、虛榮羈縻，也實在很難完全消除他們深植在懷的逆反之想。”
杜赫本就是關中大族出身，對于這些關中豪強們的心理了解要更加透徹。關中民風彪悍，而那些豪強們恃此鄉情，無論漢趙又或石趙，雖然也都短暫統治過關中，但也并沒有打破這種局面。
就拿杜赫來說，他家就是因為見惡于漢趙劉氏，雖然家業被摧毀，但杜赫還是逃出來南投江表，如今儼然已成行臺高官。
雖然能如杜赫這種際遇者少之又少，但關中那些豪強士人們才力也都不容小覷。
若是不能讓他們完全折服，即便是剝奪一切的土地、私曲等資本，他們也未必甘心就此俯首成為王道順民，或者投入各方雜胡部族中，借兵借勢的作亂。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會選擇這么做，也會令局勢長久混亂，不能平復。
“鄉士常懷幽怨，這也誠是一患。大軍恫嚇之余，各種教化事宜也都不可懈怠。”
講到這里，沈哲子便望向同在席中的江虨，開口問道：“思玄于此又有什么看法？”
江虨目下官居大將軍府軍祭酒并行臺儀曹尚書，這也是目下行臺官員得于重用的表現之一，臺、府共職。
若是只有臺職而無府職，則就表示其人雖然才具可用，但還遠遠稱不上是大將軍的親信屬員。而若只有府職卻無臺職，則就表示這個人雖然與大將軍關系不淺，但在能力和資歷方面卻還有欠缺。
當然這種標準都是上升到一定層面才會體現出來，對于尋常人而言，無論臺事、府事，只要能夠得任一端便是值得慶祝的事情。
江虨雖然掛職大將軍府，但主要任務還是主管行臺各種文宣教令，甚至其人所擔任的儀曹連一些鄉祀事務都在管理之內。譬如沈哲子早年吹捧抬舉自家祖宗為武康山神，若是得不到儀曹的認可，便是亂禮淫祀，必須予以搗毀禁絕。
換言之如果這是一個香火成圣的道法世界，你能不能封神做圣便要看江虨的臉色。
“關中士民豪強群立，若欲求于久治，也不可一概以論。德譽、勇力、悍眾，所恃者各不相同，也該因此細作審辨，各作化解。”
對于這個問題，江虨也是思忖良久，此時得于陳詞，當即便將諸多策略一一講述起來。
關中豪強諸多，其各自成分、種類也不相同，譬如土生當地的豪強如京兆韋、杜之類，外部涌入的強悍軍頭如此前被覆滅的太原郭氏，還有就是那些雜胡酋帥之類。
對于這些目標，行臺整體上的態度自然是軍事上的猛烈打擊，通過武力將各方壓服。但是事后的消化與治理，便就需要有差別對待。
江虨雖然是掛名的大將軍府軍師謀士，但是提出的策略與軍事關系反而不大。他所擅長的主要還是文教宣傳、把控輿論，所以在這方面也都多有計劃。
“關中久亂，士庶雜居，華夷同流，是以禮章無存，王道難昌。若想明于倫理秩序，涇渭分流勢在必行。宜廣選譜學時流，將關隴之內諸多華族舊戶甄別列選，整編《關隴門第考》，遍告域中華族宗戶，彰其祖宗舊德事跡，因此有別犬戎丑類。”
跟隨在大將軍麾下年久，江虨對于這種發動人民群眾自發區別分類、排斥異己的手段已經非常熟練。挖掘那些關隴門戶家聲舊事，以喚醒他們血脈之中那一份已經漸有淡忘的榮耀，將華夷之別再次強調起來。
“至于那些雜胡夷狄之眾，各自本就悖禮少文，更難以詩書經義教化。各自部族源流，雖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蠻夷相傳溯源。此類戎狄邪說，雖然只是荒誕，但于胡眾之內也都都有信徒。因此宣布教化時，也不妨稍采這些蠻夷雜說，稍作經義附會，予其詩書禮法淵源…”
沈哲子原本只是含笑傾聽江虨的講述，可是在聽到這里的時候，臉色已是微微一變，抬斷江虨的陳述，繼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說道：“講得詳細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將思路稍作整理，就此發散闡述。這一條針對那些雜胡的策略，大體就是整理那些雜胡部族們本身一些古跡傳說，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漢化精髓的理論，以此讓那些雜胡們深信不疑。
在座其他人聽到江虨這一番陳述，大多還沒有什么感觸，只覺得這應該是一種雖然不會有大效果、但卻也不會壞事、無傷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對此卻頗為重視，并且對于江虨居然能夠想到這一節而深感欣慰，這意味著江虨最起碼在宣教、輿論方面的才能已經可以說是達到了國士級別。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
這種叩問哲學根本的問題，看起來像是一種無病呻吟、沒有意義的囈語。但是一個人的所有觀念、意識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為及價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個年輕人，哪怕沒有經歷歷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當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憤痛恨。因為他是發自肺腑的認同這個出身，認同這個民族，任何施加于這個民族之上的苦難，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這一條策略，如果運用得宜，可以說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級的手段。雜胡素無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來源的傳說，并因此衍生出各種信仰崇拜。這些深入到觀念中的認知，是很難通過暴力去摧毀的。
暴虐如同羯國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權，都要仰仗佛教這一外傳蕃教來消弭整合這種觀念上的沖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這一方法，相對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樹立一套新的信仰學說，而是通過改變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對象來達成意圖。
“為門第定考，助雜胡治史”，針對關中問題，江虨所提出來的諸多策略大體可以歸結為此。當然，助雜胡治史這一項還有待商榷，雜胡本就乏甚史傳，落實在實際上，無非是承認他們當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標，然后再將這些目標加以漢化裝扮，從而達到影響人觀念的意圖。
這么講還是有些籠統，后世某個時期，整個世界涌出一股所謂漢學風潮，諸多蜚聲國際學術大家針對華夏歷史展開諸多研究，并且著述頗多。
當然不排除這些人出于對文明傳承的景仰或是學術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論證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就會大相徑庭。而后世一些年輕人們在沒有深厚學養基礎和豐富社會閱歷之前，接觸到這些已經被加工涂抹的歷史觀點，就會無可避免出現認知偏差，認為事實本就如此。
一個信史傳承如此完整且豐富的民族，在面對這種涂抹扭曲的時候，都會發生這種認知上的偏差，更何況那些本就乏甚治史傳統的雜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這一條“助雜胡治史”，在沈哲子看來是一個非常高明打壓那些雜胡上層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來是通過一些鬼神祭祀，來加強這些胡虜部族凝聚力，實際上是通過這種信仰上的感召、觀念上的改變打破這些部族酋長在人身上對部眾們所施加的絕對控制。
雖然這一條策略短期內難收奇效，但若長久保持下去，效果絕對不會弱。而受此啟發，沈哲子也確定了他之后在處理胡虜問題方面一個重要的標準，無史則不為族。
換言之，日后那些邊野胡虜就算是想要歸降行臺，則必須要有一個確鑿可追的淵源傳承，才會被當作一個部族來對待。否則便只能當作雜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樹立起一個正統與邪異的概念區別，給他們各自提供一個內斗的理由和動力，未來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個泛區域的朝貢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