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入冬之后，淮南尤其是壽(春chūn)的氛圍較之往年多有不如，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往來客旅變少，不要說比之去年中原大捷之后那繁忙景象，甚至較之前兩年都差了許多。
造成這種現象，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比較樂觀的一個理由是，淮南的發展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經過往年不遺余力的鋪設商路、吸引客商，大凡有實力能夠跨境北上淮南經商的時人，差不多都有來此行商的經歷。
這過程中自然有贏有虧，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則逐漸壯大。而因此得利的那一部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一波招商浪潮中也多數由行商轉為坐賈，在淮南當地置辦了不菲的產業，儼然已經便成了本地人。
還有就是淮南商運模式的成熟，晚(春chūn)一直到入秋這幾個月的時間里，因為水路運輸的便捷旺盛，成為一個繁榮的運輸并儲貨期。而秋(日rì)之后，運輸成本便陡翻數倍，加上淮南當地儲貨亮驚人，基本能夠滿足市場所需，即便耗時耗力運來貨品，也難獲得豐厚的回報。
而且經過有一年的發展與積淀，淮南都督府治下已經具有了相當扎實的自給能力，今年向外開具的訂單甚至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加上淮北豫州、兗州等幾郡已經從去年的淪陷區轉為都督府治土，那些原本作為買家的鄉宗們也享受到都督府政令關照，自然不需要再大量采購。
如此便造成了官方與民間兩個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縮，所以今年的市面自然便顯得尤其蕭條。用沈哲子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時代的機會窗口已經逐漸合攏，類似往年那種以小博大的黃金機會已經越來越少。
當然沈哲子自己也清楚，行商突然陷入一個低潮期，也與都督府政令的改變有關。往年為了吸引江東人力物貨的北輸，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謂是極為粗放，除了對少量(禁jìn)品管控嚴格之外，其他方面幾乎沒有更大的約束。
尤其在行商最為重要的運輸通道和運費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說是此前歷代、包括一些割據政權在內都不具備的優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開始，都督府在這方面的管制便(日rì)漸嚴格起來。比如去年直接引發合肥事變的私運事件，今年成了重點打擊的行為。
盡管去年都督府通過對那豫章羅氏的處罰已經彰顯出態度，但人為財死，這種近乎白撿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隨著江東朝廷與淮南都督府關系(日rì)漸嚴峻，在地方上的鉗制也變大，通過重點懲處這一部分商賈來打擊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有相當一部分商賈都因此一類的原因而貨品被沒收，人員被監押，損失慘重。
去年合肥事變，沈哲子有不得不發作的理由，但是今年，盡管明知道臺中是存著打擊報復的想法，沈哲子也不可能再將都督府權威濫用對這些明知故犯的商賈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從整體上考慮。往年那種賈事興旺，是建立在江東多年積累、乏于交流的基礎上。
可是隨著近年來的大規模南貨北輸，那些民間儲備也漸漸要達到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災，或許還要求助于外。
而中原之地潛力還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廢待興的起步資金，如果還需要頻繁的外部輸血才能維持經營，本(身shēn)已經失掉了收復其地的最大意義。
因此，就算沒有臺中的打壓，沈哲子也不打算繼續大力抽取江東元氣。雖然未來他的基本盤會挪到中原，但江東若是虧空過甚，也不符合長遠的利益。
任何的統治結構，都是層層向下鋪開，統治者一個念頭經過層層放大后，真到底層落實的時候，往往會面目全非。管理構架越臃腫，這種扭曲變形就會越明顯。
沈哲子同樣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天下人不是他的應聲蟲，有的事(情qíng)不是他想停就停。就算他自己心里有這樣一個尺度，但并非人人都能站在他的立場去看待得失。
維持很久的路線，如果突然頓足，不獨會民怨沸騰，甚至就連都督府本(身shēn)構架都會出現動((蕩蕩)蕩)。要知道在他的都督府中就有很多屬官背后的家族都在以此生利，維持了多年的政策突然改道，這會讓很多人都不適應，甚至因此積弊叢生，從內部崩潰。
從這方面而言，沈哲子還要感謝臺中今年對賈事的大力打壓，雙方這種政治上的對抗給過于繁榮、已經超出生產力水平的商事踩了一道緊急剎車。見效顯著的同時，也讓沈哲子避免了許多道義上的指摘。
由此看來，有底線的對抗未必是壞事，若真的內外沆瀣一氣，執政者的聲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挾，不能保證一個穩健的步伐與節奏。
但很多時候，對抗往往是沒有底線的，理念上的斗爭再牽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變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于人(身shēn)上的傷害。
所以盡管作為淮南首府的壽(春chūn)由于來往人員變少使得管理壓力降低，但是防衛力量卻增加許多，鎮守鴻溝的毛寶所部抽調回五千兵力，用于增強壽(春chūn)的守衛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養的勝武軍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負責沈哲子并淮南一眾重要屬官的人(身shēn)保護。
甚至就連山遐這個執掌淮南法令過于嚴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間也都有兩百多人隨(身shēn)保護。
當然山遐置于危險境地，這一次也真的是為沈哲子這個大都督背了鍋。其人提出一條政令，使得整個都督府上下官員們無不對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員申報財產。
官員申報財產，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貪的獨創，這種行為或許不是什么常規制度，但很多時候官員或是出于自(身shēn)的道德要求、或是出于政治上的權衡，也是不乏此類舉動。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諸葛亮，便在給蜀后主劉禪的奏書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產。
中朝以降，包括東晉其實都有幾項對官員私產做出約束的詔令，雖然執行力包括收效都堪憂，但由此可見這也并不是一個(禁jìn)忌話題。
江東中興，為了穩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寬宏為主，所謂網漏吞舟，對官員的約束可謂寬松到了極點。庾亮包括后繼的褚翜，也都因施政過苛而名聲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內，都是這種風氣的受惠者，最起碼在表面上難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貪腐方面，幾乎沒有什么規令設置，尤其是大量臨時設置的職任，充斥著一種在位則仕、去位則商的現象。
這既是時代的局限(性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縱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盡可能快且多的對這個時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夠影響，籌措出足夠北伐的資本。
如果他遵循于常規手段，力爭上游之后大力整頓吏治，加強中樞集權、集財能力，且不說江東政局會不會亂，等到積攢出足夠實力時再北伐，最起碼是趕不上石勒(身shēn)死、羯國政權動((蕩蕩)蕩)這一北伐的黃金時機。
一切的因急就緩，在于權衡，況且沈哲子本(身shēn)就不是一個私德潔癖的孤高圣人，一切手段在于務實。當他將北伐作為第一要務時，擺在面前的難題就是第一要權、第二要錢，一切行為圍繞這兩個中心。
眼下北伐的階段(性性)任務已經完成，短期內也很難再負荷更高強度的征討，首要任務自然變成了消化與整合。而且他恰好又成為承制拜授的真正強權方伯，能夠將都督府許多因于便宜的構架轉作正式的制度，借著這個機會，自然要對內部進行一個大力的整頓。
原本的沈哲子，作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甚至就連淮南都督府的屬官配額都保留下來，但即便如此，府下屬官真正具有品秩的還不足百人。其他大量的屬官，其實是作為吏首這種臨時委任而參與管理。
承制拜授之后，沈哲子才是真正的軍政獨攬，可以不經臺令，直接委任地方官員。廣及四州、甚至連徐州、青州等地也已經半握手中，當中又能產生多少擁有正式品秩的官位？
所以盡管眼下沈哲子在政局上處境微妙，但權勢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淮南雖然商賈稀少，但是前來求進的時人卻是激增。
對這些人而言，只要不成為都督府最高層的官員，也就不存在什么站位問題，就算權斗最終沈氏落敗，臺中為了穩定江北數州局面，也不可能對都督府任命的官員進行一刀切，此刻正是求取一個出(身shēn)的良機！
往年他困于沒有人才選擇，可是現在卻是供大于求，都督府自(身shēn)培養系統也已經有了不弱的基礎，收復地的鄉宗門戶，江東大量渴進南北時流，俱都蜂擁而來。
面對這種局面，沈哲子自然要問他們一句，要前程還是要利益！
如果沒有山遐這樣一個招人恨的存在，這時候沈哲子只能親自((操cāo)cāo)刀而上，這種事(情qíng)交給杜赫去處理都不太合適，極容易形成盤結的派系。
所以從江東歸鎮后，沈哲子便即刻召見山遐，將自己的設想稍作吐露。
山遐本(身shēn)就是一個刻薄孤厲(性性)格，早就看不慣沈哲子那種寬容到縱容的作風，可謂是大刀早已饑渴難耐，一俟接受到沈哲子的暗示，返回官署即刻伏案疾書，很快一篇令人咬牙切齒的《告群僚書》便新鮮出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