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民是家里的頂梁柱，他的死對他家而言真是天塌下來了，很惋惜。但不管怎么說他是病死的，而且施工單位并沒有推卸責任，換位思考，施工單位也很冤，確切地是很倒霉。
韓朝陽既同情徐家的遭遇，也很理解三建公司尤其姓楊的小包工頭，暗想徐家人想吵就吵吧，只要不打起來，不出去鬧就行。
然而，他想“冷處理”，剛上任的社區第一書記卻受不了徐家人在樓下大吵大鬧，問解主任是誰把辦公室和會議室借給三建公司的，搞清楚之后立馬給警務室打電話。
韓朝陽沒辦法，只能“出警”。
再次趕到居委會，沒再給徐家人好臉色，打開執法記錄儀，取出紙筆，很認真很嚴肅地問：“早上雖然見過，但沒做筆錄，現在把筆錄補上，您貴姓？”
徐軍的大舅見韓朝陽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架勢，楞了一下抬頭道：“免貴姓錢，錢雙喜。”
“有沒有帶身份證？”
“帶了。”錢雙喜取出身份證，很不情愿地放到韓朝陽面前。
韓朝陽飛快地登記下來，隨即抬頭問：“您貴姓？”
“也姓錢，錢二喜，”早上在錦江酒店吵得最厲害的中年男子掐滅煙頭，解釋道：“警察同志，我是軍子他二舅，徐民是我姐夫。”
“知道了，我先登記。”
韓朝陽把包括姜經理和徐軍在內的當事雙方在場人員全登記下來，放下紙筆，板著臉說：“各位，徐民的情況我是知道的。你們剛才因為什么發生爭執，社區領導在電話里也跟我說了，歸根結底就是無法就賠償事宜達成一致。”
“警察同志，不是不一致，是他們做得太過分，我姐夫好好的去他們工地干活，結果死得不明不白，一個大活人就這么沒了，他上有老下有小，這一走留下我妹和軍子這對孤兒寡母，就賠四十萬，以后的日子怎么過？”
“是啊，是他們蠻不講理。”
“韓警官…”
“姜經理，別急，我一個一個問，你們一個一個說。”韓朝陽回頭看了一眼姜建興，轉身道：“錢雙喜，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在談賠償問題之前有一點必須明確，你妹夫不幸因病去世了，就算屬于工傷事故，賠償款也應該賠償給你妹妹和你外甥，就算達成賠償協議也要你妹妹和你外甥簽字才生效，你說是不是？”
“我妹哭得不成人樣了，而且軍子就在這兒！”
“發生這么大事，她肯定悲痛欲絕，但賠償問題不是小事，如果她實在不愿意談這些，也應該給你充分的授權。”韓朝陽頓了頓，隨即話鋒一轉：“徐軍，你今年多大？”
徐軍遲疑了一下，抬頭道：“二十一。”
“二十一，已經是成年人了。”韓朝陽敲敲桌子，意味深長地說：“錢雙喜，我知道你是替你妹妹和你外甥著想，但他們才是真正的當事人。如果沒有他們的授權，你就算跟三建公司達成協議也沒用，談了一上午，吵了一上午，吵得面紅耳赤，說白了就是在浪費時間。”
姜建興被噴了一上午口水，窩著一肚子火，冷不丁來了句：“是啊，你錢雙喜是誰，你又能代表誰？你不愿意跟我們談，我們還不愿意跟你談呢！”
“這話什么意思？”在老家，舅舅最具發言權，真能主事的，錢雙喜不樂意了，頓時拍案而起：“我是誰，我錢雙喜是軍子他大舅！軍子，你說句話，告訴他們我能不能代表？”
事實證明，徐軍還是明事理的，打心眼里覺得這么鬧沒用。
他看看錢雙喜，又偷看了韓朝陽一眼，低聲道：“大舅，你別急，先聽韓警官怎么說。”
“他能說什么，這事又不歸公安局管！”錢雙喜可能太激動，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錢雙喜，工傷事故賠償是不歸我們公安管，但你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擾亂公共秩序，我們公安機關不能不管。”韓朝陽一邊示意他坐下，一邊循循善誘地說：“早上說過，我一樣是從農村出來的。現在補充一下，我也有舅舅，而且對我很好。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很清楚你是替徐軍母子著想，但這件事不是靠吵靠鬧能解決的。”
錢雙喜下意識問：“你說怎么解決？”
“我打聽過，你姐夫雖然是突發腦溢血身亡，但是在工地發病的，并且送到醫院搶救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去世了，按相應的法律法規屬于工傷事故。既然跟姜經理談不攏，可以走法律程序，比如去勞動局申請仲裁，不過要走程序，要先對屬不屬于工傷事故進行認定等等，時間可能比較長。要是不滿意仲裁結果，可以聘請律師去法院起訴，看法院怎么判。”
“我們不去勞動局，也不去法院，就找工地！”
“錢雙喜，你這態度我們就沒法兒說了。”
“我就這態度，冤有頭債有主，我就找那個姓楊老板！”
這不是胡攪蠻纏嘛！
韓朝陽不想再跟他磨嘴皮，再次敲敲桌子：“行，既然你非要找楊前進就去找，不過有一點必須說在前面，如果你去工地鬧，擾亂社會秩序，影響工程建設，別怪我公事公辦！如果你侮辱甚至傷害他人，我們公安機關更不會坐視不理！”
“警察同志，你這拉偏架！”
“徐軍，你是大學生，應該懂點法，你說我韓朝陽是不是拉偏架？”
“大舅，你別說了。”徐軍拉著錢雙喜的胳膊，尷尬的恨不得找條地縫鉆進去。
姜建興也不想再跟錢雙喜磨嘴皮，起身道：“韓警官，我們三建公司對這件事的態度你也看到了，不但沒有推卸責任，而且主動積極地談賠償，是處處為死者親屬考慮，管吃管住，好言好語，結果他們不領情！既然不領情，我們也就沒必要熱臉貼冷屁股，公事公辦，去勞動局仲裁也好，去法院打官司也罷，我們三建公司奉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