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館的日常家用，都是在張樂怡那里支取，然后由崔慧茀調度使用并記賬。
七月只過了一半，崔慧茀就喊沒錢了。
張樂怡把錢交給崔慧茀以后，忍不宗周赫煊面前抱怨道：“唉，這米價又大漲了。”
“漲了多少？”周赫煊隨口問。
張樂怡說：“漲了三分之一還多。”
周赫煊有些驚訝：“馬上就要收獲稻谷了，米價用下跌才對⊥算是法幣貶值，按理說也不用米價大漲啊。”
張樂怡解釋道：“政府剛剛頒布了法令，今后田賦一律不收法幣，改收實物。糧商們一個個都開始屯糧，市面上的糧價也全線上漲，連帶著蔬菜都開始漲價了。”
周赫煊頓時無話可說，糧稅只收實物，這是倒回退哪個朝代了？
國民政府自己發行的紙幣，現在連自己都不認了，這讓老百姓如何是好？農民才是真的苦，辛勤勞作把糧食種出來，一大半都要上交政府和地主。剩下一點余糧拿去賣，得來的錢幾乎是廢紙，估計買食鹽等必需品都不夠用。
國府如此做法，必然讓法幣大貶值，而且貶得比前幾年更狠。
不過法幣的大崩潰，還要等到美日開戰以后。
在1941年之前，法幣是可以在全國流通的，包括共黨根據地和日占區。而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徹底占領上海，沒收英美等國銀行和國黨在上海的財產，法幣與美元、英鎊的兌換途徑直接斷掉。
如此就釀成一系列后果，法幣不再被國際社會認可，而且失去了外匯兌換途徑。日本又趁火打劫，一邊大肆制造偽幣，一邊把日占區的法幣拿去國統區和根據地購買物資，造成國統區和根據地法幣泛濫且物資流失嚴重。
終于，共黨根據地受不了了，不得不驅逐法幣而自己發行“抗幣”。
國民政府沒辦法啊，只能繼續使用，由此法幣變成了只在國統區通行的地方性貨幣。那幣值是打著滾兒的往下跌，不怪孔祥熙無能，就算把全世界的經濟專家都請來也沒用。
合川，育才學校。
上半年的學期剛剛結束，但下學期的經費還沒著落∝別是法幣貶值，糧價飛漲，這讓陶行知急得團團轉，奔走數日倒是籌了一些錢，但那點錢都還不夠給老師們發工資的。
“叮鈴鈴！”
陶行知接起電話，有些煩躁的問：“你哪位？”
對方說：“我是中央銀行的邱毅成，行政院段處長的侄子想到中央銀行工作。這是個紈绔子弟，我們領導不想要，就問他是哪里畢業的。那杏非說是民國十八年從曉莊師范畢業，但又拿不出學歷憑證≌先生，那杏下午要來找你開證明，希望你不要給他開任何證明。那是混賬公子哥，來中央銀行工作只能壞事，對國家對百姓都沒有好處！”
陶行知問：“他叫什么名字？”
“段志開。”對方回答。
陶行知說：“你下午派人把那個學生的檔函函件送過來。”
曉莊師范是陶行知以前辦的學校，內遷時他把所有檔案都帶到了重慶。
這種找人開后門的紈绔子弟，換成別人直接就推掉了。但陶行知卻認認真真去查檔案，果然發現1929年那一屆有個叫段志開的學生。他收到中央銀行的函件后，立即回函寫道：經查證，該同學確系1929年從我校畢業，學習成績合格，學習社會學 中央銀行收到回函氣瘋了，連忙打電話過來：“陶先生，請你通融一下，幫我們把這個關系戶推掉。這杏真不是個東西，屁本事都沒有，進了中央銀行也是個吃閑飯的。”
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說：“不管他現在好與壞，也不管你們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實的反映情況。他就是曉莊師范畢業的，我只能證明這個。”
兩天后，那個叫段志開的青年提著禮物上門，說要感謝陶校長幫忙。
陶行知閉門不見客，只寫了一張條子：“我是從事教育的，一直在強調真實，但愿你沒把我的真實用壞。”
段志開拿著字條愣了半天，也不知在做著什么思想斗爭，突然放下禮物轉身就走。他沒有去中央銀行報道，而是瘍參軍打仗，最后犧牲在抗日戰場上。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七月下旬。
陶行知從合川來到周公館拜訪，他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了，聽說周赫煊捐款大方，于是來這里碰碰運氣。別的學校多少還有點政府撥款，但育才學校卻是民辦的，所有經費都靠陶行知到處化緣解決。
“陶校長，賢，賢！”周赫煊笑著迎接。
陶行知也不繞彎子，開門見山的說：“周先生，實不相瞞，我這次是來請求幫助的。育才學校的經費不夠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問。
陶行知說：“一萬法幣。”
周赫煊笑道：“現在物價飛漲，一萬法幣哪夠用？我給你十萬！”
1941年夏天的一萬法幣，只夠買幾十袋面粉。
陶行知剛坐下就重新站起來，抱拳道：“都說周先生是及時雨，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感激不盡！”
周赫煊說：“以后學惺金不夠，盡管來找我。”
陶行知感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揮舞，連連說道：“多謝，多謝！”
希望效這些年也是一直在辦的，日軍入侵華北之前，周赫煊就讓文繡等人帶著學生南下。現在大后方已經有80多所希望效，主要吸收戰爭孤兒和貧寒子弟入學，順便也幫一些低級知識分子解決了生計當老師）。
如果說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點，那無疑要數教育事業了。
抗戰初期，常凱申就特別做出指示，把學生從征兵對象中剝離出來，并大力發展教育來為戰后恢復做準備。八年全面抗戰打下來，國府的地盤越來越小，經濟越來越困難，但教育卻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
大后方）在校效生數量，從1936年的300萬，增長至1943年的676萬。在校中學生數量，從1936年的48萬，增長至1945年的120余萬。在校大學生數量含專科），從1936年的4萬，增長到1945年的8萬余——其中還去除了大量戔參軍的學生人數。
大學和中學的學校數量，不但恢復到戰前水平，甚至比戰前增加了將近一倍。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雖然常凱申干了很多混賬事，但卻對教育事業非常重視，財政那么困難都還在加大辦教育的力度。咱們說句實誠話，這些在抗戰中走出的學生，為后來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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