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
十四個青年飛行員齊齊敬禮，他們年齡在20歲左右，身上帶著一股子蓬勃的朝氣。雜⌒志⌒蟲
周赫煊走過去握手，笑道：“大家好，都自我介紹一下吧，以后有空常來這里玩。”
“周先生，我叫陳桂民。”
“我叫李念祖。”
“我叫彭興邦。”
“我叫林耀。”
“我叫黃棟權。”
“我叫…”
青年們見到周赫煊非常激動，他們剛從昆明航校畢業，還處于理想高于一切的年紀，對周赫煊這個愛國大文豪特別崇拜。
林耀拿出一個包裹，遞給周赫煊說：“周先生，這是梁大哥和林姐姐送你的禮物。”
周赫煊打開包裹一看，卻是一副米芾的字畫，他連忙說：“這個禮物很貴重，替我感謝梁先生和林先生。”
林耀笑道：“這幅字畫是他們去年考察川康古建筑，在當地無意中發現的，價錢很便宜。”
周赫煊收起字畫，問道：“你們以后都駐扎在重慶嗎？”
李念祖說：“我們這批是提前畢業的，空軍飛行員消耗太嚴重，重慶這邊空戰最為激烈，所以將近一半都分配來重慶。”
“唉，我盡量多捐點飛機給你們吧。”周赫煊感慨道。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即是這些飛行員的哥哥姐姐，也是他們的爸爸媽媽。
當初二人從長沙內遷去昆明，半路上林徽因發燒到40度，身邊還有小孩和老人。他們沿街尋找旅館，但到處是難民，連一個床位都沒有，又逢夜間大雨，那情況真是凄慘無比。
就在他們走投無路的時候，雨夜中突然傳來優美的小提琴聲。
梁思成循著樂聲找到一家客棧，跑去有人拉琴的房間敲門，里面竟是一群身穿空軍學員制服的年輕人。這些青年收留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甚至可以說是林徽因的救命恩人，否則高燒40度的林徽因在雨夜中沒地方住，那很可能是要病危的。
更巧的是，他們都是前往昆明，梁思成、林徽因去西南聯大，而空軍學員們則是去昆明航校。
只要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昆明，這些航校學生必然每周末到梁家玩耍，時常參加林徽因組織的文學沙龍。這時的沙龍已經很少談論文學了，而是談抗戰時局、談抗日英雄，因為有空軍學員在，他們最多的時候是在談論空軍英雄。
這些航校學生遠離家鄉，有什么委屈和困難都跟林徽因說，林徽因還經常帶他們去郊游、游泳、唱歌、彈琴，幾乎就跟家人一樣，甚至林徽因把親弟弟都送進了航校。
前不久，這些航校學生畢業時，由于沒有親屬在昆明，他們干脆邀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做名譽加長，出席畢業典禮并致辭。離開昆明時，他們留下的親人聯系方式也是梁家的地址。
悲劇由此剛剛開始，在接下來的數年時間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不斷接到陣亡通知書和遺物，其中包括林徽因的親弟弟。第一個犧牲的是陳桂民，最后一個犧牲的是林耀，每次陣亡通知書寄來，林徽因都要大哭一場。
梁思成就更悲痛，因為每次都是他作為家長去收尸，很多飛行員死后遺體殘缺不全，比單純接到陣亡通知書更難以釋懷。
林徽因的這些飛行員弟弟們，在抗戰期間全犧牲了，無一幸存者。也即是說，站在周赫煊面前的這些青年，都是未來的抗日烈士！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來讀林徽因的詩歌《哭三弟恒》，就更能理解她的悲痛了。她寫詩悼念的不僅是親弟弟，還有那么多“弟弟們”，于是就有了這些詩句：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今后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么給自己…
“你們已經到部隊去報道了嗎？”周赫煊問。
陳桂民說：“已經去了，上司給了我們三天假，讓我們在重慶隨便玩。”
彭興邦補充道：“其實留在部隊也沒用，飛機不夠，排隊好幾天都不能摸到飛機，我們要一直等著下批蘇聯飛機運到重慶。”
“那我就帶你們玩三天，”周赫煊沖書房喊道，“小林，快出來！”
林國達拿著一本《戰國策》，快速跑來會客廳問：“老師，叫我什么事？”
周赫煊說：“這幾天別看書了，跟大家一起玩開心。”
“真的？”林國達大喜。
梁思成和林徽因托飛行員們送來貴重字畫，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拜托周赫煊照顧他們的“弟弟”。周赫煊是明白人，不管于公于私，他都得照看一二才行。但他又時間不夠，陪青年人耍一天即可，剩下的時間讓林國達負責。
就在大家離開的時候，瞎子阿炳正好也要外出。
周赫煊喊道：“阿炳，今天你別去街邊唱曲兒了，跟我們一起到處耍耍。”
“也好。”阿炳笑嘻嘻地說。
眾人登上小江輪，一路飽覽沿岸風光，阿炳也非常知趣的拉起二胡。不是《二泉映月》，那太悲傷了，他拉的是原創曲目《聽松》，借物詠懷歌頌民族英雄岳飛，同時激勵國人的抗戰士氣。
全曲氣魄豪邁，剛勁有力，黃棟權聽罷驚嘆：“這是什么曲子？聽得我熱血沸騰！”
阿炳回答說：“《聽松》，拉的是岳飛，我自己寫的曲子。”
黃棟權就是那個雨夜拉小提琴，由此跟梁思成、林徽因結識的青年學員。他是個音樂愛好者，而且天賦很高，若非國難當頭，他可能以后會成為一個音樂家，而不是參軍報國，碧血灑長空。
黃棟權見獵心喜道：“阿炳先生，你能教我這首曲子嗎？”
阿炳問：“你會拉胡琴？”
“會，我從小就學。”黃棟權說。
阿炳把二胡交給對方：“你拉一段我聽聽。”
黃棟權接過來就開搞，而且拉的是《光明行》。這是30年代最出名的二胡曲，寓意經過艱難的探索和努力，中國正在向著光明的未來前行。而且，這首曲子大膽借鑒了西方音樂的創作技巧，還借用了小提琴的指法和弓法，使音樂旋律既恢弘大氣，又有鮮明的民族音樂親切感。
黃棟權本來就精通二胡和小提琴，此時拉起來格外順手。
一曲聽罷，阿炳欣喜道：“你拉胡琴很有靈性，想不想做我的學生？入室弟子那種。”似乎生怕對方不愿意，阿炳補充道，“我很有名的，蔣總裁都請我拉曲子，保證不讓你吃虧。”
周赫煊有些驚訝，能讓阿炳主動開口收徒，這個年輕人看來很有音樂演奏天賦啊。
黃棟權笑道：“阿炳先生，我已經加入空軍了，以后要開飛機打鬼子。不過若是有時間，我肯定愿意跟你學拉琴，但正式拜師就不用了。”
阿炳連連點頭：“打鬼子好，以后狠狠地打！我在街頭演出的時候，經常被日本飛機打擾，還要人牽著我走才能進防空洞。你要是能打下來一架日本飛機，我就把所有的本事就傳授給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