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日游”，收獲很大，錢大勇興奮不已，但打擊“欺行霸市”行動屬于絕密，只能坐在后排一個人偷著樂。m.slk.tw
丁新強收獲也不小，至少可排除死者丈夫林國生的嫌疑，可是從發現呂璐在其租住的小區遇害到現在近40個小時，偵破工作卻遲遲沒有進展，既焦急又郁悶甚至有那么點沮喪。
他無精打采地靠在車窗邊，給分局刑偵副局長薛思宇打電話，通報下午在香港了解到的情況。
“林國生看到死者照片時很震驚，事先應該不知情，不太像裝出來的。說他跟呂璐關系時很坦蕩，不是很緊張。他堅稱呂璐被殺與他無關，有不在場證明，為自證清白甚至愿意接受測謊…”
薛思宇跟刑警大隊長黃建峰對視了一眼，追問道：“丁大，他既然知道呂璐不是一個好女人，為什么不離婚，難道僅僅擔心呂璐跑香港去鬧，會讓他丟臉？”
“有這方面原因，雖然他沒明說，但從話里言間能聽出他有另一個顧慮。他跟朋友一起在內地的工廠效益不好，去年底關閉了。在香港有三個店，全是經營服裝的，一個由女兒打理，兩個由他兒子打理，規模并不大，與其說是服裝店不如說是服裝攤。”
“他不是什么大老板？”
“算不上大老板，正因為不是很有錢，所以擔心一旦提出離婚呂璐會理直氣壯地要求分割財產。呂璐雖然沒給他生孩子，但終究是他的合法妻子，真要是鬧上法庭，法官肯定會多多少少判一點給呂璐。”
“他一分也不想給，于是選擇逃避？”
“他知道拖下去不是事，做了很多準備，比如把三個店和房產轉到子女名下，存款估計也給了家人。不再過問生意上的事，整天跟一幫香港老頭喝喝茶或釣釣魚。”
丁新強語氣帶著幾分失落，估計電話那頭的薛思宇心情也好不到哪兒去。
韓博能理解他們的心情，南河等好幾個省份明確提出“命案必破”，現發命案破獲率都是99.9乃至100，可以說命案破獲率已成為衡量一個城市公安局有沒有成績的考評標準。
深正什么地方，是改革開放的窗口，是經濟特區，是比一般副省級城市更受中央重視的計劃單列市！
命案破獲率上不去，內地城市尤其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公安局，可以說辦案經費緊張、警力嚴重不足，深正市局能找這樣的借口嗎？
答案是否定的，顯然不能。
要級別給你級別，要編制給你編制，政法專項編制不夠甚至可以超編，這幾年入警的許多民警都是參公管理的。相比千萬級的人口基數，辦案經費盡管依然緊張，但比內部省份的兄弟市局要寬裕多了。
其它不談，光刑偵局技術處那些檢驗鑒定的儀器設備，放在國際上都是比較先進的。
如果這一起破不了，如果下半年再發生幾起偵破不了的命案，市局在現發命案破獲率這一指標上不僅無法與其他省市的兄弟市局相提并論，甚至達不到公安部要求的80的“及格線”！
一秀遮百丑，一丑同樣能遮百秀。
人命關天，命案偵破工作干不好，上級才不會管你破過多少起其它刑事案件，干過多少其它工作，關局去省廳乃至去公安部開會或許都不好意思提“深正CID”，不好意思再提“深正CID”的“背包精神”。
作為刑偵局副局長，韓博一樣有壓力，沉默了片刻，突然睜開雙眼：“丁大，通知命案中隊，晚上再勘查一次現場，讓同志們先過去，我們等會兒在現場匯合。”
“是。”丁新強拿起手機，又忍不住問：“韓局，要不要通知分局？”
“分局工作那么多，薛局不能撲在一個案子上，通知重案中隊，負責偵破的一線民警去就行了。”
“好的。”
不知不覺，商務車已駛進深正市區，韓博看看外面排著長隊等候過關的汽車，正打算給妻子打個電話，跟她說一聲今天可能又要晚點回去，手機突然響了，關星偉打來的。
“大哥，在什么位置，回去沒有？”
“回來了，剛過關。”工作歸工作，生活歸生活，韓博分得很清，調整了一下心情，半開玩笑地問：“知道我去了都不露面，整整躲了我一天，是不是良心不安，準備請我吃晚飯？”
“誰躲你了，我也很忙好不好。再說我都快跳槽了，用得著避嫌嗎？”
關星偉把裝滿個人物品的紙箱擱在汽車引擎蓋上，摁了一下遙控器，打開轎車后門，又下意識摸了摸藍牙耳機，扶著車門笑道：“我就是打電話問問，別說你已經回去了，就算沒回去也沒時間請你吃飯，晚上有活動，打算帶亞男去湊湊熱鬧。”
“什么活動？”韓博好奇地問。
“慈善晚宴，先吃飯，吃完飯還有慈善拍賣，新老板給的邀請函，去得全是社會賢達，好像還有大明星，需不需要幫你管他們要簽名？”
慈善晚宴和慈善拍賣在內地真是一個新鮮事，堪稱一個嶄新的“舶來品”，但在西方國家和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卻非常流行，可以說是一種上流社會的社交方式。
盡管老韓家有點錢，但韓博從不認為自己是什么上流人士，對這些不是很感興趣，更過了追星的年齡，不禁調侃道：“這是炫耀么，是不是代表著你關星偉從此步入上流社會，成為上流人士？”
“我有資格炫耀嗎，主要是亞男想去看看明星湊湊熱鬧，不過我對藝術品拍賣倒是挺感興趣的。”
能在香港警隊混到警司的沒一盞省油的燈，能從警隊跳到炙手可熱的金管局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妹夫”不是一兩點鬼，韓博不認為他打這個電話僅僅是向自己炫耀，若有所思地問：“藝術品拍賣，什么意思？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已經不是警察了。”
“大哥”果然厲害，一下子就聽出言外之意。
關星偉把紙箱塞進車里，鉆進駕駛室若無其事地說：“《泰晤士報》前年曾進行過一次大規模問卷調查，有效問卷140萬份，產生的一份‘20世紀200位最偉大藝術家’名單中中國無一人入選，日本入選4位，然而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價格卻達到日本藝術家的10倍，這是不是很反常？”
他是專門從事“反洗錢”的，而且一干十幾年，在這個問題上有發言權。
韓博習慣性摸摸鼻子，低聲道：“接著說。”
“如果讓我開列容易成為洗錢工具的藝術家名單，我會把市場價格超過100萬人民幣或港元的藝術家全部列入，包括當代藝術家和近現代國畫大師，這份名單至少在100人以上。”
“繪畫？”
“繪畫容易攜帶，易于洗錢，而雕塑尤其大型雕塑之類的藝術品就沒那么方便。公開報道顯示，一位內地藝術家在加拿大想出手13座大型雕塑，價格從500萬元降到150萬元都沒人愿意買，可是他的油畫在香港卻能拍出幾千萬港元的天價！”
藝術品有許多特點，決定了它適于洗錢。
首先是價值認定沒有權威機構也沒有估價標準，可以輕易炒上天價。國內有一個家伙仿造了一件“金縷玉衣”，被幾位知名的業內專家評估為24億元，若不是買家因為詐騙被調查，誰能推翻那五位頂級專家的估價？
在國內，藝術品的價格完全在于買家愿意出多少錢，因此價格容易操縱，前段時間有一幅畫剛拍完，買家控制的公司就以此作抵押品，豪圈了4.5億元的信托資金。
其次是天價藝術品交易不透明！
要洗錢必須把普通藝術品炒成天價，而國內《拍賣法》規定，拍賣公司有權利對買賣雙方的真實資料保密。《反洗錢法》主要是監控金融機構的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但不涉及對可疑的天價藝術品交易進行調查，留下了監管的空白。
再就是藝術品容易跨國交易和轉移。
國內用來洗錢的藝術品主要是油畫、國畫這些便于攜帶和轉移的類型，并且容易進行更隱蔽的跨國操控，將一些藝術家的作品在兩三年內從十幾萬元炒到幾千萬元。前不久一位國內的知名畫家卷入查稅風暴，爆出其在紐約拍賣場操控自己的作品價格。
這很難不讓人懷疑，誰是他的幕后老板，他在為誰做局？
但韓博現在關心的不是藝術品洗錢，而是想到呂璐被殺案中一個之前被忽略的細節，案發現場的陽臺角落里擺著一幅油畫，靠墻擺放的，不是印刷品，是手繪的，沒畫完也沒裝裱。
呂璐顯然不是一個畫家，也不太可能有如此高雅的愛好。
那幅畫是誰畫的，怎么會出現在現場，畫油畫的人與死者又是什么關系？
想到這些，韓博三言兩語掛斷“妹夫”電話，猛地回頭問：“丁大，打電話問問分局，呂璐案房東和前一個租客的情況查清楚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