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提出的“九弊”說到了明末的癥狀所在，周士相在廣東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針對這些弊癥所做的改革。
如顧說的“學弊”，就是現實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當年從不談心性命理，只談興與取舍，時有六藝一說，而今程朱理學，卻棄實就虛，只高談清唱，而不務實事。具體到科舉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國家便由一幫不通世事，只會八股的書生治理。而為官理政，大小事務無一不務實，這幫八股官員之前從未有過實務，如何能做得了事，從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說“學弊”和“吏弊”是因果關系，因“學弊”而生“吏弊”。
顧炎武道：“欲要解決學弊，重在改制，改科舉制。棄八股，而行算術、刑律、歷法、農事、兵事、工科等，國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術業有專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條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為然，將之前在廣東推行的科舉改革撿要點與顧炎武詳說，從童生入學啟蒙教材至大學堂匯編教材，無一不是貼切實務。又提及當初廣東開辦鄉試，所錄舉人皆至大學堂學習三年實務，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職不為主官，而以“實習”身份于各有司協辦聽辦，以一年為期，考核無誤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現在江南各府進行的“清欠”，不僅士紳階層大受打擊，依靠士紳特權被壟斷的府縣六房也幾乎是被連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聽從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從廣東調來的“新官”，這些官吏現在是推行“建村設鄉”的主力，將來則是整個朝廷的根基。
用顧炎武的話說，周士相在廣東辦的新科舉及大學堂等制度，儼然就是一座山門，若要比較的話，倒和當年的東林書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個為虛，一個為實，一個提倡實務，一個提倡清流。只要山門在，那么可以預見，將來整個大明朝的官吏便盡為此山門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這些新式科舉出來的官員們也會將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動的繼承下去，因為這是他們的根基所在。動搖了新式科舉，就是動搖他們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鑒了前世的“公務員”制度，學生所學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礎上，顧炎武畢竟是當代之人，見識再廣也難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說法都讓他很是吃驚。細一思索，卻是條條切中時癥，比他原先所設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讓他對周士相刮目相看。
論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顧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監生，二人倒也談不上誰高誰低。論思想和學術，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顧炎武，但論見識，卻又強出其無數倍。顧炎武十數年來總結出“九弊”，周士相卻早已經著手落實。雖其中有些手段過于強硬，暴力，是良藥，可也是猛藥，糾枉過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藥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說，廣東鄉試后很多中舉的讀書人不愿入大學堂學習，只想立即去做官，這能行？確實，千年以來，科舉也出過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實在是少，于其讓他們連理事的才能都沒有，不如改革科舉，使中舉者確能為國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來的俱成灰土，留下來的才有可能成為金子。顧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軍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卻始終處于空談之中的革弊會一一實現。顧炎武自己是讀書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這世上怕死的讀書人遠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為自身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讀書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讀，只為一朝中舉，光宗耀祖，可不是真為了什么繼承先賢。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這話聽著激昂，可事實上讀書人又有幾個真是為這宏大志向去讀書的呢？
對于“錢弊”，周士相的猛藥自然是“糧票”制了。
顧炎武認為流通金銀多入商賈之手，漢唐之時國家貨幣非以金銀為主，實以米帛實物為主，如此才使國家富強。至宋代開始專用金銅，結果國家越發積弱。當年秦國無金屬流通，結果卻吞六國，由此可見金銀的大量流通對于國家并非好事。
現在，大明朝也極度缺乏糧食，金銀之物卻是許多，結果就導致有錢不一定能買到糧食或需要的東西。崇禎年間的流民之亂證明了錢弊。大量的金銀在商賈富人手中，致使朝廷無有錢財賑災、安置災民，甚至連軍餉都發不出。有錢發下去，的官員又是層層漂沒，到了百姓和當兵的手中少得可憐。結果就這少得可憐的錢也買不到救命的糧食，這人，不反也得反了。
來到這個時代也有幾年了，除了和宋襄公探討過明末以來的相關積弊，周士相還從未和誰像今天這般暢談過。他將糧票的作用仔細解釋給顧炎武聽，顧炎武聽后指出不可單一發行糧票，畢竟百姓對這種紙質東西并不十分信任，弄得不好就會和“交子”一樣。周士相忙又將廣東銀庫發行的銀元和糧票雙結合，且在官府體系內首先保證糧票的價值，如何確保，及如何回收，如何兌換等等方法一一說了。
“兵弊”和“將弊”也是因果關系，二者可簡化為“軍弊”。歸根結底，軍弊的關鍵就是自宋以來的“重文輕武”，上至國家，下至民間，都將武人視為仆役賤奴輩，有事時驅使賣命，無事時則百般欺凌。明初因開國勛貴尚在，情形還好些，至中期以后，非但是兵卒，高品武官也備受歧視。當官的都沒心思帶兵打仗，自然一門心思想著謀利，結果自然就是讓手下的兵越發不像個人。
周士相對此的解決之道肯定是文武并重，他將“非軍功不得封侯伯、非侯伯不得入閣”的理念道出，甚至計劃日后府縣官吏都要有相應的從軍資格。這并非說考中科舉入了大學堂學習的讀書人一定要上前線打仗，而是讓他們要接觸兵事，知曉兵事，做到隨時可從文官轉為軍官，或從軍官轉為文官，使文武共為一家，不分你我，如此出將入相。
“服兵役者其家可減賦、立功者可授官，可晉爵，更可免賦。軍官可考科舉，科舉者可考兵備學堂，文武兩道合并。百姓當兵，其家田地，父母妻兒，官府都要予以照顧，使在鄉有地位，出鄉有便利，如此，兵弊也好，將弊也好，都可革除。”
“任重而道遠。”
顧炎武畢竟沒有親自帶過兵，周士相所說的道理他能明白，僅一非侯伯不得入閣，恐怕就能讓這天下所有讀書人再也不敢輕視武人，但具體實現起來卻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稅弊，我意廢除丁稅，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
“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顧炎武眼前一亮。
歷朝歷代征征田賦都是收丁稅，即人頭稅，凡是成丁之人皆要交稅，而不是按其家實有田畝納稅，這就加重了農民負擔，而在土地兼并嚴重的明朝，丁稅制無疑也是王朝覆沒的一大因素。周士相提出廢除人頭稅，攤丁入畝，便是基于土地是不變，人口卻是變動的這一現實進行的稅賦改革。從此以后，不論百姓家中添有多少人口，都按實際耕種田地納稅，這自然就減輕了百姓負擔。而那些地主大戶，則不能再如從前般偷稅少稅不納稅。
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這種行為在明朝稱為“耗羨”。周士相意將耗羨改為正稅，定下固定數目，意在打擊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而這部分正稅則作為外官薪給，對整頓吏治、減少貪污有積極作用。
顧炎武覺得這兩個辦法不錯，但提醒周士相，州縣于額征火耗之外，可能會暗中加派。周士相對此采取的措施自然是加強官吏監督，如何個監督法卻是日后的事。
對于“藩弊”，周士相顯是不愿再以國家財政供養朱明宗室，他的意思很簡單，宗室須自食其力。因為這件事涉及到對朱明宗室的具體處置辦法，周士相不好和顧炎武深談。
解決“義弊”的最好辦法就是讓那些士紳知道弊之所在，而如何讓他們知道，就需要一場大討論，將明末以來的種種弊端交由士紳自己來討論，周士相自己強行說哪個不好，那效果肯定適得其反。他可以用武力，用刀劍迫使讀書人按他的辦法來，但卻不可能改變他們的心。
周士相詢問顧炎武如何能革義弊，顧炎武提義在南都舉行一場公揭。
“公揭”是什么，周士相不太明白，正要細問時，桂永智匆忙入內，將一封急遞恭敬的遞到了周士相手中。
周士相向顧炎武微微致意，打開急遞，掃了幾眼，勃然變色，怒不可遏道：“吳三桂個逆賊，安敢害我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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