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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以來，明朝幾無科舉。只永歷四年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朱天麟薦其弟朱天鳳主持貴州鄉試。永歷八年孫可望又在貴陽設科取士，并取中陳士基等54人，此次開科舉士便相當禮部會試。會元陳士基被孫可望委任為四川慶符知縣，后薦擢兵部武庫司員外郎，頗有能聲，吳三桂部清軍入川后其棄印歸里，現下落不明。
除這兩次較有影響的鄉試和會試外，便是永歷十年晉王李定國在云南組織了一次鄉試，取士36人。太平軍占領廣州，擊敗濟度南下大軍后，周士相考慮到收攬士子人心，遂在宋襄公的建議下開了一科廣東鄉試，取舉子一百余。只不過廣東這次鄉試和以往科舉不同，中舉之讀書人并非直接授官，而是先至廣東大學堂進學三年，學得術業方可授官。此舉令得不少廣東士子不滿，遂有了去年的沖擊行宮案。在讀書人看來，只要科舉得中，他們就應該得官做，而不是再去學三年雜學，耽擱他們的年華。
沖擊行宮案被鎮壓后，周士相領軍北伐，廣東方面致力于建村設鄉和生產民生恢復，為前線提供糧草，打擊境內土匪，大小衙門忙得團團轉，哪有精力再開什么鄉試。南都光復后，周士相忙于平定江南、穩固占領區及渡江之戰，也暫時顧不上科舉之事。但此事卻是已經提上了他的議事案板，因為他深知所謂人心不是指百姓之心，乃是指士紳之心，而最能拉攏士紳的手段無疑就是開科舉取士，使得這些士紳能有出仕之途，如此他們便會投身新朝，而不是首鼠兩端。
換言之，周士相早就想開恩科，而恩科收納的士子在眼下無疑就是指江南的讀書人。只是此事他一直在猶豫，因為現在他還沒有足夠的人才幫助建立些類似前世的科學制，形成系統的理論，甚至連教材都沒有幾本，學校也只草創的廣東大學堂一所，故而若開科舉，只能從舊有八股來取，這樣取上來的士子并不符合周士相用人初衷，甚至還會和他將要推行的政策抵觸。
再好的政策也需要人來執行，倘若執行的人就是反對的人，那這政策自然無法推行下去。太平軍的各級軍官文盲率又達到了百分之八十，所以也不可能指望從軍中調人著手此事。考慮及此，周士相便想將此事先放一放，左右定武朝新立，且并未天下一統，朝廷也好，軍隊也好，重心仍在戰爭及準備戰爭，所以并不著急就要開科舉。另外降官也很多，這些人倒也不是盡是無德無能之輩，有些人無德卻有能，用他們來安撫治理百姓，先頂上一陣是完全可以的，不需大規模任免新官。
周士相計劃等到廣東大學堂培養出來的那批人才，在廣東各地做出了成效，取得了經驗后，真正能成為推行他政策的有力臂助后，他才能考慮開科舉。這樣即便首開的幾屆科舉仍不合他心意，但至少有人能夠幫助他去慢慢改變，而不是束手無策。最起碼，在南京和一些省會城池開一些新式學堂還是能夠做到的。朝堂上再提倡一些新學，重用一批新學官吏，或明或明，種種手段之下，新學總能在重生的大明立住腳。那時，溫水煮青蛙也好，強制推行也好，就不愁無人可用了。
但現在錢謙益他們突然提出要開定武朝的首屆科舉，且是以“恩科”名義，并獲得了定武帝的首肯，郭之奇這個首輔對此事也很熱衷，就是張煌言他們也紛紛上疏呼應此事，這就讓周士相不能乾坤獨斷，再拖延此事了。
錢謙益的上疏副本周士相看了，理由很充分，說大亂之后，人心思定，此時當療瘡痍、蘇民氣、安天下，科舉一開，自是士子歸心，天下人亦能安定。錢謙益的上疏還有另一層意思，卻是想通過這屆恩科將江南讀書人吸引進定武朝廷，這樣他們就不會再對吳三桂奉迎的永歷帝抱有期望。
人性為私，做了定武朝的官，士子們自是會全力維護定武朝。周士相也相信這點，他甚至敢肯定將來若唐桂再相爭，最先跳出來擁護定武帝正統性的肯定是這些考了定武科舉的讀書人。
再三思量之下，周士相同意了開科舉，傳話給南都的丁之相和袁廓宇，讓他們擬個科舉的章程出來。并規定首屆恩科只在江南、江西、湖南三省開，其他地方暫不開。時間大致定在三月先在各省開鄉試，爾后由各省統一將中舉士子送至南京參加會試，最后再舉行殿試，選出定武朝的狀元、榜眼、探花郎。至于清占區若有讀書人愿意過來參加科舉，各省也可予以安排。
在時間上，三月開鄉試，四月就開會試和殿試，這肯定匆忙了。這年頭不是周士相的前世，一兩天就能坐車幾百公里下去。士子們從家鄉趕到縣城、府城都得幾日，至省城最長的能要二十多天。所以雖允許外地省份前來參加科舉，但真正能參考的實際還是三省士子。
不讓兩廣送士子來參加會試，是周士相現在將兩廣視為自己的實驗田，不愿聽他話的士子多半不是都在牢中，或奪了功名遣回鄉監管，留下的都是識時務的，肯踏踏實實學新學的。這些人就算才能干限，但其態度卻決定了周士相愿意重用他們。只要他們學有所成，在地方上做出成績，周士相不介意他們中的杰出人材將來能夠塞布朝堂之上。
提筆寫了給丁之相和袁廓宇的書信后，周士相想了想，又在信上最后寫了260的人數。這260人便是此次科舉所錄進士人選，三省送往南京參加會試的人數也是這個數字，會試后一個不黜。
安排好科舉的事后，周士相方才來到軍部的參謀室，和軍部官郭雄他們商討起浙江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