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過晚飯，蘇虞兮先告了辭，蘇巍瀾看著這個堂妹如皎月般的背影若有所思，本來是想說服她幫助自己，重新回到“偶像計劃”的，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她說服，股票下跌是正常現象，非他之過，也只能苦笑兩下。
柳花茗從窗戶里看見蘇虞兮走遠，忍不住問道：“你妹妹說的那只股票能買嗎？”
蘇巍瀾“呵呵”一笑，頗為自豪的說道：“放心買吧，真要虧了，我賠雙倍給你”
柳花茗挽著蘇巍瀾的手，語氣甜蜜的說道：“我才不要你賠呢.......真要虧了，你連續陪我兩個晚上，我就滿足了.......”越是在有錢人面前你就越要表現的不在乎錢，越是在有權勢的人面前，你就越要表現的不畏懼權勢，這是柳花茗混跡尚海上流社會一段時間的總結，不能不說她還是很有稱為交際花的潛質的。
而蘇虞兮在回去的路上，在考慮的是如何加速華夏唱片業的死亡，可以說程曉羽的突然崛起強行替華夏唱片制造了一個高潮，也為華夏唱片業的衰敗至少延續了兩三年的時間，可以茍延殘喘一下。
如果剝開程曉羽一個人創造的銷售數據（毒藥偶像計劃罪惡王冠），其實華夏唱片的實體銷量已經比曾經的頂峰2007年的銷量，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六。
只是唱片業內部的人士并沒有意識到輝煌已成過往，唱片已經馬上就要被網絡擠壓到了歷史的墻角，光看大數據唱片業似乎沒有任何問題，但經過程曉羽的提示，蘇虞兮才通過觸目驚心的數字發現“唱片”這個曾經紅極一時的時代寵兒已經在慢慢的走向遲暮，甚至步向了死亡的命運之路。
唱片業作為“舶來品”早年在華夏并沒有形成規模，起初還只是在華夏錄音，在國外制作完成唱片。直到上世紀30年代，隨著唱片在國內的普及，逐漸形成了“新索”、“勝利”、“大中華”三大唱片廠牌以及十幾家小型唱片公司的體系。
1979年，太平洋影音公司正式成立，標志著我國唱片業進入音像時代，經過不過短短十多年，300多家音像出版單位、數百家復制生產廠家、10余萬家銷售商平地而起。這時候新索唱片公司、橙天唱片公司、上河唱片公司等新崛起的唱片公司相繼在華夏做得風生水起，華夏的唱片業開始騰飛。
但時至今日，音像出版單位不增反減，CD生產廠家也只剩下了十多家比較大型的廠家，銷售商更是只剩下了少數大型連鎖店，當然這是商業趨勢。
可華夏無人注意，就在今年年初，經歷了二十年的運營，美國最大的音像連鎖商店，千禧音樂（MillenniumMusic）正式對外宣布，不僅要裁員，還要關閉三分之二門店，將主要銷售陣地轉移網絡上面，并計劃持續減少門店數量。
而曾經隨處可見的華夏的私人音像店，具數據顯示也在縮減，但私人音像店只占華夏音像店的一小部分，因此并不具備參考意義，而國有的大型連鎖音像店，他們暫時還虧的起 蘇虞兮從美國音像行業的逐步衰退，已經看到了程曉羽所預計的唱片業的未來，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首先她要做的就是把新發的這張“偶像計劃”的專輯銷量打到歷史最低點..
蘇虞兮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遠，卻也沒有忽略她最在乎的問題，程曉羽在監獄里，實際上是脫離了她的掌握的，當然她不是沒有想過，但如今媒體如此發達，加上程曉羽又是重點關照對象，并且許沁檸還在東京，她自然不怕程曉羽又會神秘消失。
而此刻伊集院靜美也展開了自己的營救計劃，當所有人都在想著走法律途徑解決程曉羽的問題的時候，許沁檸想到的是保外就醫，并打了電話給伊集院靜美，問有沒有辦法，多少錢不是問題，伊集院靜美只是叫許沁檸別急，她作為一個準霓虹皇族，想的卻是另外一條路，通過輿論來推動天皇發布“特赦令”。
根據《霓虹憲法》第一十六條，天皇有權大赦、特赦以及減刑，但光憑借她做說客分量不夠，必須有民意。
前些日子關于程曉羽紀錄片的播放給他贏得了不少口碑，但這遠遠不夠，此時還要把程曉羽在法庭上營造的死不悔改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讓他成為一個英雄才行。
伊集院靜美心中早有腹稿，說起來她欣賞的就是程曉羽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這種精神也是霓虹貴族和武士道一直所推崇的精神。
伊集院靜美找關系在霓虹風氣最自由的《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名叫《君子如‘羽’》的文章，這篇文章被刊登在了最紅的板塊《新聞視點》，又因為是準太子妃寫的，因此引發了霓虹民眾對程曉羽的“玉碎”精神的大規模討論。
文中寫道：“去年十月份，我第一次見到了曉羽君，很多人費解他為什么會來到霓虹，我其實也很想知道這個答案，于是苦苦糾纏了數個月，花了無數心思，終于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專訪，前些天他的案子塵埃落定，無論在華夏還是霓虹，對于判決都各持一詞，在這里我不想討論這個判決是否公正，我只想說說我心中的程曉羽，和他所秉承的“玉碎精神”。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程曉羽的官司早已通過互聯網傳遍了世界。但令人奇怪的是，與去年主流媒體的“罵聲如潮”相比，今年判決前后媒體的反應卻是出奇地‘平靜’，眾人只在意他該不該被判刑，然而在網上在報紙，沒有人討論程曉羽到底是個怎么樣的人，而無論在報紙還是網絡，你幾乎找不到一篇像樣的評論。
一是，因為這場官司時間拖得太久，原來喜歡批判程曉羽的“右派”，罵人的激情已冷。
二是，因為大多數人對程曉羽根本不懂。不僅那些逢華夏必反的“右派”看不懂，就連我身邊的大多數普通看客也是一頭霧水，他們不懂程曉羽到底在堅持什么，他為什么死不認錯。
在大多數人心里，如果程曉羽誠懇地道個歉，說幾句漂亮的場面話，那么這一頁就算翻過去了——記住教訓，放棄仇恨，得到人民和法律的寬恕，程曉羽依舊還是個好“同志”。
但以我個人對程曉羽的了解，我認為這純粹是一廂情愿。他可以說遺憾，能夠說反省，卻不會認為自己錯了，他在頑固的堅持自己的正義！
其實這樣的程曉羽正符合我們霓虹人的審美，這種獨特思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糾結的玉碎精神”。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說：在美國人看來，霓虹的軍國主義電影是他們看過的最好的“反戰電影”。無論是描寫日俄戰爭，還是“七七事變”，鏡頭里展現的都是泥濘里的行軍，鏖戰的困苦，你看不到勝利的場景和“萬歲沖鋒”…一家三代，歷經三次戰爭幸存的代表，他們成了瘸子、瞎子、殘廢人…
但這卻叫我啼笑皆非，外國人從這些電影中看到的是“反戰”，而我們自己看到的卻是“英雄主義”。我們對英雄的定義與美國和華夏截然不同。
華夏人評倫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確”。孟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華夏開國元首說：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就比鴻毛還輕。
在華夏人看來，一個人立場錯了，還十分拼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因此程曉羽的行為在華夏人看來有些愚蠢，華夏人講究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講究的是“瓦全”，但程曉羽偏偏是個在美國長大的華夏人，他的思維具有美國人的個人英雄主義，也有華夏人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而這樣的精神最符合我們霓虹人的英雄觀，我們霓虹人一直都認為英雄與立場無關，而在于他是否“努力”。如果這個人剛好又身陷“小情義”和“大情義”的矛盾之中，最后他舍卻“小情”，成全“大義”，那么這個人就是大大的英雄。
在我們霓虹人看來，經歷了“痛苦的糾結”，最后拼盡全力盡到了自己的本分，堅持了自我，這樣的人就是英雄。沒有“痛苦的糾紛”就沒有戲劇性，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
有時候為了襯托英雄，文學作品會把這種“痛苦”搞到在外人看來“極其變態”的地步。民族史詩《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為了給主公復仇，竟把妻子賣到妓院里，籌集經費;有的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竟要殺掉親妹妹;有的殺掉自己的岳父;有的為了刺探情報，竟把妹妹送給敵人做小妾…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里，將軍禁止武士私相復仇。浪人們雖然手刃仇人，卻同時違反了將軍的命令。為了給將軍一個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盡。我們的小學課本中對此的評論是“這真是兩全其美的辦法”。
魯思本尼迪克特說：霓虹人認為真正的強者應該能夠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
近代以來，我們試圖建立某種可以凌駕于一切領域的道德標準時，我們常常選擇“誠”。
而程曉羽這樣的行為，無論哪一點都做到了，他從華夏來到霓虹么就是“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他在法庭上的堅定，正是對自己，對他人，對法律的“誠”，他的堅持是糾結中兩全其美的辦法。
我們在來看看《地獄十日談》中程曉羽的表現，當之無愧的“英雄”！
活下去!這是一個糾結了霓虹幾千年的難題。
我們霓虹是一個被火山、地震、海嘯、戰爭、貧窮、饑餓反復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機”像一把高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一方面讓我們民族養成了堅韌不拔的個性和一絲不茍的做事態度。
“活下去”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終極目標，甚至“活下去”都成為了我們的偏執。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山本五十六曾經讓參謀制定了一個進攻和征服印度的計劃，但目的確是為了保護已經到手的新加坡，這就是典型的霓虹思維。
實際上一度“活下去”已經成為當時霓虹最高的價值判斷和一切行為的借口。
為了“活下去”，我們可以策劃陰謀，編造謊言，突然襲擊，出爾反爾。為了“活下去”，在戰敗之后我們可以委屈求全，撥出5000萬日元作經費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并在報紙上打公開招募了6萬名霓虹婦女為美軍提供曾有人調侃說：如果有一天霓虹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為了保護地球。
而如今，我們卻在責怪一個為了讓自己妹妹“活下去”的程曉羽，不擇手段！
這是多么的可笑。
最后，用一句電影中的話來結尾：“活下去的人該做的，就是不要辜負那些死去的人。把故事繼續下去。”
雖然我們沒有程曉羽這樣特殊的經歷，但在每個時代，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故事發生。大家把各自的故事埋在心底，當做什么都不曾發生過一樣活著，那些從戰爭中幸存下來的，那些從地震、海嘯中幸存下來的，都有屬于自己的別樣經歷。
我們無法審判在絕望的環境中人的所做作為，但是程曉羽是高尚的，分食物給他人，冒著生命危險攀登電梯井，自己一個人抗下了殺人的惡名，而這些人還是窮兇極惡，威脅他們生存，殺害他救命恩人的仇人現在你捫心自問，他錯了嗎？
程曉羽當然沒錯，他只是一塊被霓虹法律打碎了的“玉”。
（特此聲明，此文無關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