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張弛還以為，用上“選舉”制度后第六軍的老軍官只怕要全軍覆沒了…畢竟老軍官絕大多數都是有關系或有背景的人，就連李鎮和吳國喜這兩人都不例外。
當兵的平時受夠了這種“有背景”、“有關系”的霸凌，或者也可以說是不公平對待，這時候有機會翻身了當然會不假思索的把這些“背景關系戶”一口氣全部換掉。
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第六軍中原有的許多軍官都得到了晉升，比如李鎮竟然被推選為第六軍的軍長…從一個團長升為軍長，這也可以算是坐火箭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相當一部份軍官被草根階層替換，不過數量沒有張弛想像的那么多，大慨只有一半。
后來想起來，這大慨與幾個因素有關。
首先，“背景關系戶”有時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個不合格的軍官，因為這其中的“背景”，很可能就代表著這軍官是從軍校出來的，具備了一定的指揮能力和素質，比如李鎮的背景就是黃埔畢業。
其次，更重要的就是當兵的有點習慣于被這些“背景關系戶”指揮了，甚至往往還認為就是需要像“背景關系戶”這樣的文化人才能做軍官…這或許也不能說是習慣，而是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長期給百姓灌輸一種定性思維：這些當官的事普通人干不了，必須得讀書人或是德高望重的人來擔任才能服眾。
為什么要灌輸這種思想就不用說了…這年頭，草根階層很難得到高等教育，所以接受高等教育的絕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這種思想如果形成了“共識”之后，資產階級就可以輕而易舉的站在食物鏈的頂端。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床下都督”黎元洪。
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湖北新軍在武昌起義控制了武漢三鎮。但這起義是沒有周全的計劃的，革命黨人是抓住清軍將兵力調出武昌防御力量薄弱的時候臨時決定發動起義的，于是起義成功后卻不知道讓誰來當頭。
想來想去，革命黨人認為應該選擇當地人而且有相當聲望的黎元洪來穩定大局。
而黎元洪根本就沒那個膽量“謀黨人來請的時候，他百般推脫。而革命黨人又死活就要讓來主持大局，逼得沒招了革命黨人就浩浩蕩蕩的帶著槍在門外叫：“你出來也得出來，不出來也得出來！”
嚇得黎元洪躲到三姨太房間的床底下…革命黨人哪里會連這點道行都沒有，三兩下就把黎元洪找到并將其從床下拖了出來，用槍逼著當上了革命軍的領導，“床下都督”這稱號也就落下了。
由此也可以知道，當時的百姓甚至革命黨人受到的思想上的毒害還是根深蒂固的…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看，革命軍的領導人重要的不是什么聲望或是本地人，而首先應該是革命的決心和意志，之后再是能力之類的其它東西。像黎元洪這樣被硬架著當上革命軍的領袖，那肯定是不合格同時也不會有很大的作為的。
此時，第六軍的“選舉”相當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這種思想的禁錮。這時張弛才明白，要解除形式上的束縛容易，想解除思想上的束縛就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
不過這問題并不是很大。
畢竟這些軍官在選上后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更重要的還是能夠在軍隊里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優勝劣汰的機制，這樣只需要一段時間的訓練后，就可以把不合格的軍官淘汰掉換上合格的、優秀的軍官。
這些制度、訓練什么的，自然就由王麻子來負責了，新七軍有現成的制度…直接用史迪威訓練新七軍的那一套，當然不是全盤接受，在這其中取消了一些不適合中隊的東西，消化、吸收后再用在第六軍上。
對于第六軍的改革還算是能夠比較輕松的就做到，畢竟第六軍剛剛被“鎮壓”住一次“兵變”，而且所有不服氣的軍官都知道…新七軍有一整支美國艦隊在支持，再加上張弛等又有士兵們的支持，所以想換誰就換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沒有人敢有半聲異議。
但第六軍以外的第53軍和第54軍就不一樣了…這兩支軍隊有自己的軍長、且指揮權還在蔣校長手里。對于它們，就別說改組了，指不準什么時候又玩一次“霍獻杰”事件。
所以，“霍獻杰事件”應該來說還是好事，在此之前張弛一直把焦點集中在中國東北的方向，完全沒有考慮到內部潛在的危險。
現在想起來，這樣的一支軍隊就算在路上訓練出了相當水準的戰斗力，但真在戰場上卻會因為指揮不統一甚至暗中給你來一刀而使戰線全面崩潰…類似這樣的事，中國戰場上已經有不少的先例。至時，中隊進入東北作戰，蔣校長只需要來個遙控指揮暗中使壞，來個借刀殺人就可以輕松的把新七軍往火坑里推。
這也是張弛還要留在拉包爾的原因，他必須要把這些軍隊的指揮權拿到手并進行整合。
而要想和平且迅速的拿到指揮權，就只有一個辦法。
隨后張弛就給哈爾西打了一個電話。
“將軍！”張弛說：“雖然第六軍的問題已經處理得差不多了，但是你知道的，我們至少還有另外兩個軍…也就是第53軍和54軍，它們就不是那么好辦了！”
“嗯！”哈爾西顯然也考慮到了這一點，他有些無奈的回答：“上帝，我還以為你們中隊跟美軍一樣，還以為這些軍隊馬上就可以投入戰場，現在才發現這是大錯特錯了！”
“是的！”張弛說：“我們還沒有準備好，而這需要您的幫助！”
“沒問題！”哈爾西想也不想就應道：“需要我怎么幫助你們？”
“把這件事向羅斯福總統做個詳細的報告！”張弛說：“并通過羅斯福總統向蔣校長施壓，讓他交出指揮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