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貢獻唐軍兵力最大的一個海外領了，當前有大約二十萬日本裔在籍唐軍軍人服役。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些軍人實際上大都出身于之前的武士階層，或者有些是在工業革命中富起來的商人子弟。最初日本海外領建立起來的時候，是出現過一批小農子弟的日裔唐兵，不過一代人時間，因為身份的優待，使得這些原本的農家子弟，不僅是簡單獲得了姓氏那么簡單。他們的家族往往情況得到很大改善，一些人經營起更大規模的家庭農場，一些人則成為商戶，更典型地則是變成了公務員。畢竟有過服役經歷的日裔，更容易受到海外領政府的信任，從而出任官員。所以，這些農家子弟最后幾乎都不是農家了。
日本和華夏一樣，是一個等級社會，甚至等級化的桎梏比華夏更為嚴苛死板。大唐對于各海外領的管理，都是集權和自治的權衡，來自中央政府的唐人派遣官員享有比較大的權力，同樣也分配給當地族裔的官員不小的權力。加上任職的流動性，比如日本公務員可能流動到夏威夷任職，暹羅官員可能轉任北印度等，所以一直以來，大多數海外領對于大唐中央權力并沒有什么抵觸，而是愈發融合的。
海外領本地官員的權力，很多情況下可能會演變成并不那么符合大唐價值觀的形勢，就日本來說就是門閥政治。只不過對大唐而言，日本海外領的門閥政治并不存在威脅大唐統治的情況，所以并無從本質上改變這個情況的想法。甚至，門閥政治下的日本能夠穩定地向大唐輸出各種資源，日本的經濟增長不亞于東亞和北美，同時提供了大量的忠心且可靠的兵源和其他人力資源。其他海外領也多少都擁有一些自己的特點，大唐也皆遵循只要不是反唐的，且有利維護穩定和發展的，都可以保存下來。
日本門閥政治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很難被選拔成為唐軍士兵。在普通華裔看上去很正常的事情，在廣大日裔眼中就是黃金車票一樣。日本海外領同樣執行志愿役和義務役相結合的征兵政策，但在籍地的人武部有權力來確定人選，所以門閥子弟是優先的，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有沒什么背景的人被選為唐軍士兵。
這也造成了一個情況，就是日本的門閥中，幾乎家家都存在子弟服役，相當于武士傳統的延續，這也是很多原本武士家族的希望和認可的東西。不過，門閥這個東西在選兵的時候管用，進了軍隊之后，仍舊要看個人表現和努力才能晉升。倒是軍官本身來源于大唐日本軍官學校，所以大門閥的子弟基本上不會從基層做起，而是直接進官校讀書的。
而這一次，唐軍史無前例的擴軍計劃，使得原本毫無機會的一些日裔，面前鋪下了一條金光大道。日本人是看著當年那批最早服役于唐軍的家伙們最后成為了這個日本海外領社會中的上流的，他們無不懷有復制當年那條路的心思。
小澤慎吾就是如此的，他也有幾分靈巧心思，畢竟報紙上到處都在傳560萬的龐大擴軍計劃，作為唐軍的主要兵源地之一，日本肯定會貢獻更多的兵力。小澤慎吾這樣的普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海外領政府的本地勢力，在聞聽國家做出戰爭法案的時候，奮勇爭先地提出有日本提供百萬的兵力，前往歐洲作戰。這種瘋狂的舉動肯定不能被中央政權所答應的，不過最終日本海外領還是攤派到了約50萬人的征兵額度，也是所有海外領中最多的。
人口最多的北印度海外領反而卻不如日本，總計有35萬人的征兵計劃，這是國防部認為唐印軍的戰斗力不如唐日軍的結果。其他海外領也有一些攤牌，加起來總規模正好是一百萬。
召集大量少數族裔參戰，并不是讓這些人替華裔去送死。沒有什么比為一個國家奮戰而更能團結不同民族的人民的事情了，軍隊是一個增長認同感的地方，海外領的少數族裔在非歧視的情況下，身負大唐國徽，為大唐而戰，無疑可以強化他們的國家認同感。想要拉攏一批人融入國家、認同國家，并不是給他們所謂的自治，或者不用他們交稅，讓他們走一套跟國家主體不同的政策，而是讓他們與國家中其他的人一起共命運、同奮斗。少數群體的優待并不算優待，反倒是增強異化，從而引發撕裂。
大唐從建立第一個海外領到現在，之所以能夠維持這么多海外領的正常運轉，不僅僅是具有強大的武力，提高了海外領居民的生活水平，重要的還有有這么一套正確的方針大略，能夠連接國家中的每一個人。這一點在進入19世紀之后更為明顯，大唐統一了所有海外領的經濟計算，并且更加統籌的安排發展。海外領居民并不覺得自己被歧視，而是這個國家平等的一部分。
戰時狀態下，不僅華夏和北美的工業被推動起來，各海外領的工業也加速運轉來滿足軍事需求。日本的工業規模雖然不及華夏和北美的密度，但是說起來也不遜一個歐洲國家了，技術上更是先進，畢竟要滿足成為大唐工業體系中的一環。日本主要生產大量的輔助性軍事物資，包括軍糧、傘包、道具等，當然也有數量不小的企業，生產完整的武器系統，如裝甲車、小型作戰船舶等。借著戰爭的這一春風，日本一些企業也得以獲得更新的技術拓展，從而為軍方服務。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業，都在戰爭中獲得了大量的訂單，為北方工業、波音等大唐軍工巨頭，授權生產武器裝備。當然日本工業是碎片化的，極不完整，更是十分依賴連接在大唐這個整體工業體系上才能夠正常運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