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主義兄弟國家互助法案》并不是秘魯人獨創的，實際在一個月之前，南美國際主義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大唐國會就已經通過了該法案。秘魯國會通過類似法案，算是一種呼應，也是明確了自己是站在大唐這個陣營中的。
嚴格來說，此時的大唐是沒有一個真正的盟國的。理論上清帝國雖然跟大唐簽訂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盟約，但是唐清之間是典型的貌合神離，清廷對于大唐是不信任的，而且大唐也隨時準備著吞并清國，徹底結束野豬皮統治的時代。
直到秘魯成為第一個取得國際主義革命成功的獨立國家，大唐才算是擁有一個盟友。當然盟友的地位是平等的，而秘魯顯然不可能跟大唐平起平坐，確切地說是一個小兄弟。
所謂互助法案，實際上是國際主義陣營中增強連結的一種方式。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上，法案規定國際主義兄弟國家應保證在政治上的統一，以及外交上的統一。看上去這一點上是妨礙了小國的外交自主權，但實際上小國也從來沒有獲得過外交自主，向來都是由大國去左右的。就像是另一位面中的宇宙第一大國韓國，北棒爆了氫彈之后，關于薩德系統的部署問題，就被中美兩國連續拉扯。美國是韓國的大哥，美國想要部署薩德，韓國也只能順水推舟；而中國是韓國經濟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兩國用了極大的精力弄出了中韓自貿協定，如果韓國不顧及中國的感受，那么韓國遭受的間接損失是千億美元級別的，更對于當時韓國國內雪上加霜的經濟是一個重創。
而對于現在的秘魯來說，顯然不可能跟原本的宗主國，以及其他的歐洲殖民國家建立多么親密的關系。秘魯能夠獨立，可以說大唐是出了最大力氣的，從思想宣傳到人員培訓，再到武器裝備的援助，沒有大唐秘魯是絕對不可能獨立的。而且在地理位置上，雖然二者分布在美洲的兩端，但是卻是秘魯能夠在最短距離內接觸到的最強大的國家，所以秘魯就算不是一個國際主義國家，那么維持與大唐的外交關系良好，也是他們的外交政策的主軸。
以這種立場出發，加上秘魯本身從一個被西班牙人剝削而缺乏什么建設的貧困和落后地區，阿馬魯二世承諾要給秘魯人更好的生活，那就必須增強與大唐的經濟聯系。
所以在互助協定中，關鍵的一點就是，為了增強國際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秘魯不對國際主義國家設定關稅，僅對相關需要進行保護的產業和經濟部門上，適當加以限制。大唐沒有用老舊的霸權思想，強制性地要求如果做任何調整都必須跟大唐進行商議，穿越眾是見過后世的發展的，知道這樣的手段也許可以管用一段時間，但是很容易激起逆反，而且真正需要讓一國的經濟附屬于自己，完全不需要利用這樣的手段，比如另一位面中的大就走了很多新路，比如說。
這個規定也使得幾乎大唐各種商品在進入秘魯的時候，都是不需要繳納額外關稅的，對于當地消費者是有好處的，因為必然降低了消費成本，當然對于國家來說不算有利，因為這是一個巨額的收入。就以大唐來說，出口產品是無稅的（除軍火等產品門類），從別的國家進口的產品，由于對方不給自己最惠待遇，所以也是要收關稅的，這一筆錢也絕對不是小數字。
自然秘魯新政府也并不缺錢，大唐先期提供給了秘魯政府500萬唐元的無息貸款，用于短期的政府運轉，同時秘魯革命軍獲取的大量來自西班牙殖民者的財產，也都變成了新政權的東西。同時秘魯政府還計劃將一些自己無財力開采的礦藏和土地，售賣或者出售給大唐的投資企業，這也是十分巨大的一筆收入。秘魯顯然也是要走類似大唐那種有政府經濟部門干預計劃、宏觀調控比較強、市場占據核心地位的經濟模式。這勢必需要建設一批國有企業，投資大量的基礎設施，秘魯通過售賣國有財產可以獲取來自大唐的資本，同時一些項目也可以直接引入來自大唐的投資商。
而通過這樣的方式，大唐的經濟觸手也越過貿易，進一步滲透進入秘魯，從而更加緊密地把秘魯綁在自己的經濟體系上。這種模式跟西班牙人和其他歐洲列強的經濟掠奪不一樣，歐洲人掠奪資源和財富之后，除了一堆麻煩什么也都沒有留下，而大唐以類似的方式，同樣獲得了來自秘魯的資源和市場，但是同樣也為秘魯人建立起了公路、鐵路，醫院和學校，建設出了一個個現代化的城鎮。
這也是大唐所推崇的互利的國與國之間相處的模式，談不上多么平等，但一定是互利共贏的。只有在另一方也得到實際好處的情況下，這樣的關系才能夠相對持久和健康的維持下去。
當然相對地，作為主要的援助方，大唐的互助法案里面內容更加豐富，包括向國際主義兄弟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國防軍事方面進行支持和培訓，并且大量招收來自兄弟國家的留學生進行學習。可以說，這套法案一出，已經使大唐擁有了一些另一位面中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樣子，只不過沒有毛熊那么蠻橫和粗狂，更加謙和與細膩。
雖然要作為帶頭大哥，援助一系列小弟，會付出不菲的代價，但是同樣大唐通過跟這些小弟國家建立起這種關系，獲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就算單純考慮經濟利益，大唐能從這些國家賺回來的錢，也數十倍上百倍于自己的投入了。
秘魯也只是大唐第一個拿下的“兄弟國家”，而此時整個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的南美，都在革命之中，新的成員一個接一個的出現。
